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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作者：黑 马
虽然与董先生只有过半面之交，但我一直尊敬推崇先生。董先生对奥威尔的研究在中国无疑具有开先河之意义，他的一些结论和定义我也欣然追随。但惟有这个结论我不敢苟同，觉得有必要说明，这或许是对先生的最大尊重。可惜斯人已去，不能当面商榷。
我的依据是最近的英国《卫报》（2001年5月26日）的周六评论版，其中涉及奥威尔。《卫报》是英国的左派报纸，其周六评论版办得十分清高雅致，是我最爱读的文化报纸。而政治方面我反倒爱读亲保守党的《每日电讯报》和《每日邮报》。但那天买了《卫报》，直接翻到评论版，却发现了类似我们“文革”时期的红色宣传画，上面人手一本标有“左派读书会”的红彤彤的书，着实惊讶。但仔细看知道是与文章配发的历史招贴画，才释然。文章追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靡英国的“左派读书会”。
这篇文章使我感兴趣的不仅是当年英国的左派活动多么行之有效，还有文章里披露的身为左翼作家的奥威尔作品的巨大销量：其反映矿区工人苦难现实的纪实作品《通往维冈码头之路》第一版就印了42000册。这个读书会的会员人数达57000人，可享受很低的优惠价。同时这个读书会的书还在普通书店以高出俱乐部价二至三倍的价钱出售。可见奥威尔在英国读者中的名气之大了。但我估计董先生所说奥威尔名气不大，主要依据是奥威尔在所谓“主流社会”或“文学界”没有被承认。这么说来董先生似乎也是对的。但我的补充决不可少。这类广为人知但不见容于“主流社会”和“文学界”的作家历史上一直不少，可怜的劳伦斯就是其中一个。所幸的是，奥威尔十分欣赏劳伦斯，对劳伦斯很是推崇，写过一篇评论逐篇赏析他的几篇小说。那是在劳伦斯死后并不“吃香”的四十年代。
在2001年的夏天，开始了我的环英国之旅。在去湖区拜谒华滋华斯故居的路上，车居然经过维冈这个地方！我马上想到了奥威尔对这个地区惨状的描述。旅行车所过之处，工业化时期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熏得黢黑的红砖房屋，破旧的院墙，简陋的街巷。这情景很容易让我想起董先生翻译过的该书中的一个片段。可想而知，在没有环保设备的工业化阶段，这里的自然受到的是怎样的荼毒。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的“经济起飞”阶段，从此一直到晚近的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环境保护之前，那些在海外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英国绅士们，他们的家乡就是这样肮脏破乱，其污染之严重，连首都伦敦都不能幸免，被冠之“雾都”的雅号，我们的老翻译家们还给狄更斯的《奥里弗·托斯特》起名为《雾都孤儿》。起飞期间的有钱人自有乡间别墅一躲工业区的污染，可那无数无助的人民则受尽环境污染的痛苦。这是英国“起飞”的一大代价。
奥威尔这样的“左”倾良知绝对不能坐视不顾，要用自己的笔去昭示苦难和丑恶。他没有当御用文人，为社会的畸形繁荣讴歌；更没有把文学与企业联姻当枪手，为资本家歌功颂德拿赏钱。而是在清苦地写作，不自量力地企图替芸芸众生争点生存空间，使之免于更残酷的境遇。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威尔就算得上是社会的良心。现在奥威尔应该欣慰了：新的城市已经建起来，一派崭新的景象：绿草茵茵，污染的河流早已净化，河两岸绿树草坪，鸟鸣啁啾。那些陈旧的房屋反倒像古迹点缀其间。这是典型的后工业英国的城市景色，在英国中部和北方随处可见。这里甚至比劳伦斯的故乡诺丁汉矿区一带更具后工业特色。
随之令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我看到维冈码头一座高大的仓房上赫然大字标着：维冈码头奥威尔酒吧。奥威尔的半身像镶嵌其间。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了。这里的人们不会忘记奥威尔。可怜的奥威尔，生前曾为改善劳工的生存条件苦苦写作，他是多么爱这些善良无助的百姓。可他的中产阶级教养决定了他必须讲一口标准的上流社会英语，这种“长在舌头上的”阶级标志让他无法切实地亲近这些他万分同情的劳动人民，只能通过写作为他们呐喊。现在如果他回到维冈码头，他会欣慰的，尽管他只能默默地从中走过——他不能与人们交谈，这里的普通人仍然讲一口类似外语的地方话，那浓重的口音憨实粗陋，不用说我这样学了英语的外国人，就是英国知识分子也无法与之沟通，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旅行车在维冈码头没有停，我是偶然看到这一幕的。回家后赶紧上网查询维冈，发现这个当年的煤码头，保留了很多当年的运河码头仓房，改建成酒吧餐馆，成了风景区里的特殊景点，既废物利用，又有昭示后人的博物馆意义。我在美国也见过这类地方，往往是旧车间改建成酒吧，里面还停放着当年的笨重机器供人们怀旧。我在美国的莱迪格国际写作之家住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大谷仓改建的，纯木建筑，连天花板都不要，刷上白漆，隔出卫生间，装上电扇电脑电话，挂上些莫名其妙的现代绘画就住人，简朴但便利，别有一番后现代艺术风味。
维冈的煤码头，全被后现代艺术化了，有的还改建成了办公大楼，外观依旧，人们在此决不会忘记历史。奥威尔就在往昔的红砖仓房上看着人们喝酒、休闲，他那张长得不算周正但很耐看的脸上依旧带着阴郁愤怒的表情。他毫无选择地成为这种后现代派艺术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人们是在以今日的方式纪念他，他是维冈人的骄傲，英国的大地上有这么一块地方属于奥威尔，这就够了。
我见到了奥威尔，于是我有了冲动，可以动笔写他作品的读后感，就像我实地体验了劳伦斯故乡后突然萌发出写一本劳伦斯作品与故乡关系的书一样。这种阅读与写作方式显得过时而奢侈。但这里的场景确实让我以往阅读奥威尔的经验变得十分鲜活。我于是懂得，我们应该感激奥威尔为我们写下的作品，他的作品在后现代社会里终于能够得到准确到位的解读，人类的境况发展到今天证实了奥威尔作品的现实批判性和前瞻性的正确，这是所有伟大作家共同的根本品质。
在英国期间正赶上电视台播出一个专题片《中产阶级》，讲述第一次大战后开始的英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里面提到奥威尔的批判态度，引起了我对奥威尔的注意，特别是对他的小说《上来透口气》的注意。这本小说在轻松嘲讽中倾注了对人类环境在狂欢中恶化的忧虑，浸透了奥威尔对人的心灵受到荼毒但依旧“无知者无畏”的愚昧心态的批判，被称作从环境保护角度表现现代人生存境遇的“上佳之作”。当整个英国在战争胜利后蒸蒸日上地繁荣昌盛，大兴土木建设自己的中产阶级安乐窝时，奥威尔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盲目乐观的“开发”背后潜隐着的环境败坏和人的心灵飞蛾扑火般的快活堕落。这种“过把瘾就死”的心态实在令奥威尔瞠目，于是他写了这部小说，将自己置于蓬勃向上的国民生活的对立面。这样的小说自然是不讨好的——关键是他两面不讨好：惟利是图的开发商资本家之类自然视其为敌人，而一心要从底层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人们哪里顾得上什么环境什么未来，自然视奥威尔的声音为“螳臂当车”的怪调。多少年后，人们尝够了环境万劫难复的苦头，才意识到了奥威尔心声的可贵。这样的先知注定是要受到同时代人的冷落与厌恶的。
看看奥威尔笔下那些千篇一律的单幢或半独立住宅楼（人们称之为house）如此俗艳，这些恶俗简陋的房子的大规模开发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但人们顾不上那许多了，赶紧卖出赚钱、赶紧住上再说。在那个时代这象征着你们家发了，进入了中产阶级。这些house们在奥威尔笔下形同一字排开的监牢，住在里面做着升迁梦的人形同犯人——他们除了挣钱，早就没了自我，没了灵魂。如今走在英国的土地上，你还会看到这些丑陋的房子，它们经过装修，仍住着人。这些房子的确是英国锦绣大地上的污点，但记录下了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当你看到那些亚洲移民和失业领救济的家庭混在这类旧住宅区里饮食男女地生活着（他们在生着一堆一堆的孩子，他们的女人在抱着牵着孩子满街乱转悠，他们的家白天敞着门让孩子们跑进跑出，乌七八糟的家一览无余），你算是看到了“混在英国”是什么形象。
再看看电视上当年那些满街衣着千篇一律的“绅士”们：礼帽，呢大衣，黑皮鞋，同样的手提箱（里面或许只有一把雨伞），整齐划一地坐在地铁车厢里，下车时弄不清并排的手提箱是谁的，给人的感觉像我们刚刚富起来的乡镇农民身着劣质西服、袖口上的商标依旧舍不得拆掉那种浑浑噩噩的模样。时代和国别不同，但人们的心态是一样的：他们上升着，很幸福，幸福都是一样的，幸福得手足无措时的憨态也都是一样的。
《上来透口气》写的就是这种场景、这种人和这种幸福心态。中国人可能过于相信早期电影中英国绅士的原型了，不会想到英国也曾出过这么些傻乎乎的人们。听听董乐山先生援引英国大作家E.M.福斯特有关其名著《印度之行》的话，你就会恍然大悟。福斯特说：“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2001年，我走在英国的大街小巷里，把我的见闻写成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被各个报刊和网站纷纷转载的那篇《英国老百姓的日子》。看看那些浑浑噩噩的英国百姓如今怎么活着，你就会理解奥威尔，这种“大多数”的感觉就尤其之强。社会进步了，但很多基本的心态是难以改变的。
以前只注意到奥威尔的政治预言小说《一九八四》，似乎那就是全部的奥威尔。事实是，《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写作达到顶峰时的作品，人们却因此而容易忽略他在这之前的写作，更容易忽视前期写作对奥威尔达到艺术顶峰的铺垫作用及其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思想性。《上来透口气》就是他达到顶峰之前的一个高峰，甚至在今天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下看，这部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似乎并不低于《一九八四》。《一九八四》预示了变种的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对人的价值的残酷毁灭，是一部独特的政治批判和讽刺小说。《上来透口气》则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对环境的摧残直至对人的灵魂的摧残的角度表达了奥威尔对人类的关怀。
由此可见，奥威尔的价值表现在他的对绝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上，表现在他对绝对的恶的揭示上。他的这两部作品告诉我们：恶的本质不会因为其表现形式不同而有所改变！
估计正因此，一本奥威尔传记的副题就叫“一代人的冬季良心”（wintry conscience of a generation）。奥威尔是冷峻的，他看透了人类的境遇，但他又不放弃对人类温暖的爱意。他的悲观主义和绝对批判精神使得他在自己的时代里难以得到准确的解读。当一种人类境遇中的人关注前一部作品时，其实另一种人类境遇中的人关注的是后一部。这既是人类境遇的悲哀，又说明了奥威尔的前瞻与孤独的可贵。似乎只有在后现代社会的语境下才能触到奥威尔的灵魂之一二。在这样的作家面前，我们这些所谓“写东西的人”是藐小的，可怜的，因为我们的理性和感性都受制于各自的境遇，压根不配自称作家，叫“码字的”的确很合适。
当我们都在欢呼着《一九八四》的尖锐犀利甚至觳觫时，我们忘了甚至不知道另一种语境下人们对奥威尔的《上来透口气》的关注。当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自己甚至为自己的局限而不以为然。原谅的理由自然是：人只能解决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这个物欲熏熏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上来透口气》里面那些做着发财梦、中产阶级梦的可怜之辈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们在梦中“梦到把上司扔到了井底并往他头上扔煤坨子”时无论怎样还能意识到自己的可悲，那些连这点可悲都意识不到甚至还沾沾自喜的“文化人儿”们就真正是不可救药了。我们缺少那种“冬季良心”，甚至根本没有过，如果有也只是良心自我发现时瞬间的一丝儿温暖，转瞬间就被英镑美元和人民币的温暖所替代。去他的吧，良心如今是下水了，皅子儿不值。在英国的课堂上讨论奥威尔时，我忽然发现了这部小说对我们现实生活的观照，令我寒心，令我酸楚。
这样说来奥威尔的写作似乎十分政治。当然不错，对这一点奥威尔本人一点都不加掩饰。我很欣赏这样的直率，厌恶一些作家忸怩作态的暧昧。在他的著名宣言式文章《我为何写作》中，他把“政治目的”列为主要的一项。他说政治目的就是“一种欲望，要将世界推向某个方向，要改变别人对他们为之努力奋斗的那种社会的看法”。他还“大言不惭”地坚持说：“没有哪本书是真正摆脱了政治偏见的，所谓艺术应该与政治毫无瓜葛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但奥威尔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决不仅仅因为他强烈的政治性，否则任何政客都可以成为作家或者说任何作家仅仅因为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就可以成功了。奥威尔的成功在于他能够并且做到了一点——“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他说道：
我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最想做的事，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一种党派感，一种对非正义的意识。当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我并不会对自己说：我要写一部艺术之作。我写，是因为我要揭露某个谎言，我要人们注意某种事实，我最关心的是获得听众。但如果这不同时也是一次审美经历的话，我就写不出这本书来，甚至连一篇杂志长文都写不出来。
这两部小说都是从小人物着手，写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所思所想，两个男主人公都是那么可怜无助的夹缝中人。这样的生活中被挤扁了的人似乎根本无法承受什么重大的政治主题。奥威尔丝毫也没有宏大的叙事结构，声势浩大的全景画面，或铿锵或高亢的叙述语言。他要做的仅仅是把人物置于其特定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中展开其故事，无论其环境是写实（《上来透口气》）还是虚拟的预言式（《一九八四》），在其特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信的。于是，这两个小人物的故事成了某种重大主题与思想的载体，比任何宏大结构和叙事都来得真实和有说服力。这让我想起劳伦斯论小说的一句话：“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这是艺术的真实。奥威尔做到了。
你看《上来透口气》中那个胖乎乎的保险推销员保灵，看他那个乱哄哄的家，看他家所在的那个典型的生活区，看他周围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新兴中产阶级的家伙们，这些人构成了——天啊，英国人的大多数！就连这么普通的保灵都无法忍受生命的重负了，都要像只海龟一样要浮上水面来透口气，可竟然发现无气可透！
你看《一九八四》中那个倒霉的温斯顿，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靠偷情来“透口气”，看他周围的人包括分居的妻子那副可憎的面孔，看他供职的“真理部”和邻居“和平部”、“仁爱部”和“富足部”的所作所为——“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看那些人多么心甘情愿地造谣说谎，靠监视别人以获得升迁，这些人构成了——天啊，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最终这样一个还有良心的人都心甘情愿地出卖并带着对偶像的热爱而死，这样的人类境遇还能残酷到什么程度？
按照伊瑟的“虚构行为”理论，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对真实生活的选择，这种选择与想象结合，通过虚构成为新的真实，它是现实的像似结构。一部作品的主题是作家选择的总和。奥威尔进行了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了虚构使之获得了新的真实并获得了自己的主题，由此成功地将政治写作变成了艺术。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否则任何有政治态度的“码字的”都可以轻易成功了。但他们没有。
不管人们以什么形式纪念奥威尔，人们都是在纪念自己的奥威尔，但对他最好的纪念是用心阅读他的作品，在不同的语境下体悟一种真正的“冬季良心”。我们这些俗人难得有这种良心，但至少能接近这种良心。受到这种良心的温暖或谴责，也是一种幸福。
在英国，我这样理解奥威尔。
注：本文是为译林出版社即出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乔治·奥威尔著，孙仲旭译）所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