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6期
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
作者：朱 正
抗日战争结束，政局一大变。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飞抵重庆谈判。浦熙修报道了机场上热烈欢迎的场景：
“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昨日下午三时半抵渝。全中国人民的心里都在欢呼，欢呼着团结有望，和平前途有了保证。
“毛先生是昨日上午十二时一刻自延安起飞，延渝之间仅三小时的飞行距离。当记者一时许赶到九龙坡飞机场的时候，周至柔将军代表蒋委员长，参政会邵力子秘书长，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外国记者等早在等候。接着民主同盟以张澜为首，沈钧儒、黄炎培、冷御秋、章伯钧、左舜生、谭平山等几位须发都白的老先生，也自成队伍，从后赶到。休息室里更坐着郭沫若夫妇等。大家时时从室内跑到室外，欢欣地、焦急地等候着。那怕秋老虎再吓人，没有人感觉疲劳。
“欢迎者听见了喇叭的信声，群趋机场仰望天际，果然西北角上一架两架翱翔而来，不管警卫人员的拦阻，铁鸟刚刚着地，人们都已抵达机门。周恩来先生最初和欢迎者招手，但他还是让毛泽东先生先下来。蓝灰布的制服，红红的脸庞，浓重的湖南口音，农民本色，健康得看不出已经是五十二高龄。他戴着一个灰派力司的盔。卡片不断地递到他手里，他一一和来迎者握手，并连口道谢。周先生更是熟识地介绍着。赫尔利大使、张治中将军紧跟着下来。王若飞好像更胖。
“中国的民族性虽忘了借鲜花欢迎远客，但真正的热情更赛过了鲜花。开麦拉（引者注：英语照像机camera的音译）阻止了去路，索性站定了让大家大拍一阵。赫尔利不断地说：‘这活像好莱坞。’十几分钟后才让开了一条路。迎接的两辆汽车已经开向前来，一是蒋主席特派的，一是美大使馆的。但赫尔利坚持着要同坐他的汽车，于是毛、周两先生及赫、张两将军同在一辆车里开赴张治中部长公馆。”
国共谈判，以及由这一谈判而产生的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出新闻的地方。浦熙修和《大公报》的彭子冈，《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常常一起前去采访。也就正好是在这段日子里，妹妹安修也从延安来重庆了。姐妹重逢，自然分外高兴。她们不只是叙天伦之乐事，两人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接近的。她们就像分别在不同战场上作战的两名士兵，见面了，真有说不完的话题。全国解放之后她们又重逢了，安修告诉姐姐，那一次是奉党的委派到重庆去接她到延安去的。她责怪妹妹说：“那时为什么不和我说明白呢？”妹妹说：“我觉得你反正不会去，所以没有明说。你不想想我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到重庆来干什么呢？”浦熙修想，也是，即使妹妹说明来意，她大约也未必会去。在重庆，她有太多的牵挂，在这里，有她的事业，也有她不易割舍的友情。她晚年在自传中提及此事，说：“我那时还留恋着记者职业，我觉得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这样熟悉，我不愿离他们而去。”
在她说的“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中，首先是常常同她一道跑新闻的采访部主任石西民。朱嘉树在悼文《浦二姐琐忆》中提到：“她也倾慕党内才俊之士石西民，经常一起采访，有许多共同语言。”这样，我们对于她自传中说的“我不愿离他们而去”当有更具体的理解了吧。
不久之后，浦熙修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这事，她在自传里是这样说的：“我加入民盟是因为当时住在史大姐家，由她一再劝说而加入的。我觉得反正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团体，加入了也无所谓。我后来把加入民盟的事告诉了《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同志。他说：‘你对政治还这样感觉兴趣，我介绍你入党不好吗？’我想我早就和你们在一起了，入党当然好。如果他当时就介绍我入党，我也一定加入了。”
浦熙修参加的是民主同盟而不是共产党。这事在她有一点偶然性。在她当时看来，这同样是参加了一个革命组织，却没有想到这事对于她后半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也不必事后来追悔。她后来的命运，从最根本上说，有它气质上的原因。
在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中，有一次值得大书一笔的采访活动，就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举行的政协会议是国共两党谈判的产物，商定由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集会协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怎样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实行宪政。对于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浦熙修设计了一个很有新意也很有规模的报道方案。她在会议开幕以前一个多月，就开始逐一采访这来自各方面的三十八位政协代表，每人一篇访问记（有两篇是合写两人的），逐日发表。她在每一篇不太长的访问记中，不但客观地反映了各被访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也在记下自己印象的时候含蓄地表示了对各人的评判。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刊出了第一篇《访问傅斯年先生》。傅是无党派人士，他对会议前途似乎不甚乐观。他说：“首先要澄清政治。但这既未做到，谈判些现实问题如何能得到解决？”
在民盟主席张澜的访问记中，浦熙修情不自禁的赞颂道：“他那坚定而坦白的态度，确称得起为第三方面的领导人物。”对于民盟的另一代表沈钧儒，访问记说：“他和蔼可亲，但那坚强的意志，常常使他为国事挺身而出。”访问记还介绍了他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第一要结束一党政治，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共同组织政权。第二，参加的人士，不是作为咨议的性质，而要有实际的行政权。”
对于青年党党魁曾琦的描写就不是这样的了。访问记开头就说：“左舜生先生为我们介绍曾琦先生道：‘他或者不大合青年人的胃口，但他的道德文章是值得敬佩的。’果然记者昨天见到这位青年党领袖的时候，瓜皮小帽长袍马褂，胖胖的，表面十足是旧式人物。”关于政治主张，访问记报道，曾琦说：“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对的。但自毛氏来渝开始谈判后，变为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这时，青年党是在野党，希望能进入政府分享权力，所以说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是对的。
执政的国民党却不能接受这个主张。邵力子代表的访问记中就引了他的“联合政府万万行不通”这话。陈立夫代表在接受浦熙修采访的时候更强调地说：“至于联合政府，决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训政结束，是要将政权交还给人民，决不是交给各党派，因为无党派的人民，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呢。”
共产党的代表却从另一个角度反驳曾琦。董必武在接受她采访的时候表示，共产党并没有舍弃联合政府问题不谈，而专谈军队与地方问题。他说：“国民党有党军，为什么共产党的人民自卫的军队就该被剥夺？其实军队国家化，是中共一向所主张的，但要交与民主的政府，非交与另外的党。”
周恩来访问记在介绍他的政治主张之前，先这样描写了他的风度：“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数年来谈判的名手”。
这一组访问记每一篇都是写明了被访问者姓名的，但是有一篇例外，只说是“某代表”。他根本不愿意接受采访，被浦熙修纠缠不过，说了一点意见，却交代不要发表他的姓名。浦熙修答应了。因此，这篇访问记一开头就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某代表，素性谨慎，记者曾往访三次，最后一次还是等了一下午才见到。他的公事忙碌，每日常常要工作到十六小时，因之更觉其发言之重要而珍贵。这里为尊重他的意见，姑隐其名。”有人问浦熙修：这位某代表是谁呀？她答道：我答应过他永远不公布的，我得信守承诺。不过，等你把这一组报道看完，不也自然就知道了吗？正是这样，三十八位政协代表，有三十七位的姓名出现在她的访问记里面，没有出现过的，就只有担任外交部长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了。他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出来的坚决反共的态度，浦熙修如实给他发表出来。
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中，民主同盟是站在共产党的一方。民盟的宣传主委罗隆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般的说，政府必须准备先开放政权，假若先谈统一，就不会有结果，军队国家化问题，也要双方都交出来。”浦熙修问他：“有人说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罗答：“中共谈民主，与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相同，当然就合作；国民党谈民主，民主同盟也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民盟可以做任何一个谈民主党派的尾巴。”访问记还记下了罗隆基的这样一段话：“目前行政的贪污与无效率，实在是政治不民主的表现。因为其他党派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朝党可以孤意独行，在野党无法监督与批评。假若实行民主选举，在朝党知道执政一个时期后必须与在野党平等竞选，那么就不敢放手做坏事了。”
浦熙修是希望民主同盟在国内政局中能够起更大一些的作用。她在章伯钧的访问记中，插叙了几句自己的感想。她说：“记者深感，假若要（政协）会议进行顺利，这没有枪杆子的第三者的力量是很有用处的，诚如美国的《先锋论坛报》所言：‘假若没有这些中间分子的努力，马歇尔元帅来华的工作，将归于绝望。’”
马歇尔是当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的美国特使。一次他对罗隆基也说出了这样的期望：“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将随着这个党派获得职位和受到赞助而增长。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国共）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马歇尔使华》，1981年中华书局版，第436页）章伯钧、罗隆基，以及这时已经是民盟盟员的浦熙修，就都是马歇尔寄以厚望的自由主义者。
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开幕。当天的《新民报》晚刊上就刊出了浦熙修采写的开幕报道。接着举行的大会小会，各党各派发表的主张，她都逐日作了详细报道。
在采访政协会议的时候，罗隆基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年《新民报》的同事张林岚后来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记下了这样一件往事：“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哦，你不会认为好笑吧？”对女友，她直率地说出了对罗“倾倒之至”的心情。
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二月十日，重庆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较场口广场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正要开会的时候，会场发生了骚乱。那是主席团正在洽商推举总主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宣布开会，自任主席。李公朴正要上前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即遭到暴徒毒打。接着更乱打起来，打伤的有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六十多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这一伙行凶的暴徒不但身怀铁器碎石，还事先准备了他们的《大会宣言》和口号，行凶之时有人分组指挥，在场的宪兵警察也不加制止。为首的是特务分子刘野樵。可是对于这一事件，中央社却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刘野樵是自己跑上主席台去寻衅，中央社却说是“临时推举市农会代表刘野樵为主席”，暴徒行凶，中央社却说是“民众互相殴打”，为行凶者开脱罪责。对此浦熙修很觉气愤，即和石西民等几个人发起，发表一封致中央社的公开信。她参加起草的这封公开信中列举事实，指出中央社的报道“颇有失实之处”。信中说：“贵社为全国性新闻发布机关，影响所及，谅非浅鲜，本新闻纪事应求真实原则，同人等爱护贵社，敢竭愚忱，略尽数言，幸垂亮察。”重庆各报记者在公开信中签名的共四十二人，其中有石西民、浦熙修、高集、程光锐、曾敏之、邓蜀生、钦本立、刘火子等。
政协会议之后不久，政治重心从重庆回到了南京。浦熙修也就调回南京新民报社，担任采访主任。八年前离开南京的时候，她在报界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现在回来，她已经是一位在同行和读者中颇有声望的名记者，而且是一位政治倾向鲜明的名记者了。
她刚刚回到南京的那几天，大较场机场成了新闻界采访的热点，一批批军政要员从重庆飞来，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一天，浦熙修和他们报社的同事钱辛波在机场忙了大半天，看看天色将晚，他们正打算返回报社，只见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盘旋而降。舱门开启，在几个美国军人之后走下舷梯的是三个穿西装的人，浦熙修眼尖，这不是石西民吗？他们三个，正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先遣人员。石西民是老相识了，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因为事先没有联系好，他们下了飞机不见有人接待，正感到为难，浦熙修即邀请他们同乘《新民报》的汽车进城。在车上，石西民等人商量到何处落脚，浦熙修听了，说可以先到她家休息。石西民先也说好，转念又觉得不妥，人家会说中共代表到了南京先上浦熙修家，会给她带来麻烦。于是照钱辛波想的办法，先去新街口附近的蜀中饭店，一面吃饭一面给邵力子打电话联系，告诉他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已经到了南京，请安排食宿，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钱辛波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记述了这一段往事，感慨说：“想当年，谁与共产党接近是一桩危险的事。而浦熙修则甘冒风险把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接进了南京。”
石西民他们的到来，又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材料。五月二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刊出了浦熙修的特写《中共代表下榻处，国府路上梅园村》，报道了南京地方当局为中共代表团找妥驻地的消息。
这时，正是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前夜。一方面，在张家口附近，在晋东南，特别是在东北，已经打了起来；一方面，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两党之间进行调处，国共两党的代表还在谈判。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即所谓第三方面，主要是民主同盟，再加上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也都为促使谈判的成功发挥各自的作用。浦熙修围绕这些活动采写了不少消息。她报道了“邵力子邀请民盟代表张君劢、章伯钧、梁漱溟、黄炎培今日来京，系请各方代表先行晤面，以中间人姿态，协助打开局面”。报道了“张君劢昨日午后访晤马歇尔特使，马帅甚望中国即行和平。罗隆基亦将于日内与马帅约晤。周恩来昨晚曾再度访晤民盟代表，中共对东北希望地方联合政府之实现，对于整军问题亦曾商谈”。报道了民盟代表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史良等人谒中山陵的活动。她还独家报道了罗隆基与马歇尔晤谈的消息，说“马帅与民盟以中间人看法，政府态度并非完全硬性而无商量之余地”，消息并且暗示了近日即可发布停战令。
六月六日，蒋介石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下令在东北停战十五天。在七日至二十一日的停战期间，国共两党在南京进行和谈，第三方面也积极从旁促进。浦熙修在报道中，介绍了民盟的立场。她把罗隆基对她说的一句话也报道出来了：“国共打仗，中间人劝架，不许打仗，是谓中立。但争取民主、自由，则无中立可言，因同为被压迫者也。”这对于民盟当时所持的中立态度作了很好的说明。就政治立场而言，民盟是站在争取民主、自由的共产党一边的。
到了六月二十一日，没有谈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周恩来又同时宣布东北停战再延长八天，到三十日为止。经过八年苦战的中国人民都希望和谈能够成功，已经开始的内战能够停下来。看到这次停战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很是着急。为了表示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促使谈判成功，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向有关各方呼吁和平。代表团以马叙伦为团长，团员中有篑延芳、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阎宝航、雷洁琼等知名人士，代表团秘书为胡子婴，此外还有两个学生代表陈震中和陈立复。浩浩荡荡给他们送行的各界人士五万多人，在车站举行了欢送大会，陶行知、吴晗、林汉达等人发表了讲话，表明反对内战的坚定决心。送行之后，数万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
当代表团乘坐的火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的时候，遭到了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凶殴，造成“下关惨案”。马叙伦、阎宝航等人都被打伤。前往采访的浦熙修和《大公报》记者高集，代表民盟总部前往欢迎代表团的叶笃义，也都被打伤。而以雷洁琼、叶笃义和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伤势最重。
这件事在浦熙修的自传里写得很简略：“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马叙伦等到南京请愿，反对内战。我得到中共代表团范长江的电话，和《大公报》记者高集等前往下关车站欢迎。不料当晚就和代表团一起被国民党特务毒打，称为‘下关事件’。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我也更加仇恨国民党反动当局。党的关怀和群众的纷纷慰问，大大鼓舞了我。养伤一个月，伤好后，我还干我的记者工作，干得更起劲。”
当时现场情况，雷洁琼回忆说：“我们代表团刚出站台收票处，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涌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我们包围起来。在场的军警，视若无睹。在混乱中，我们代表团的人被推推拉拉，隔开成两部分人，马叙伦和我还有几位记者被推进了候车室，阎宝航等四位代表被推进了西餐厅，聚集在门外的‘难民’大叫大嚷，吵闹不停。这时，浦熙修、高集和其他报社记者向‘难民’们说明身份要求出去。他们刚出去不久，又被门外的暴徒包围。人群中有人高喊‘打那个女的！’浦熙修随即挨了打。又有人喊：‘那个男的也不是好东西！’于是高集也挨了打。不得已，记者们又只好退回候车室。这时围在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他们一涌而进，高声喊打。顿时，桌椅、汽水瓶、茶杯一齐飞向我们头上，马叙伦被打得受伤很重，浦熙修和高集也未能幸免。我被暴徒揪住头发，胸部被一只痰盂击中，一个暴徒趁乱要抢我的戒指和手提包。我拼命抵抗，手被抓破，流血不止。混乱中，浦熙修又被推倒在我的身上，暴徒脱下皮鞋猛抽我们两人。她的鼻血流在我脸上。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我在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叫嚷：‘不要把她们打死，差不多就行了……’这场凶殴才停止下来。”
这一场暴行从晚七时持续到十二时。浦熙修的伤情，据《新民报》的报道，记者当她在医院包扎伤处时候看到的：“浦熙修头发蓬松被打手扯去很多，头部左边、臂部、腿部、背部为打手四度凶殴，受伤不轻，衣服撕裂，皮包被抢，手表及钢笔两枝亦为劫去。”
浦熙修的自传说，她“养伤一个月”，事实上她遭打受伤之后才半个月就开始工作了。七月九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就发表了她采写的马歇尔设宴为即将到美国考察水利的冯玉祥饯行的消息。消息中提到了马歇尔这样一件事：“日前当山东国大代表去拜访他时，代表们声诉山东共产党如何烧杀奸掳的事实，般般列举。马帅说：‘你们只说了百分之六十，那百分之四十，我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但我要问你们的，你们前来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人民？’代表们说：‘我们当然代表人民。’‘你们既代表人民，那么为什么对于政府的贪官污吏不检举？美国并不是如何地富裕，联总（引者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简称）的救济物资，我们也是由节衣缩食而来。但运到中国后，政府的官员拿来卖了，并没有全部直接交给老百姓，你们为什么不检举，假若你们只是控诉共产党的罪恶，我又不是共产党啊！’马帅激昂慷慨一番，代表们哑口无言。”浦熙修写这一段话的时候，眼前想必浮起了半个月前在下关遭遇的那一批“苏北难民”的形象吧。
马歇尔的调处并没有能够使内战停下来。在安徽、江苏、山东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更进占了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蒋介石认为这是他重大的军事胜利，即决定不顾共产党和民盟的反对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实际是宣告和谈破裂。周恩来也就返回延安去了。
在周恩来离开南京的前夕，浦熙修前去话别。后来她在自传中回忆说：“我依依不舍地在梅园新村他那里留到深夜二时才告辞回家。我觉得他们这一去，我将没有依靠，会迷失方向。周恩来同志对我关怀备至，要我少外出。他的临别赠言是：‘多读点书吧！’那晚向他告别的人多极了，他没有很多工夫给我多加阐述。范长江同志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进入一九四七年，内战愈打愈大。二月底，国民党方面迫使各地中共代表团人员撤退。正如周恩来致蒋介石信中说的，这表示蒋已经“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三月七日一早，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即乘美国军用飞机撤回延安。在撤离前夕，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代表团人员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这时，必须取回一包放在《新华日报》办事处的重要文件，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就把这事委托给浦熙修了。浦熙修在惊险中办了这件事。这经过，钱辛波回忆说：“《新华日报》筹备处在中山北路美国新闻处的隔壁，这两家的后门相隔不远，都在一条弄堂里。那时我经常到美国新闻处去，对环境相当熟悉，浦熙修就拉了我和她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从美国新闻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敲开了《新华日报》的后门，几句话一说，里面马上递出一包用布裹着的东西。浦二姐接过包裹正要离开，被在周围监视的特务发觉，四下里哨音大作，我们急忙走进美国新闻处，出前门，坐上报社的汽车就走。车开到新街口，发觉我们被一辆吉普车盯住了。浦熙修和我改变了主意，要司机把车开到美国大使馆去，想借口采访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之机，摆脱特务盯梢。谁知那辆吉普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就是不走，待到我们从那里离开，这条‘尾巴’又跟上了我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我们要司机把车开到国民大会堂邵力子秘书长的办公室前，以为这样特务就不会跟在后头了。哪想到吉普照盯不误。浦熙修见此情形，对我说，为了把东西安全送到，我们就索性去梅园新村把东西交给梅益吧。结果，待到我们开进梅园新村，特务的吉普掉头就走了。在这次经历中，浦熙修的沉着冷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托她办这事的梅益在悼文《勇敢机智的浦熙修》中说，她“甩掉了追踪的特务，勇敢机智地完成了我的重托。上述事例已不是什么记者和发言人的一般关系了。八日中午，我在延安清凉山新华社食堂同承志、长江等同志谈起这些事时，大家都深为感动”。
三月六日晚上，浦熙修到梅园新村同他们话别。她在自传中说：“董老等撤退的时候，我真正难过极了，我觉得党将完全离我而去。我曾向梅益同志申请入党，我要和党保持一线的联系。”这事后多年的记述，写得简略，当时对同事邵琼说的要详细些。邵琼在悼文中说：“中共驻南京和谈代表团撤退前夕，浦熙修几乎在梅园新村整整逗留了一夜，缠着董老和梅益，求他们将她带到延安去。后来她将此事告诉我时，情绪仍然难以自控。她说，那是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一个晚上，‘我眼睛都哭肿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们。那次走成了，该多好！’……她说，那天晚上董老开导她，说她留在南京比去延安作用更大。梅益也说，她的岗位在《新民报》。梅益分析，现在内战战场上，蒋军一个月就要被我们吃掉十来个旅，要不了两年，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就要翻过来。他甚至准确地预计到，明年中秋节前后，解放军就可能拿下天津，基本上解决东北和华北的问题。那时候，蒋介石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浦熙修说，他‘说来说去一句话，要我在南京等解放。’”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不断失利，在后方更是物价上涨，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南京、上海都发生了抢米事件。北平、上海等地学生更在纪念“五四”的活动中喊出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为了镇压学潮民怨，国民党政府于五月十八日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予各地方当局紧急处置之权。可是学生藐视这样的禁令，五月二十日，南京有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七千余人上街游行。当局用军警、马队、水龙加以阻挡，造成流血惨案，学生受伤的三十余人，被捕及失踪的四十余人。对于这一事件，中央社发的通稿说是警察和学生“互殴”。浦熙修说，“不管怎么着，《新民报》总该讲公道话。”
采写这条消息的记者邵琼回忆了当年的情况：“稿子该怎么写，我和赵乃心（按：现名李天民）分了分工，就各自动起笔来。浦熙修坐镇编辑部，我们写一张，浦就审一张，发一张，编辑部——排字房——校对组，小样再回到编辑部，一环扣一环，《新民报》这部老爷机器从来没有这样协调过。”
第二天南京《新民报》日刊刊出的《昨日凄风苦雨天愁地悲，学生联合游行，发生流血事件》一文，就是这样写成的。
关于这事，浦熙修在自传中有简略的记述：“一九四七年南京的大事件是‘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新民报》采访部报道得最详尽，第二天各大学来添印了几千份报纸。我在报社坚持到深夜，不许编辑部改动、删改，也抵制了新闻检查机关的检查。”
陈铭德邓季惺的《〈新民报〉二十年》一文中说及此事：“《新民报》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受到了学生们的重视，五月二十一日的日刊，就被各大学学生增订了三万份，分送传阅，这又大大地鼓舞了《新民报》。可是另一方面，首都卫戍总部就天天派特务军官到南京社编辑部纠缠。编辑部没办法，只得派一位能言善辩的记者来专责对付。特务军官就二十一日日刊所载学生消息逐字究诘，搞了好几天，他们也不能不承认所载语语是实，只是军学冲突起点处，差了两间铺面。”由此可见，一，浦熙修说的，“各大学来添印了几千份报纸”，还说少了。二，这篇报道还经过这样一次特殊的审查，证明了它的真实性。后来，人民出版社所出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中的《五·二○运动资料》第一辑收入了这一篇报道，更显出了它公认的史料价值。
针对“五·二○”事件，毛泽东在《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评论中指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中国境内的第二条战线，并且指出：“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浦熙修在为《观察》周刊写的时评《荡漾中的和平运动》中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学生运动是正在扩大发展中，‘五·二○’那天，学生代表大声疾呼说：‘这才是开始，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一二·九’运动是揭开了抗战的序幕，那么‘五·二○’惨案或者是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的前奏。”
这时，新民报受到很大的压力。五月二十五日，上海当局勒令《新民报》上海版和《文汇报》、《联合晚报》三家报纸停刊，罪名是“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陈布雷还让人带口信给陈铭德，要求《新民报》辞去上海社的赵超构和南京社的浦熙修，被陈铭德拒绝了。
浦熙修在自传中说：“‘五·二○’学生运动后，在南京已经很少有可做的事。因为当时在南京《新民报》上已经很难揭露什么东西。我于是不断写些‘南京通讯’寄到上海《观察》、《展望》等周刊杂志去发表。”一九四六年九月创刊的《观察》周刊，储安平主编，作者多是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解放战争期间颇有影响的政治时事性刊物。正如研究者谢泳所指出的，“《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浦熙修为它写稿，就不是偶然的了。她在《观察》上发表了《国民党三中全会鸟瞰》、《千回万转中‘新政府’揭幕前后的透视》等好些篇政论性的通信。比起四开报纸《新民报》上的短小稿件，这些可以说是长篇大论畅所欲言了。这些通信的内容充实，有很大的信息量，而倾向也更鲜明，和整个刊物的态度是合拍的。
就是她以为“在南京《新民报》上已经很难揭露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一次采访活动却值得一提。关于这事，钱辛波回忆说：“一天，浦熙修和我坐车经过上海路孙科公馆，她建议去访问一下孙科，看看他对时局有什么见解。那时，孙科是国民党政府副主席，他的言论往往随时局变化，一会儿亲苏，一会儿反苏，让人捉摸不定。我们在孙科公馆前下车，递进名片，对是否能见到孙科全然没有把握。没想到他传出话来，马上就见。原来孙科正打算发表意见，而有所准备。他见面以后整整谈了一个多小时。孙科是国共谈判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谈话就从和谈能否恢复开始。对我们的提问，孙科马上明确表态，目前没有和谈可言，已是你死我活的时候，不是国民党打败共产党，就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府……”这次的访问记发表在六月二十二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各大通讯社纷纷转发，引起了各方注意。
一九四九年初，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这篇评论中，就根据这一报道指孙科为“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这里顺便说一句：《毛选》中有关这一材料出处的注释是欠准确的。原注说：“这是孙科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南京接见美联社、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时发表的谈话中说的。”其实《中央日报》不过是转载，美联社不过是据以发了电讯，这一次孙科的谈话，并没有接见他们的记者。再附带说一句，《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一书没有收入这一篇，是一个遗憾。
一九四七年，在浦熙修的个人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她和罗隆基的感情更进了一步，以及和袁子英的离异。她在自传中回忆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的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觉得有个朋友交往也很好。他曾教我写文章。他说，老当记者还行？总得提高一步，能够成为专栏作家才行。这话正合我的心意。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而我呢？我和丈夫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袁子英在日本投降后就到了上海。我在南京工作时，他也很少回来。我和罗隆基的感情发展下去便促成了我的离婚。一九四七年冬我正式离婚后，到北平姐姐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还是回到南京《新民报》继续工作。罗那时因为民盟被解散，早已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
浦熙修和袁子英离婚，在他们的熟识者中间，并不是一件叫人感到意外的事情。有同事说，在重庆的时候，到她家去吃过好几次饭，一次也没有见到她先生。她子女也对人说，那时家里的客人很多，父母各有一圈朋友，坐不到一块，也说不到一块。两人志趣不同，这一婚姻的感情基础是并不坚牢的。在重庆采访政协代表，罗隆基成了她倾心的偶像。现在时有接触，事情就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发展了。
金若年是当年民盟总部的工作人员，有一段时间就住在罗隆基的后院。他回忆说：“浦熙修和丈夫袁子英多年来因志趣差异，感情不和，一直在闹离婚。另一方面，浦熙修从重庆到南京在长时期的新闻采访中结识了罗隆基。罗当时担任民盟总部的宣传部长、对外发言人，和记者们经常接触。在旧政协会议期间，他同中共代表王炳南合作得很好，在与国民党代表的斗争较量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显著的新闻人物。浦熙修在和他的长期交往中，对他思维敏锐、才华出众，以及他的政治倾向和风度都十分钦佩。罗隆基早年与王右家结婚，但早在昆明时，因两人感情不和离婚。罗隆基长时期来过着独居生活。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有好几个女友和‘干女儿’经常来找他，但他对浦熙修还是十分钟情的，久而久之彼此就结成密切的友谊。由于罗隆基的介入，更增加了她对袁子英的矛盾，……她在新民报老板邓季惺的支持与帮助下，出面说服了袁子英，同意于十二月一日举行一个由双方朋友参加的茶会上，浦熙修与袁子英正式办理了离婚签字手续，并在报上刊登离婚启事。浦熙修于离婚后的第二天就乘机去了北平，和她的大姐浦洁修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以补偿她多年来精神上所经受的许多创痛。她在离开南京时给罗的信上说：‘我现在真觉得心情非常轻松。’”
四 坐 牢
和谈破裂之后，国民党更加紧了对民盟的迫害。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公开枪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十月二十日，军警包围了南京民盟总部。这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他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每一外出，都有军警特务尾随盯梢。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十一月六日民盟被迫宣告解散。这时，罗隆基也就到上海住进了广慈医院，他和留在南京的浦熙修书信来往不断。
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一大串罪名，宣布给予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处分”。
报纸被封，浦熙修原可以离开南京了。正好这时，徐铸成要创办香港文汇报，托钦本立约浦熙修写“南京通讯”，约定每月写四篇，港币百元。她对写通讯还有兴趣，生活也可以维持，于是就留下来不走了。
徐铸成约她写“南京通讯”，算是找对人了。她的文笔和见识早已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当局不许她再以记者的身份活动，但是她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秘书傅泾波，立法委员于振瀛、陈建晨，以及一些新闻界的朋友，都愿意同她交谈，提供一些信息。每星期，她先看看报纸上的消息，从其中找出一个反蒋的主题，加上采集到的信息，归纳分析，写成一篇通讯，寄给上海的钦本立，由他转寄香港。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香港《文汇报》开始出版。九日、十日连续两天，刊出了浦熙修写的南京通讯《是王牌么？》，副题是“改革币制内幕”。接着，又连续发表了《济南失守前的南京》、《济南易手后的南京》、《币改的挣扎》、《暮秋南京》、《今日南京》、《金圆券的下场》等一系列文章。因为这时她已经不能用本名发表文章了，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用的是“本报南京特派员青涵（或青函）”的署名。这一组文章相当充分地写出了蒋介石统治临近覆灭时候的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围绕着当时的两件头等大事展开，即战局和币制改革。文章对这两件事及二者之间的联系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是王牌么？》谈的是币制改革的内幕，是担任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的黄苗子提供的材料。他太太郁风在《新民报》编过副刊，浦熙修因郁风的关系去找他帮忙。黄苗子这位艺术家虽说长期在国民党方面做官，心却是在共产党这一边，一直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共产党做事。只看浦熙修在他帮助下写的这篇谈币制改革的文章，其中不但有局外人无以获悉的“内幕”，还有只有财政金融专家才能够作出的精辟分析。
蒋介石在八月十九日下令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浦熙修在九月三日寄出的这一篇一开头就说：“改革币制这张牌摊出来了。是王牌还是烂牌，目前依然是个大疑问。”财政部长王云五是力主发行新币的，他的如意算盘，一是靠增加税收，二是希望缩减军费，三是指望美援。针对这三项，浦熙修的文章分析说：增税一项，同原来预算相比，货物税、直接税增加十倍，盐税增加近六十倍。国税署署长认为“绝对办不到”。文章说：“在这民穷财尽的时候，这样的重税真不知从何处去收敛。”军费一项，文章说：“战争不停，军费必将继续膨胀。……改革案最要一点是提高了士兵待遇。士兵每月几百万的饷银，如今增加成每月两千余万，而王部长却希望减少军费，这岂不是奇迹？”至于指望以美援来弥补预算，文章引用了美方所表示的态度，指明“大致要成画饼”。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文章指出：“总之内战不能停止，生产不能增加，预算不能平衡，物价也无从稳定。这局面拖下去，今天的金圆券，能保证不变成当年的法币大钞吗？”
这篇文章还对蒋介石强行以金圆券收兑民间金银外币一事分析说：“这次改革币制方案，在经济专家看来，在老百姓看来，都看不出什么是处。但亦有人认为这是在位者精明的打算。这是当权者可进可退能战能守的策略。当然今天局面一切决定于战场。有了二十亿的三百万元一张大钞，今后总可以打几个硬仗的。战而胜，一切问题迎刃解决。战而不胜，白纸换来的黄金美钞，亦有个万一的充分准备。”
文章以这样的一段话作结：“目前政府真是全副精力在维持这牌的价值。政府本身亦战战兢兢，俨然扑克场中‘小2’当作‘老K’打的神气。是吉是凶，是赢是输，他们亦捏着一把汗。这王牌到底是不是张烂牌，恐怕时间不久就会证明了。”
果然，不久就证明了这是一张烂牌。浦熙修在《币改的挣扎》一文中描写了金圆券崩溃的景象：“南京抢购声中最不得了的是米店里没有了米。有人走遍全城，买不着一粒米。”“糖果店，蛋糕、面包也都一扫而光。主妇们几天来都不安于室。街头行不通，商场挤不进。首都如今万人空巷，真是盛况空前。”
这篇文章结尾说：“当币制改革案公布时，大家都知道这法案最多只能发生短时的效用。短时短到什么程度，当时许多人有了争论，有人估计五个月，有人估计三个月。今天距八·一九不到两个月，改革案已经在做最后的挣扎了。这案关系甚大。金圆券垮了，恐怕整个局面都要跟着垮。因此政府今天亦就在币制案底下作最后的挣扎了。”
几天之后刊出的《金圆券的下场》，副题就是“随着军事挫败一起垮台”。一开头就说：“金圆券在出世的那一天，它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谁亦没有料到它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更这样丑！政府本来是玩的一套空把戏。那违反了经济法则的改革币制案，完全要靠政治力量支持，但政治的威信，完全以军事的进展而定。目前军事既如秋风扫落叶般败下来，金圆券当然要跟着垮台了。”文章尖锐地指出：“到了这种地步，谁亦知道这已接近大变动的边沿了。”如果要说得更露骨一点，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就要走到它的尽头了。
当时节节败退的战局，是公众关心的另一个热点。浦熙修的这些“南京通信”中对打败仗的原因作了一些分析。她指出，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干扰战场上将领的指挥：“在开封沦陷以后，立法院追问何应钦的军事责任，何应钦很坦白地说，国防部并没有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力，一切军事胜败的责任都在总统身上。据说襄阳之战，康泽被俘，结果也闹到白（崇禧）总司令与总统彼此不欢。总统命令康泽死守待援，总司令命令康泽相机撤退，康泽当然接受了总统的命令，于是绥靖主任就做了共军的俘虏了。”“何应钦部长推参谋总长来报告济南战局。而参谋总长又说：‘地方守军直接向总统报告，总统亦直接用电报指挥死守待援，这些与参谋总长无关。’”
原来西北军出身的吴化文战场起义加速了济南的解放。浦熙修分析吴心怀二志的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央有意消灭异己”，以见蒋军派系矛盾和蒋介石的私心，军队离心离德，也是致败的一大因素。
十一月七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八日，第三绥靖区副总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部在贾汪起义，战线出了个大缺口。十日，徐州剿总最大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又在碾庄附近地区陷入重围。整个战役刚一开始就败象已现了。浦熙修坐在家里，听到每天不断有从南京起飞的飞机声震屋瓦，她知道，这反映出了战局的紧张，南京政府已经接近它的末日了。她要为香港《文汇报》写最后一篇“南京通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文章一开头就是这样一段：“在这军事山倒、经济崩溃、外援绝望的时候，谁也不相信南京局面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今日南京已陷入混乱、慌张、恐怖的境地，但政府仍然在作着最后的挣扎。在老百姓说来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文章列举了物价飞涨、教师罢教、杜威落选、美援绝望种种叫南京政府头痛的事情。至于军事方面，文章指出：“东北完蛋了，华北也所剩无几，现在是要作华中决战了。”“这一战有人说是最后一战；假若徐州易手，南京也必随着结束了。”
文章以兴奋的心情写的这样几句作结：“老百姓过着无米没柴又缺油的苦日子，真是活不下去了。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新希望，他们在谈论着解放后的开封，白面是一毛钱一斤。解放后的济南，三日后秩序即行恢复。他们不觉冲口而出：共产党要来就快来吧！他们确是在咬紧牙关，忍受这黎明前的黑暗。”
这篇在当时一定会激动人心的文章，却没有能够寄到香港《文汇报》去发表。因为，正当她刚刚写完这一篇的初稿，十一月十六日深夜，特务就以查户口为名，闯进她家，把她捕去了。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了被推翻的恐惧，他害怕了，于是他加紧了镇压的行动。就在这一天，他发布了总戒严令。浦熙修就成了这一戒严令下被捕者中的一人。
最初，浦熙修被关押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和她同一天被捕的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几个女学生和她同关在女牢里。她很坦然，觉得除了一死之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两个孩子已经由他们的父亲带去，没有牵挂了。她也想起了罗隆基，总觉得同他交往这事有些不好办，现在倒好，可以从此一了百了。能够为革命牺牲，也是无限光荣。
在卫戍司令部，她被审问过两次。第一次是照例的过堂，问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以及是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次，把从她家里搜去的信件、日记、文稿等等摘录出来，详细讯问。他们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因为她只是同情共产党，不满国民党而已，并不存在什么他们要找的证据。
陈铭德设法来探过监，告诉她，正在设法营救，但事情并不容易。她很安详地对陈铭德说：“这次我大概难逃敌人的毒手了。”神态自若，显出了慷慨赴死的决心。
十二月初，浦熙修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秘密监狱里。这里的情况就比卫戍司令部更坏许多了。两个人一间小黑牢，上下铺。牢房顶上一个小小的天窗可以透入一点光线。晚上大铁门一关，更是阴气森森，听见的只有从别的牢房传来的脚镣声。这里也不让同外边来探监的人见面。
狱中的情况，当年关押在一起的青年医生陈德蕙回忆说：“到了宪兵司令部监狱，浦大姐和我同关押在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女牢里，她睡下铺我在上铺。牢房的顶全部用铁栅栏密封，四周都有荷枪的看守严密监视。早晨大家被赶到号子里端的小屋里用刺骨的冰水洗漱，倒便桶。每日三餐牢饭是由看守从牢门上一个只能看到一半面庞的小门洞里送进来。浦大姐胃不好，常咳嗽，她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残。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外界消息的封锁，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给她送东西进来，生活异常清苦，咳嗽一天一天加重。”
在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里，跟浦熙修同时关在这里的，还有《文萃》周刊的编辑陈子涛、骆何民和经理吴承德（又名吴二南），还有卢志英，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一天，浦熙修听到了卢志英的声音：“浦熙修，我知道你。”尽管不能见面，他还是从男牢给她传过来许多字条，还有他写的许多诗。他要大家坚定信心，革命就要胜利。在共产党难友的鼓舞之下，浦熙修情绪更振作起来。这些政治犯们时常在谈论中设想解放军前来打开牢门的时候大家欢乐庆祝的情形。卢志英听到浦熙修彻夜咳嗽，还叫狱卒给她送过来一瓶鱼肝油。这患难中的关切很使她感动。
卢志英还真有活动能力，他买通狱卒，常给他弄来一些书报杂志。这样，他们在牢里对于外面的局势也能大致有所了解。
姐姐洁修从《世界日报》上看到熙修被捕的消息，很着急。她从北平跑到上海，找到了罗隆基，请他设法营救。罗估计这事很严重，营救不会成功。为了尽人事，他还是给南京的权要写了许多封信。有些信件是由洁修拿到南京，由她的父亲亲自送交收信人的。送信去，有的人拒绝接见，有的人虚伪地敷衍一番。张道藩说要请示“立公”，而陈立夫说还要调查。有的人甚至干脆大骂浦熙修一顿。父亲救女心切，还是百折不挠地天天到这些人门前去恳求。在他的印象中，只有邵力子的态度还要算是好的，他老老实实的说：当权派不肯放人，着急也没有用。洁修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回北平去了。
罗隆基也想到过到南京去营救，但是也没有门径，弄得不好，自己还会被抓起来。在重庆采访中认识的参政员张潜华，这时是立法委员了，他也为营救浦熙修奔走，也没有结果。从官方得到的答复是：几次要抓她而没有抓，现在抓了，就决不轻易释放。浦熙修在狱中，并不知道外面营救的这些周折。
浦熙修被捕这事，也影响到了罗隆基的行动。一九四八年底，叶笃义奉命劝说张澜和罗隆基去香港，并且说有办法帮助他们安全离开上海。罗隆基说：“浦熙修现在被关在狱里，我一走就一定连累她。”不肯走。而张澜的态度是：“努生（罗隆基字）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也不去。”也不肯走了。不久，张澜和罗隆基就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起来，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陷入了险境。
在淮海战场上，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十二月十五日，黄维兵团被全歼；而杜聿明统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更已经陷入重围，等待着被歼灭的命运。蒋介石已无可战之兵。在这面临败亡之际，他显得更加凶狠，下令屠杀政治犯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浦熙修他们正在为胜利在望行将出狱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卢志英的脚镣被打开了，晚上十点多钟，他被带了出去。浦熙修想，大约是开堂夜审吧。大家都不愿睡觉，想等他回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后来听到在他那间囚室里有狱卒在收拾东西，接着是分赃不匀的争吵声，就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为了卢志英的被杀害，她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两天之后，《文萃》周刊的陈子涛、骆何民两人，也这样被杀害了。
一九四九年元旦，典狱长把这些政治犯集中起来，向他们宣读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政治形势是有一个大的变化了。浦熙修想，大约快要释放了吧。果然，同牢的人陆陆续续被释放出去，女牢里更只剩下两三个人了。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也就在这一天，关在宪兵司令部的政治犯都被弄走了。一些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关押，一些是被杀害。《文萃》周刊的吴承德就是这天被解往宁波杀害的。浦熙修和另外的十来个人被宪兵押上一辆大卡车送到了羊皮巷军事法庭。她想，在他们末日来临的时候，也许有人肯做件好事吧，就要求押解的宪兵给她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她已经转押在此地。父亲接到电话，第二天果然来看她。她感觉到这里的看管已经不像宪兵司令部那样严密了。
李宗仁为了作出有诚意和谈的姿态，一月二十六日下令释放政治犯。这时，罗隆基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邱昌渭是李宗仁的亲信幕僚，罗就托邱帮忙。邱拿着李宗仁的名片到宪兵司令部要人。几经周折，到二十八日，邱才把浦熙修接了出来。这一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戊子年的除夕。邱昌渭送给她一张飞机票，她立刻到了上海。
一月三十一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由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浦熙修想立即经香港转到北平去，但罗隆基一再要她留下来，和他一同走。他说：“中共几次派人来，要我到香港，但我不忍留下你而独走。现在等我把表老（张澜字表方）说服，等我把肺病特效针打完，我们一同走。”那时罗隆基和张澜同住在虹桥疗养院。
浦熙修不得不留下来。开始，罗隆基介绍她在韩鸣家住了些日子。韩鸣做过《新民报》的记者，在上海兼做生意。后来，罗又介绍她住在一个王姓实业家的家中。主人不在家，只有杨姓夫妇看门。她想走又走不了，住在这里，那焦急烦闷的心情真难以言状。等到罗隆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好，真要走的时候，浦熙修却怎么也不肯走了。这时南京已经解放，她想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她要在上海迎接解放，如果绕道香港，又不知何日才能到解放区。她这样一坚持，罗隆基他们也不走了。
不料这一耽搁就出了麻烦。五月十日，张澜、罗隆基被特务逮捕了。国民党要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现在轮到浦熙修营救罗隆基了。她去找过王安娜（王炳南的妻子），请她设法，没有结果。她觉得，住在王姓家里，几乎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不是个事，就搬到郁风的母亲陈碧岑老太太家里去住。这时，她常常跟着彭文应到美国领事馆去探听消息。直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那天，张澜、罗隆基才被救出来。
浦熙修算是如愿以偿在上海迎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