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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
作者：许锡强
交往史实：一次宏观考察
《琐忆》全文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只用高中语文教材“预习提示”中的“曾经和鲁迅有过一些接触”来说明其作者恐怕不见得妥当。虽然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但是，瞧！“我”却能当面臧否鲁迅的思想历程，一旦“气极”就能“去见鲁迅先生”，而当时对文学青年不仅“不敢随便谈笑”，而且“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2〕的鲁迅先生，和“我”相处时却是既幽默又风趣（如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因此，最保守地描述，他们的关系也应如唐弢本人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座谈会上所说：
“我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在鲁迅生前，我只和黎烈文一起去过他家一次；大多数是在内山书店、咖啡店、小吃店，还有杂志或者报纸副刊编辑请客吃饭组织稿子的时候。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和鲁迅第一次见面开始到鲁迅去世，三年间，会面二十次左右，最后一次去见他，不幸他已不能像平时那样谈笑了。”〔3〕
和在其他地方都用“和他的接触并不多”〔4〕诸如此类的模糊表述不同，唐弢在此对他和鲁迅之间的交往的总的情况作了也许是惟一的一次确切表述，从而为我们进行考证提供了方便。
首先，唐弢有没有“去过他家一次”？我们注意到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致唐弢的信：“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时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自己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段了。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容许我谈天。”按，鲁迅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直至逝世，也就是说，自和唐弢第一次会面以来鲁迅在上海的住址并未发生变更；又，《推背集》一书已在鲁迅写这封信时由天马书店正式出版。所以，唐弢在《琐忆》中叙述的鲁迅第七次谈话肯定不是在鲁迅家中，虽然那叙述文本的总体意蕴是指向在鲁迅家中。此后有没有“去过他家一次”呢？查《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直至逝世，共有二十七次记及黎烈文，其中来访十六次，但都未提到唐弢同来；这期间，《鲁迅日记》也有十二次记及唐弢，说到信札往来和书籍赠送，而在信中则透露鲁迅将偶而看到的《推背集》书评都要剪下送给唐弢，如此关注关切，怎么可能比这些更见重要的来访却反而忽略不载？
其次，“会面二十次左右”又怎样呢？以当时唐弢的身份、鲁迅的状况以及他们的会面方式而论，唐弢和鲁迅会面不可能没有其他人在场。这样，根据唐弢自述，参考《鲁迅日记》的记载和旁人的回忆，他们的会面现在能够确切陈述的就只有如下几次：1.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黎烈文为《自由谈》组稿而在汉口路古益轩闽菜馆请客，和鲁迅同宴〔5〕；2.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林语堂为《人间世》创刊而在忆定盘路寓所请客，和鲁迅同宴且同车离去〔6〕；3.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生活书店《太白》创刊请客，和鲁迅同宴但不同室同席〔7〕；4.一九三六年春在某地不期而遇（这实际上也是模糊表述，但见于唐弢同年11月15日在《作家》月刊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记鲁迅先生》一文，想来不会“在记忆上产生某些疑似之处”〔8〕）。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写的《断片》一文中，唐弢还说《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多次设宴聚会，他和鲁迅同在——但事实上，唐弢就参加过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那一次宴会，并且那也是鲁迅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参加《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的宴请，因为在那次宴会之后不久，即当年五月九日，黎烈文即已被迫辞去《自由谈》编辑职务！
最后，还有一种重要的交往形式——书信往来。据《鲁迅日记》记载，唐弢总共去信十二封，得鲁迅复信九封（按，实得十封，1936年6月3日的一封，系鲁迅口述，许广平代写，《鲁迅日记》失记；现存复信九封，失1936年3月31日复信）。正如唐弢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致许广平信所言：“周先生给我的信，大概有十几次，但有些都是略谈几句，并无议论。”〔9〕总之，就书信来往而论，唐弢和鲁迅的关系也不密切，而不是他自述的“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因为这话意味着只是并非最密切而不是不密切或比较密切！）。
因此，这样一次宏观考察的结论就是：唐弢自述“我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这是不能成立的；相反，他确实只如《琐忆》课文“预习提示”所说是一个“曾经和鲁迅有过一些接触”的文学青年。但是，《琐忆》全文的意蕴却明显地指向前者。那它所“忆”的内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内容来历：两种文本比较
严格地从鲁迅这个视角来说，唐弢之所以为世所重，并不是因为他初涉文坛时曾和鲁迅有过接触，而是因为他在鲁迅研究上卓有成效（他的全部著述都向我们证实：他对鲁迅其人其文的了解确实可以用“滚瓜烂熟”这个成语来形容！）。难免的，他的记忆就会将他和鲁迅的接触与对鲁迅的阅读混淆起来，“在记忆上产生某些疑似之处”。如果我们把鲁迅的历史存在（生平和著述）当作一种文本，和《琐忆》文本进行比较，那就可以充分地证明：《琐忆》所“忆”的内容相当部分来自他对鲁迅的阅读，而不是来自他和鲁迅的接触。
一、第一次谈话。关于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唐弢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发表的《记鲁迅先生》中这样叙述：“……互通姓名以后，他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接着就谈到叭儿们的阵容。……”〔10〕但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和一九六一年九月发表的《琐忆》中，却把这“接着”转换成了“我也姓过一回唐”的谈话〔11〕，“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高中语文课本还为“唐俟”加注说，“鲁迅发表《梦》、《我之节烈观》等文时用的笔名。”但是我认为，当时唐弢对此不仅不可能“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而且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唐俟”这笔名。理由有二：一、那是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诗和随感时用的笔名，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前，那些新诗并未编集出版，随感录虽已编入《热风》一书但却无注释，当时公开发表的鲁迅生平传记材料还极其有限，而唐弢却是一个出生农民家庭、只有初二学历且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邮局工人，怎么可能知道鲁迅是用“唐俟”的笔名在他并未接触且是十五六年前出版发行的杂志上发表诗文？二、正因为“唐俟”这笔名如上所述还不为世人所知，所以在和唐弢会面后不久，即一九三四年六月和七月，鲁迅又先后以此笔名分别在北平《文史》月刊和《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儒术》和《看图识字》两篇文章（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中）。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唐弢开始研究鲁迅是在一九三八年参加《鲁迅全集》校对工作，尤其是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对“唐俟”等等的了解就是从事鲁迅研究的收获。为什么要把这阅读所得移置于接触之中去呢？原来却是为了主题的需要：“……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聚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二、第五次谈话，讽刺攀附阔老者，明显来自鲁迅的文章《说“面子”》。但唐**却为此增加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这里讲故事的时间应当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即唐**和鲁迅认识以后，但直到鲁迅逝世，中国这期间都未形成过“依赖美国”的宣传攻势（而美国当时则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并未作多大的介入和干预），相反的，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收入《且介亭杂文》中）一文中倒曾这样描述中国的舆论宣传：“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按，此系鲁迅笔误，应为“三年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已，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二、唐**笔下的“美国”恐怕是“国联”或“英国”的误写。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一九三二年四月国联派英国人李顿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同年十月二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因此，用鲁迅的话来说，“只希望着国联”也当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间，而不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以后鲁迅讲故事的时候。附带说一句，也正是因为对国联的失望，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和苏联恢复了中止五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并且，当中苏两国政府尚在讨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代表就开始商讨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或安全互助条约的问题〔12〕。一句话：唐**为鲁迅的第五次谈话加上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纯属史实误置。这误置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实际上，《说“面子”》（收入《且介亭杂文》中）本是一篇针砭国民性的文章，加上那么一个历史背景完全是为了主题的需要：那个故事就从“改造国民性”转变成为“对敌能憎”了！
三、第二次谈话，批评盲目夸耀地大物博者，来自《准风月谈·黄祸》；第三次谈话，鼓励青年不必自惭浅薄，来自《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第六次谈话，抨击禁止男女同学同泳，来自《花边文学·奇怪》。这三处都是几乎逐字逐句地抄录鲁迅的文章，但为篇幅所限，兹不赘引。
四、第七次谈话。上文已经证明，这事不可能像《琐忆》写的那样是发生在鲁迅家中。
这样，关于《琐忆》的文体性质，我们就可以说：它其实不是一篇回忆性文章，而是一篇回忆兼研究且有虚构的文章；它的内容固然有不少是来自和鲁迅的接触，但相当部分却是来自对鲁迅的历史和著作的研读；唐弢本人则为此而在《琐忆》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即创造了一个迥异于三十年代初期他的真实状况的、能够和鲁迅平等对话甚至动辄俯视鲁迅并大发议论的叙述人——“我”。
主题：过分简单，过分肤浅
如果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那就会发现《琐忆》文体性质及主题思想的形成和其构思的产生过程密切相关。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唐弢曾经两次谈到这一过程，要点如下：
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唐弢原打算同以群合作写一个电影剧本《旗手鲁迅》，“以群同志比较倾向于写全面的鲁迅传”，于是“我想从鲁迅一生中挑选几个最足以表现他的性格，既可独立又能连贯的故事，组合在一起，以表示鲁迅这个民族巨人的不朽的精神”。“不过多少年来，我们总是强调‘横眉冷对’的一面，简单地把鲁迅写成金刚怒目式的战士，而忽视他‘俯首甘为’的一面，忘记他本质上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作家”，于是唐弢想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并且把它确定为《旗手鲁迅》的主题。但这一合作最后因为一九五九年唐弢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而未能完成。不久，鲁迅八十诞辰的日子到来了，英文杂志《中国文学》编辑部约唐弢“写一点回忆”。“我根据先前的想法，将当初为构成电影剧本而搜集起来的一些太零星、太琐细的材料合成一篇，既写了他‘横眉冷对’的一面，也写了他‘俯首甘为’的一面，并且有意将重心放在后一点”，这就是《琐忆》〔13〕。
由此可见，《琐忆》实际上是电影剧本《旗手鲁迅》的缩写，是对鲁迅的历史和著作的研读的结果；其主题的形成也不是来自他和鲁迅的接触的体验（鲁迅的侧面），而是来自对所研读的材料的思考（鲁迅的全面）；并且，这主题既经形成，就不能不对材料的选择起制约作用，从而使《琐忆》出现了虚构或史实误置成份，因为他通过和鲁迅的接触所能了解的只是鲁迅的侧面。
在此，我们也就看到了《琐忆》会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被看成了唐弢创作的典范，而且被看成了“回忆鲁迅散文”的典范！）的原因所在：其主题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反拨。但在我看来，这也正是《琐忆》的至命伤所在；《琐忆》的作者（并非整个唐弢其人）也好，《琐忆》的热情接受者也好，都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若甲反对乙，而乙是错的，则甲必然对。殊不知在魔圈式的封闭性思维空间中，互相反对的甲与乙，有时可能处在同一不正确的地带上”〔14〕。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免不了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15〕。因此，表面看来，《琐忆》的主题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反拨，但其实也同时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一种模仿。
在上面的辨析过程中，我们事实上已经触及《琐忆》的主题，这主题对材料的选择起限制作用，从而使《琐忆》出现了虚构或史实误置成份。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琐忆》的主题概括的是鲁迅的“全部人格”，但其作者和鲁迅的实际接触却很有限，这就难免产生以偏概全的弊端。表现在内容上，《琐忆》的致命伤在于它的主题是对鲁迅的高度简单化。席勒说得好：“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16〕更何况鲁迅是那样一个历史伟人！但唐**却把鲁迅的“全部人格”抽象成了对敌能憎和对友能爱这样两个侧面，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物，而是阶级观念的抽象符号”〔17〕。限于篇幅，我们只好在他给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予以论述，即：
一、对友，鲁迅并不仅仅是“能爱”，而是“爱憎不分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18〕。其他的不论，和唐弢接触的时期就正是鲁迅一生中这情感最为沉重的时期：“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19〕“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20〕“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21〕由此也很可以理解，虽然“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别的一些人就不多疑、世故、脾气大、爱骂人和睚眦必报。更加荒谬的是，在唐弢看来，所谓对友能爱，竟还意味着：（一）“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事实上，成熟意味着超前、超常和超我，鲁迅的思想成熟使他处于“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的寂寞之中〔22〕，“爱憎不分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情感特点就因此而形成。（二）“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然而不必说事实，鲁迅的一些言语就反驳着这种说法。如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向章廷谦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语气何其轻蔑！如此言行一多，当然难免外人摇头，连他最亲近的周建人（1929年8月24日致周作人信〔23〕）、章廷谦（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24〕）和曹聚仁（1936年8月17日致鲁迅信〔25〕）等等都私下为他惋惜不已！
二、对敌，鲁迅也并非只是“能憎”，还不得不依存。例如在北京的时候，他不得不做官，章士钊免了他的教育部佥事职务，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愤而辞职抗议，但他却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回那个官职。到上海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领取每月三百元“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不好”。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26〕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知道这“不好”，但又似乎别无选择。至于在四面碰壁时说“到公洽(即国民党军政大员陈仪)那里当兵去！”〔27〕那当然是小而又小的事情了。
结论很清楚：鲁迅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的人物；面对这样一种历史存在，《琐忆》的主题是过分简单和过分肤浅了。令人欣慰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吴俊和王晓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对鲁迅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作了相当彻底的探索；而汪晖则更是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唐**为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所写的代序《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鲁迅》则明确申明：“我完全支持他的研究和探索。”〔28〕我们不能忘记唐弢在新时期实现的自我超越！
背景：相当复杂，相当深刻
如果只是指出《琐忆》主题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反拨，就不再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作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就很难说是公正地对待唐弢先生。当然，为篇幅所限，在此我们只能作简略的说明。
很明显，《琐忆》问世的时代正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不无盲目地认为，我们对于一切已经有了结论，只需要按‘既定方针’办事，依照现在的楷模去行动就够了，‘探索’只是少数‘伟大人物’的事。正是这种多少僵化了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鲁迅‘英雄’形象”，〔29〕进而“不可避免地被捧为被利用的偶像”。〔30〕“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31〕多么悲哀！
这悲哀表现在鲁迅研究中，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和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的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从而“不利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深刻社会意义的分析及其独立价值评价，因为从这个角度衡量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的意义，其任何对中国政治革命规律的忽视都会降低它们的思想性的高度，而当毛泽东同志早已对这些规律做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精当的理论归纳之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便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剩下的只能是‘艺术’、‘技巧’和‘手法’，思想的探索就此止步，思想家的鲁迅便终止了他的独立作用”〔32〕。
这悲哀表现在遗著流传上，就是出现了“删改原文”这样的粗暴事件。例如，“在苏共的党内斗争中，不但要托洛茨基从现实世界中消失，而且也要他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冯雪峰反托是很坚定的，他不愿意《鲁迅全集》里出现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删了”〔33〕。
这悲哀表现在史实整理上，就是许多重要人物对鲁迅的回忆出现了变形变质。例如，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竟然能使朱正写成一本专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沈鹏年的回忆文章（所谓毛泽东曾去八道湾谒见鲁迅即出此公回忆），冯雪峰严厉指出：“大部分是‘捕风捉影和另有用意而捏造’的，亏他虚构得真有其事一样”〔34〕；而冯雪峰本人的《回忆录》，“它在当时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实决不能成为回忆录的楷模。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多少具体生动的材料，那足以说服读者赞同作者的观点或者读者可以据以得出自己的观点的材料，看不到多少既有普遍意义又表现着鲁迅的独特的东西，看不到既是典型又是一个‘这个’的鲁迅。作者把一般叙述和自己的判断混在一起，给予读者一个又一个的结论。无论作为回忆录，或者作为一种研究，它的缺陷都是明显的。”〔35〕——最后一句话，如前所述，移用在唐弢身上也很贴切！
因此，我们不应该惊奇，在那个时代唐弢会写出《琐忆》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应该惊奇的倒是，它印证着唐弢想“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是那么坚韧——正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唐弢虽处于那样一个时代，却为我们提供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1956年）、《论阿Q的典型性格》（1958年）和《论鲁迅的美学思想》（1961年）等“实在具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鲁迅研究的里程碑性质、有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36〕的长篇论文；进入新时期以后，则超越自我，奖掖后进，为我国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注释：
〔1〕鲁迅：《三闲集·怎么写》。
〔2〕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3〕《鲁迅研究资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
〔4〕〔5〕〔7〕〔8〕〔10〕〔11〕〔13〕〔28〕唐弢：《鲁迅论集》，第539、510－515、590、472、503、511、535－536、53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6〕唐弢：《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307、4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又，《鲁迅论集》，第471页。
〔9〕周海婴：《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第47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12〕〔美〕高沃龙：《对手与盟友》，中译本第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出版。
〔14〕何新：《理性与文学中的一道魔圈》，《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第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2月出版。
〔15〕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6册第1－2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16〕〔17〕引自刘再复：《性格组合论》，第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18〕鲁迅：《译文序跋集·〈幸福〉译者附记》。
〔19〕鲁迅：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
〔20〕鲁迅：1934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信。
〔21〕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22〕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3〕〔24〕转引自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第359、3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25〕转引自陈漱瑜主编：《一个都不宽恕》，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
〔26〕王得后：《〈两地书〉研究》，第2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27〕许钦文：《祝福书》，《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29〕〔30〕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13、18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31〕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
〔3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第1、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33〕朱正：《谈〈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杂志1995年第10期。
〔34〕转引自朱正：《鲁迅回忆录正误》，第8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35〕文克坚：《关于冯雪峰鲁迅论的形成和特点》，《鲁迅研究》第11辑，3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36〕蓝棣之：《唐弢》，《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4卷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