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期

我是前辈我忏悔

作者:黎 明




  “拒绝和七十年代生的人交朋友”是个能扯起千头万绪、搅动思想潜流的话题,各类人群和诸多学科都能从讨论中见仁见智。最该关注这一讨论的应是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以下姑且称“四五式”或“前辈”)。作为“顶头长辈”、教育者和成长环境的制造者,这些“社会中坚”对“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以下简称“七十年代人”或“后辈”),有直接责任与深远影响。研究后辈绕不开前辈,欲知某代人心理与行为特质,须探究其“遗传”及“变异”。这种研讨可能成为几代人审视自我、超越自我的共同机会,其前提是有足够的勇气正视事实。前些年,我曾用教育统计与测量的方法,研究过八百多名“七十年代人”的智力与人格,并试图对不同年龄段的人作量化比较。由于前代人数据空缺、“诚实度”得分很低,无法设定客观性标准等不了了之。但其间也对自己这一代人的“无与伦比”有所体会,认识到前辈们教育、沟通后代的“资源”和“资格”,除了教训与忏悔没多少有分量的东西。
  我是1954年出生的“机关子弟”。我同时代的人活得很不轻松。大多数人的前期状况是:“记事就挨饿,上学遇停课,恋爱算流氓,插队是工作。”可见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与爱的权利等基本人权都曾发生严重问题。被迫害、遭牵连的农家子弟则更加倒霉。对这些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烙印即他们遍体的伤痕,如仍能“身心健康”可谓生命之奇迹。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应该忏悔,否则,我们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可耻的。
  在“四五式”活力鼎盛的岁月里,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史无前例”,以其作标志评价一代人的历史地位很容易。千年相承的祖宗家底被毁败、糟践,作为民族文化、精神载体的地面历史遗存与文物惨遭扫荡,仅这一项万劫不复、倾力莫救的损失,足使前辈人以“挖祖坟的败家子”的角色而为后世所诟病。亿万同胞满怀豪情地互虐相残,我们民族的道德底线被扯得粉碎并抛入万丈深渊,为后人埋下了无穷祸根。后辈们必然会认真剖析这一庞大的“自虐狂”和“虐待狂”群体,引其为世界文明史、社会发展史上的反面教员。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迭进的背景下,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和“脑体倒挂”,对教育的破坏和大规模焚书,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独一无二的愚蠢,“拉大了与先进的差距”、“误了几代人”,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然也是前辈们天大的责任。由于短见、贪婪和由此而来的机制缺陷,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危及生存延续之本、文明发展之源,又一个“史无前例”的责任也难以推卸。还有须人人防骗防赖的信用环境,还有盖世无双的造假大军……比起这些,眼下的腐败只能是叨陪末座的罪孽。去日苦多,异族侵略者虎去狼来啖肉饮血,中国人“自作孽”也造成了最痛苦的创伤。不必展望,无须借助“大历史”的眼光,我知道前辈人难逃后人的追问和责难。想到后辈们会计算前人欠账,若不忏悔连亲情和怜悯都不配得到了。
  “四五式”耗费纸张是“史无前例”的,和他们思想、文化的量与质对比制造了一个笑话。看不到巨人和经典之作使他们在科学、思想、文化方面基本上有自知之明。“四五”式中有英雄,也有英雄群体,但英雄没能挽救自己一代整体的失落,英雄的成因与遭遇留下了一代人惭愧的记忆。于万般无奈中改弦易辙,努力恢复一些“史有前例”算是贡献,但对此不应夸大成“英明神勇”。那只是说明人们还没蠢到“死不悔改”的地步,绝境中的动物本能还能逼人皈依朴素的真理。经济增长是前辈赖以自重自豪的筹码,然而这尚需后人估透“黄黑灰产值”和“豆腐渣产值”。综合生态、资源、文化、道德指标评价,历史的天平未必发生有利于前辈的倾斜。经验早已证明有许多东西比经济总量更重要。起码,我们应知道经济的基础、质量与结构比经济总量更重要。
  “七十年代人”的前辈很善于对比,其标准与方法向来灵活多变,总之比来比去最终必须使自己的虚荣心和成就感得到满足。为自己设定一个庸俗标准,再给自己戴顶高帽子,是许多人的拿手好戏,于是伪崇高、伪智慧如沧海横流。重复千万次的谎言虽然不能成为真理,而千万次的重复却能使谎言成为习惯。在许多人看来,一两次蠢血沸腾可能是愚蠢,而无数次蠢血沸腾却象征了“理想”与“革命”、“浪漫”与“青春”。那些爱唠叨“青春无悔”和“流金岁月”的人,多遵循这样的逻辑。“四五式”已习惯于把畸形当健康,视反常为正常,看自己自然净是伟大和完美。而其主流意识所承认的用来评价后辈的许多标准,原本就是自私和荒谬的。无论如何,总免不了叮咛要“学习”、“发扬”什么,前辈对后代总是“恨铁不成钢”。不过,说这是“钢渣”对铁的企盼更合适。
  有人指责后辈“失落了理想与信仰”。前辈(在正式场合)用自己绝不信奉的东西去教育人,再用“真我”的示范否定其教育,连“真诚”都谈不上,还配给人家讲什么理想、信仰吗?其实后辈早就看穿了师长们的虚伪与做作,他们演示接受大人的教育,只为哄长辈们不伤心罢了。他们无法失落原本没有的东西,也不会在成熟期拣起幼稚时就厌倦了的游戏。表面看后辈中理想主义者似乎少了些,可人家一不像前辈们那样无论偶像怎么换来换去都一贯高宣佛号;二不似前辈们那样无耻地奋力干预他人的精神世界。据说,“理想的破灭”使前辈集合了成熟、深邃、坚定等大宗优点,以此推论,后辈即便是“失落”、“破灭”几回,该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吧。
  前辈以为后辈“自我中心”不得了。这在过去是该死的罪过,如今则必定让人“冷漠”且“心胸狭小”,还造成可怕的“多元化”。根据前辈经验,只要把人活生生混封在闷罐里发酵到“无我”,即可让人“胸怀世界”,陶醉在“解放三分之二”的春秋大梦里。时至今日,曾把爱心压缩到极限、把仇恨扩张到极限的前辈,仍坚信自己有过“博大的胸怀火热的心”。成熟的前辈居然还不明白一个常识:连“自我”都不能确认,连自己拿自己都不当东西的人,是决不会确认他人权利、关切社会和谐与他人幸福的。
  后辈“不能吃苦”是一种很普遍的看法。的确,无论如今“不怕苦”的教育怎样加强,前辈之苦是难以复制出来让人体验的,那苦只有前辈才配吃得起。前辈为啥能吃苦呢?一是没法子,二是成了对痛苦麻木不仁并且以苦为乐的傻子。要是这么简单的原因不明白,吃苦是白吃,算活该。“文革”串联时,我不满十二周岁,曾一天行军一百三十华里。我这个最小的“红卫兵”,武斗中与青壮汉子并驾齐驱,对饥寒危困似乎没有感觉,听悲号哀鸣全然无动于衷。之所以“勇敢坚强”到没心没肺,主要是优良的“教育环境”使我有早熟的“觉悟”,更能被“神圣”所鼓舞。好不容易我才明白了“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幸福”,而觉醒是由体会到自身痛苦并推想他人感受才开始。在忏悔中咀嚼耻辱和痛苦,使我摆脱了“文盲加流氓”的命运。在我看来,后辈对痛苦敏感总体说来是进步,这样他们就会认真地对待减少苦难的体制、文化、技术、事务,从而避免像前辈那样无奈、那样糊涂地乱吃苦、吃大苦。
  “七十年代人拿大刀砍人”,这是形容、比喻,而前辈真干过;“七十年代人好扮酷”,人家不过是显点个人特色,而前辈却以极单调的形式,表达了最下流的政治歧视和暴徒式的虚荣;“七十年代人是淫荡的”,既然四十岁以上有阳痿现象的过了半数,前辈的判断标准不足为凭;“七十年代人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前辈却疯狂“共振”制造了粉碎“价值”的奇观;“七十年代人没文化”,到他们初中时许多前辈却辅导不了功课了……得了吧,把指责后辈的劲头拿百分之一出来分析自己,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受到什么指责。
  几代人的优缺点不可能“划时代”分开来,对任何一代都不能一概而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想必读者不会认为我对前辈所有人均一概否定,对后辈则一概肯定。为自身和他人而忏悔,不仅是责任,也是权利,没有忏悔和自由忏悔权的社会肯定是可怕的社会。静下心来想想,这些年前辈的进步多来自对自己的否定与修正,后辈的优点多出自对前辈的怀疑与“叛逆”,而前人后人的思考与进步是互动相促的。我忏悔并“弘扬”忏悔精神,还因为我们一代尚有掌握自己命运、影响历史进程的希望,若在有生之年“知耻近勇”,奋发作为,或许后辈不好说我们是“缺德少才、假冒伪劣”的一代。
  虽然早已清醒,我却从无孤独、畏缩之感。听摩罗、余杰等青年思想者的呐喊,我知道忏悔者有众多青年知音。从我离休有年、来日无多的父亲那里,我知道忏悔者也有上一代的同道:父亲一生没害过人,让他痛心疾首、死不甘心的是“当了一辈子‘假人’”。他得知癌细胞已扩散后,正抓紧写他最后一本书,书名就叫《“假人”临终的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