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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
作者：李 肆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鲁迅携许广平抵上海，暂寓共和旅馆，十月八日入住景云里二十三号宅，从此开始了他在上海的定居生活，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病逝。鲁迅在上海生活这九年，是其一生中作为职业作家生活的时期——此前，他一直以做官教书为业，写作不过是业余的事。虽然自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起，他因蔡元培推荐，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能按时领取三百元的津贴，但这项收入只维持到一九三一年底，一九三二年即被取消。即便是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期间，他也不必去上班，过着职业作家的生活——他的主要收入则是版税和稿费。鲁迅在上海生活这九年，也是他成年后物质生活较为宽裕的惟一时期。鲁迅辞世不久，苏雪林即大肆讨伐他。她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中，颇为愤慨地谈到了鲁迅在上海的生活状况：“当上海书业景气时代，鲁迅个人版税，年达万元。其人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则久已累累”，“治病则谒日医，疗养则赴镰仓”。虽然苏雪林论及鲁迅时颇有些歇斯底里，然而她所提及的鲁迅的收入与日常生活却基本属实。这从《鲁迅日记》可以得到印证。
《鲁迅日记》对精神生活几乎不着一字，对家国大事亦无记载，然而对每一笔收入和重要支出几乎都有详细记载。因此，《鲁迅日记》被有些人视为生活流水帐，这不无道理——虽然，《鲁迅日记》的信息量和意义远非生活流水账所能涵盖。《鲁迅日记》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就是“泉”，如“收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二百”，“下午寄绍兴朱宅泉五十”。“泉”是“钱”的古名，《金史·食货志三》解释说：“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鲁迅在上海的生活是随着“版泉”汩汩而流的。
鲁迅一家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入住景云里二十三号，于次年九月九日因邻居嘈杂故，迁至景云里十八号，又于一九三○年五月十二日迁往北四川路上的北川公寓。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鲁迅一家迁居大陆新村九号，直至其病逝。大陆新村九号是一幢水、电、气齐备的三层楼的阔大建筑，堪称“豪宅”，这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不多的。鲁迅当时的生活水平，从他所购置的一些日用品亦可见一斑。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四日，他“买电风扇一具，四十二元”；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他“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而在当时，电风扇、留声机并非大众化的日用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以前，中国货币实行银本位制，一元钱的购买力是挺大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的一元约合今之人民币三十五元以上。据《鲁迅日记》可知，当时内山书店店员的月薪不过十五元。若以单身过平常生活，每月十元足矣。也就是说，鲁迅为五岁半的海婴买件玩具的花销就可供一个单身汉生活两个多月。诚然，鲁迅的收入是丰厚的，但其花销也很大：从日记可知，他几乎天天买书；他和海婴都体弱多病，总在和医生打交道；而鲁迅为人热心，交往繁多，家中客人不断，且饭局颇多；他还常呼朋引伴地去看电影……兹以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为例，看看他的收支情况与日常生活：
| 年 | 1933 | 1934 | 1935 | ||
| 收入（元） | 总计 | 10380.93 | 5869.49 | 5964.37 | |
| 月均 | 865.08 | 489.12 | 497.03 | ||
| 支出（元） | 购书 | 总计 | 730.40 | 878.70 | 1026.50 |
| 月均 | 61.60 | 73.24 | 85.54 | ||
| 看电影（次） | 6 | 37 | 39 | ||
| 疹病买药（次） | 49 | 50 | 43 | ||
| 饭局（次） | 总计 | 26 | 26 | 23 | |
| 自请 | 10 | 14 | 11 | ||
说明：
1．收入：第一，表中所列收入是指鲁迅作为职业作家卖文所得的各项收入，包括版税、零散稿费和从事编辑活动所得的编辑费。第二，表中所列的收入是指当年的实际收入，如一九三三年的收入中就包含韦丛芜所欠的旧版税二千二百九十九元八角三分，当年该领而实际未领到的版税和稿费则不计入。这也是《鲁迅日记》的记账方法，因为日常生活是在实际收入的基础上流转的，记实际收支更科学。第三，表中所列收入是根据《鲁迅日记》统计所得，大致可视为鲁迅卖文所得的实际数目。因为鲁迅对待帐目极细心，无论巨细都记得很详细，如“往开明书店取未名社欠款，得五百九十六元七角七分支票一枚”，“收大江书店四月分结算版税一百四十五元八角三分七厘”——即使是一笔较大的款项，其尾数他也一分一厘地记下。叶紫编《无名文艺》时，曾发过鲁迅的文章，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鲁迅日记》中有“得叶紫信并稿费五元”。而这笔稿费大概没给足，后来叶紫又补给他一元钱，于是日记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有“得阿芷信并补稿费一元。”由此可见《鲁迅日记》所记收支是较为周密的，错漏的可能性固然有，也不会太大。第四，一九三三年鲁迅许广平实收《两地书》的版税一千一百二十五元，表中所列鲁迅一九三三年的收入（10380.93元）包含许广平应得的《两地书》版税。第五，一九三四年的收入五千八百六十九元四角九分是个不确切的数，其中包括二月二十四日收日本改造社所付日金百元。另外，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鲁迅收到《生生月刊》预付稿费六元，后来《生生月刊》退回其《脸谱臆测》稿，于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中记有：“得李辉英信，即复，并还生生美术公司稿费泉十。”两则日记，一说六元，一说十元，定有一误。上表一九三四年的稿费收入中不含十二月二十五日所收的六元。第六，一九三五年的收入应比表中所列五千九百六十四元三角七分多五十元左右。因为六月二十五日日记中记有：“午后往生活书店取稿费，并……”只说了取稿费而没有明言稿费的数目，因此无法计入。所取稿费估计为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所载鲁迅译《死魂灵》第三至第四章应付稿费。生活书店有《文学》和《世界文库》两种杂志，一九三五年六月二日鲁迅已收到《文学》所寄六月份稿费。五月二十日，鲁迅收到《世界文库》所寄的稿费为五十二元。据此判断，鲁迅六月二十五日往生活书店所取稿费可能也是五十元左右。
2．购书：鲁迅的购书开支有明细记载——通行的《鲁迅日记》每一年的日记正文后都附有一纸书账，不仅注明何日买何书，而且书价也毫厘不爽，月有小结，年终有总结。一九二八—一九三五年八年间，鲁迅购书支出八千六百七十一元五角，月均约九十元三角二分八厘。他购书最多的一年是一九三○年，购书额达二千四百零四角五分，平均每月超过二百元。
3．看电影：鲁迅在上海生活的九年，最初只是偶尔看电影，后来几年却常看电影——一九三三年是例外的看得较少的一年。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常常议论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许广平也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许广平：《鲁迅先生的娱乐》，《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汇编》第2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1216－1220页。以下简称《汇编》）鲁迅几乎看遍了上海所有知名影院。为安全和方便起见，鲁迅看电影一般坐汽车来回，而且除非人满了，他总是坐“花楼”第一排——这是最贵的座位。鲁迅的意思是：看电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里，倒不如不去。同时，这也是为了方便许广平，因为她近视。另外，只是鲁迅和许广平两个人去看电影的场合也不多，他通常还会请周建人夫妇或别的朋友同去——若以人次计，上表所列的看电影的次数乘以四大概差不多。
4．诊病买药：表中所列诊病买药的次数仅指为鲁迅自己和海婴诊病买药的次数。鲁迅在上海生活期间，他自己和海婴都体弱多病，日本医生是其交往最密切的人之一。鲁迅虽然多病，他对自己的身体却并不太在乎，常常敷衍了事。他对海婴则呵护备至，海婴稍有不适他即延医诊视。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海婴只有一九三四年一月和二月及一九三五年七月和十二月没有看病服药；有时鲁迅上午才携海婴往须藤医院看了病，下午就又请须藤医生来家中为海婴看病。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鲁迅一家生病还算少的——在此之前，海婴更小，生病更多；在此之后，鲁迅自己身体又极差，为病所困。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家一九三二年诊病买药的次数至少七十余次（因鲁迅当年曾赴京探母，在此期间《鲁迅日记》无法记载海婴诊病买药情况）。日本医院价钱不菲——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记有：“同蕴如携晔儿至篠崎医院割扁桃腺，广平因喉痛亦往诊，共付泉二十九元二角”；鲁迅在高桥医院修一颗牙齿就花了十五元（日记1933年5月4日）。另外，请医生出诊比自己去医院诊病要贵得多——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海婴感冒，鲁迅邀石井学士赴寓诊，诊金高达十元（日记2月31日），而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日记显示，鲁迅自己带海婴去篠崎医院诊病，诊金为二元——而鲁迅请医生出诊的次数也挺多。由此看来，鲁迅在上海生活时期，一家人的医药开销也不小，因为他们并不享受公费医疗，也没有买医疗保险。
5．饭局：上表所列饭局是指较为正式的请客吃饭（不管是在饭店还是在家中），以及临时和朋友或家人下饭馆，而家中临时来客留之吃饭则不计入其内。之所以将在家中的正式请客吃饭也计入其内，是因为在请客吃饭问题上鲁迅的态度和关于看电影的态度差不多，即宁缺勿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谈到这个意思：“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2页。以下简称《全集》）比如，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为美国朋友伊赛克饯行是请的知味观的厨师“来寓治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来寓治馔”。鲁迅和朋友或者仅是自家人下馆子也计入了上表所列的饭局，因为鲁迅总去知名饭店——他常去的是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桥香、聚丰园等饭店——花费肯定不小。
根据上表，我们大致可知鲁迅在上海做职业作家时收支与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况。当然，一九三三年并非他卖文收入最多的一年，比如一九三一年鲁迅卖文收入就达一万一千四百三十二元八角九分五厘；而一九三四年也并非他卖文收入最少的一年。据陈明远先生统计，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六年，鲁迅在上海期间的总收入为国币（法币）七万零一百四十二元四角五分，月平均六百七十四元（陈明远：《鲁迅一生挣多少钱》，《文汇报》1999年12月7日）。我不知他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如果误差不大的话，以七万零一百四十二元减去鲁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津贴一万四千七百元，鲁迅在上海卖文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二元，月均约五百一十元。鲁迅的卖文收入，以版税为主，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鲁迅的版税收入分别为九千三百二十五元九角三分、四千九百六十二元八角七分和三千九百三十八元四角七分，三年间月均收入版税五百零六元八角七分。这一方面是因为鲁迅的书销量大且版税率高——如《呐喊》鲁迅生前即正版印行了二十三版，一九三○年第十四版时即已印行四万八千五百册，《两地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出版，当年鲁迅即收入版税一千一百二十五元（据《鲁迅日记》计算，约销4500册）；鲁迅著作的版税率，大多为百分之二十五，少则百分之二十。另一方面则由于鲁迅在版的图书种数多。
当然，上表所列并非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只是鲁迅生活中较有特色的且易于计算的几项罢了。事实上，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比表中所列繁杂得多，其支出也浩繁巨大得多。大致说来，鲁迅的日常开支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维持家用及贴补亲戚。鲁迅虽是三口之家，但家中远不止三个人吃饭——一方面，家中长期雇有两个女佣人；另一方面还常有他所关心的青年朋友寄居其家。比如，鲁迅在厦大的学生廖立峨就曾携女友在鲁迅家住了大半年，鲁迅不仅供其食宿，还给他零花钱，廖临行还向鲁迅索要了一百二十元钱，并带走“衣被什器十余事”。又比如，一九三三年底，冯雪峰去苏区后，其妻何爱玉及女儿雪明曾在鲁迅家暂住约三个月。瞿秋白也曾三次在鲁迅家暂住。另外，周建人一家及别的朋友也常在鲁迅家吃饭。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花钱。单以茶而言，鲁迅的三口之家每年就需上虞新茶数十斤——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买茶三十斤，次年五月十六日又买十九斤，其间还零散买过一些。由此可见，鲁迅的日常开销该不小吧？鲁迅在上海生活时，鲁老太太和朱安夫人还生活在北京家中，她们的日常开支也由鲁迅提供。另外，据《鲁迅日记》可知鲁迅每年还向绍兴朱家和周家（周心梅）寄钱。周建人一家也生活在上海，但周建人挣的钱没鲁迅挣的多，孩子又多，于是鲁迅也常常帮助周建人——一九三二年周建人妻王蕴如生孩子，三十元的接生费就是鲁迅代付的（日记7月30日）；鲁迅还常以给小孩学费的名义成百地给周建人钱（如1934年2月2日和193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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