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5期

韩石山著《徐志摩传》

作者:李国涛




  读了韩石山先生的新著《徐志摩传》,很是欣赏。我不得不赞之曰:文辞清丽,考核精详;体例新颖,析事入情。且容在下慢慢道来。
  先说“文辞清丽”。近几年只知道韩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但没读过他的大著。他的报刊短文偶尔读到。说实话,我对他的文风不大喜欢,也就是以为有点油滑。后来想也许是我少见多怪,现今的时髦文风就是这样。前几天得到《徐志摩传》,我知道这是他近几年的心血所在,立即就读了。一读,可就被吸住。吸住我的,首先就是那里面的文章好。作者在《序》里,忍不住对他自己的文字略有自夸。我想,也正值得夸一夸。不油滑,不,一点也不了。文风如何能一下就改了呢?我想,这有原因。夫报刊小文,与人论辩,唇枪舌剑,各逞意气,毛病就来了。写正经学术著作,一板一眼,无从油滑。而他的文章本来就好,这就只见好处,掩去瑕疵。我读过不少当代人写的作家传记。也说实话:文辞太差。因此大都枯燥,而少趣味。传记有它的难处,只是个叙事,怎得生动?这部书可是好,不单生动,且清丽可诵。清,且丽,不易。比如,叙及张幼仪在离婚几十年重返欧洲旧游之地时的感情,那是很动情的(虽然有张氏的《小脚与西服》作底本)。书的三○二页:“一九二五年春节期间,王赓得知徐陆相恋,不准徐陆往来,遂有志摩赴欧之举。”这就清。王赓在东北作官,乃以陆小曼托与好友照顾。有信引证。下面作者说:“看了这封信,我们只能感叹这位王先生实在是太忠厚了,胡适之、张歆海之流,哪里是可以托付娇妻的人选。”这就丽。谈到孙伏园当年编《晨报副刊》,欲发鲁迅《我的失恋》,而突被上司刘勉己抽下一事。引孙老先生原话,三十年代文中说,“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可是刘跑了。同一文章在解放后再印出时,改成“就顺手打了他一嘴巴”,打上了。作者说,“随着鲁迅声望的越来越大,孙先生的手掌离刘勉己的脸颊越来越近,而离诚实越来越远了”。这也波俏可爱。不过也就微沾油滑了。
  第二点,考核精详。作者是勤奋的。他的参考书目达九十六种,目前在海内外可找到的,大都齐备,且有与某些知情人的函件;他以三年之力于材料的梳理。于是在全书中我们就处处可见其考核之功。他在不少地方纠正回忆录之类文章的误记或躲避。比如说,陆小曼回忆她与徐志摩相识的时间,这一般说来不会错。但是作者说不。又如蒋复璁回忆自己编徐的诗集时将某诗置于卷首,作者说错了,是卷末。这些地方,不仔细的人,一般是相信事主本人的话的。即如徐陆相识的时间、逾过“礼教大防”的时间,作者都能给他们一一考实。从后来的信里,从当年的诗里,从隐喻和暗语里推出并坐实,时间有了,地点也有了。老狱断案,煞是好看(见此书170—172页)。书里连沈从文当初受徐志摩提携,在《新月》上发出作品的目录也详查出来。因此他就可以下一断语云:美国学者金介甫名著《沈从文传》里说沈“不依附任何作家团体”的话并不确切。空口无凭,材料是证。所以我说,此书的资料使用,甚有可观。
  第三,说到体例新颖。这是作者在《序》里说过的。他说他用了过去中国史书惯用的纪传体。二十四史都是用这种体例。用一个个人物的传记,连贯成一个时代的历史。比如,《史记》、《汉书》里汉高祖的《本纪》记出那一段的主要史事。要读得丰富一点,再读萧何、韩信等人的《世家》或《列传》。在这部《徐志摩传》里,分家庭、本传、交游三个部分。本传是传主的主要事迹;家庭人物算是世家吧;交游诸人算是列传人物。我看家庭成员的记事也是各种传记所不可少的。只有交游一部分,占全书五百五十页里的二百二十页,共收与之交游的人物四十名。我最喜读的是这一部分。这实际上是写了四十个与之有关的人物小传。可贵的是这些小传写得都很认真,我见过其中有的曾单独发表过。这种纪传体本是中国传统的史书写法。但是这些年来不见用了。作者一用,转为新鲜。正是钱钟书所云:“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管锥编》321页)修辞如此,体例亦是。你读徐陆恋情事迹,甚有趣。陆是王赓的妻子,王赓是如何得知陆的私情的?请看蒋复璁列传。所谓“错中错”的传奇故事由蒋亲见,徐的惶恐,王的愤然,如在眼前矣。
  最后说到析事入情。徐志摩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情”很多。你写他,必须入情。作者颇解这一点,所以他作出不少人所未道的分析。不但如此,他写其它四十篇“列传”,也注重一个“情”。合情合理,合情感、合爱情以至合情欲,这就是我所说的“析事入情”之情。这里面有徐志摩与闻一多相敬而不相密的原由,有徐志摩接受胡适聘约为研究教授的不安(他算不得学者,自知之也)。其他的事很多。徐志摩弃前妻张幼仪而恋陆小曼,于旧道德新道德均说不过去。这一点作者是肯定的。但是说徐约张到欧洲就是为了离婚,“那就有点不近人情了”。我欣赏的还有对周作人的分析。北京一九二四年有一场“闲话事件”,鲁迅、周作人、陈源、凌叔华、徐志摩都沾上了。那是一场大争论。挑起人是稳健平和的周作人。为什么?作者从周作人对凌叔华的“情”上分析,落实到一种佛洛依德的潜在心理上。这是前人未曾道的,我觉有点道理。顺便说一下,在叙及当年北京文坛时,我总觉作者有点偏爱了东吉祥胡同一派,而屈了八道湾二周等人。你说周作人写文传谣,冤枉了陈源;但是陈源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的,也该一辩才是。说到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凌叔华》中说凌随夫“此后便定居海外。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去世,享年九十岁”。我记得似乎凌到晚年回到北京,也是在北京去世的。
  
  (《徐志摩传》,韩石山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定价:2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