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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洞和针眼
作者：张远山
这里要讲的是伊索的一个不太著名的寓言：狐狸凭着自己的聪明，钻进树洞把牧羊人藏在树洞里的面包和肉吃了个精光，但是等它要钻出来的时候，由于肚子胀得太大，却再也钻不出那个狭小的树洞了。结果成了自投罗网的猎物。
希腊人的道德讽喻故事，到了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里，却变成了宗教训谕故事：狐狸为了钻过一个小洞进入葡萄园，不得不斋戒三天直到瘦得能够钻进去。它进入葡萄园后大吃大喝，变得大腹便便，结果怎么也出不来了。为了安然离去，它不得不再次斋戒三天，饿到与进来时一样瘦。离开时它悻悻地说：“美妙的葡萄园，你的葡萄是如此硕大，又如此甘甜，但是你却给了我什么？怎么进来怎么离去！”
不难发现，犹太智者把上述两个伊索寓言结合了起来，用于阐明一个比伊索远为深刻的真理：尘世是一座美妙的葡萄园，但是无论自作聪明的人怎样积攒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最终都将“怎么进来怎么离去”，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犹太智者认为，吃到了葡萄的狐狸，并不比想吃而没吃到葡萄的狐狸幸运，甚至可能更不幸，如果那斋戒仅仅是为了吃葡萄的话。但如果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比说葡萄酸的狐狸就高明不到哪里去，甚至让人怀疑创作此寓言的动机仍然是因为没吃到葡萄。我相信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寓言远为深刻得多。这个寓言涉及精神修炼与尘世享乐的关系——一个与人的整个生命相关的根本性问题。
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如果“斋戒三天”仅仅是为了获得进入“葡萄园”的资格，那么这种信仰和斋戒就是虚伪的冒充虔诚，而冒充虔诚正是为了掩盖贪婪和掠夺的本性。但历史是公正的，一切虚伪的虔诚者，最终都必须被迫甚至被强迫“斋戒三天”才能获得解脱。“进出葡萄园”在此意味着生死。进入前的斋戒是为了饿瘦，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赤条条而来；离开前的斋戒也是为了饿瘦，因为所有的人也都必须赤条条而去。
尤其是从离去和解脱的立场来看，精神上的斋戒和肉体上的饿瘦更是必须的，然而仅仅饿瘦到钻出树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离开尘世葡萄园之后，人还有两个可能的去处：天堂和地狱。正如耶稣所说：“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能够钻出树洞的瘦，远远不足以穿过针眼——“天堂之门是一扇窄门。”必须斋戒和饿瘦到在身心两方面都近乎没有，近乎无我和“无身”（《老子》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才有可能进入天堂。从但丁的《神曲》中我们得知，一切在尘世中不愿主动饿瘦的人，都必须到地狱里去被迫而永远地挨饿。而一切在尘世中假惺惺地斋戒和仅仅为了荣耀地告别葡萄园并觊觎不朽的人（比如那些拔出九牛之一毛捐助慈善事业的富人），都必须到炼狱中去进一步饿瘦，然后才能进入天堂，获得灵魂的安宁。不妨说，能够钻出树洞仅仅意味着不受人间法律的制裁，但只有能够穿过针眼的人才能不受道德和历史的审判。基督教正是以针眼的标准而非树洞的标准，宣判了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是那些有可能穿过针眼的人也都是有罪的。因为是否能穿过针眼必须盖棺才有可能论定——甚至还不能。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宣称自己必能穿过针眼。按照加尔文一派的教义，每个人都有权坚信自己可以穿过针眼，但这一预设命题必须用整整一生的全部行为来加以证明。在证明尚未完成亦即生命尚未终止之前，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以此自负。我无意于在此宣扬宗教式的最后审判，但是任何人的行为只要偏离了永恒正义，无论生前死后都将受到历史的无情审判。
诚然，每个时代的树洞和针眼的尺寸也是略有不同的。树洞是每个时代的物质享受的相对限度，针眼却是所有时代的人类精神乃至宇宙精神的绝对限度。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物质的树洞必然越来越大，但是精神的针眼却永远不会放大——马丁·路德早就断言，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散发廉价的“赎罪券”。不同时代的宽容可能是相对的，但精神的针眼却是绝对的，就像永恒正义是绝对的。精神的针眼永远是那么小，小到近乎无，只有每时每刻意识到自我之渺小和卑微的人才有可能艰难地穿过它。对于每个时代的所有人来说，由树洞所规定的一定量的“面包与肉”都是合理的，正如牧人们要在树洞里留着午饭。但对于树洞而言的合理，并不等于对于针眼也合理。不妨说，“面包”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温饱，“肉”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舒适。然而社会的不公正却往往使勤奋劳动的牧人们失去理应得到的“面包与肉”——它们被投机取巧、道德败坏的狐狸们偷走了。狐狸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窃贼，相反，狐狸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它们占有整个葡萄园并享用大部分葡萄是天经地义，因为它们已经通过“斋戒”证明了自己在智力上甚至精神上的优越（它们决不肯承认智力的优越并不等同于精神的优越）——狐狸们甚至认为“优越”一词还不足以自我陶醉，它们喜欢用“高贵”来夸张这种自恋。因为“优越”强调的只是量的优势，而“高贵”强调的是质的优势。
我并不赞成物质上的禁欲主义，也不赞成对所谓“淳朴的无知”的颂扬。相反，我认为“饱暖思淫欲”是人之天性，不仅适度的温饱是人之天性，而且适度的淫欲也是人之天性。但是我反对肉体上的纵欲，更反对精神上的纵欲。人们习惯于谴责物质富翁造成了人类肉体上的不平等，却几乎从不谴责精神富翁造成的人类精神上的不平等，更很少意识到精神富翁的危险性。在科学大跃进和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我认为有必要强调精神针眼的限度——它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而言，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具有进入历史、进入不朽、进入天国的优先权。人类也已习惯于单方面谴责物质上的纵欲，而很少谴责精神上的纵欲。而无论是个体、民族和国家的优越感，都是这种精神上的纵欲。事实上，如果没有精神上的纵欲，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就不会有那么多物质上的掠夺和争战。而当人类全体向大自然全面宣战时，正是“把大自然当作专供人类索取的资源仓库”（早在《圣经》中上帝就对亚当说，人之外的一切都是供他驱使和享用的）这一精神纵欲的思想，导致了人类全体对自然发起了无休止的破坏性掠夺和灾难性攫取。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大部分精神战争，往往是以双方都宣称“我，而且惟有我掌握了最高真理”之类精神纵欲的无端信念为起点的。而全体人类向大自然的索取则几乎被所有的人类个体所认可。人们的争端总是起于“无休止向自然索取”这一毋庸置疑的大前提之后的分配问题。似乎无休止向自然索取对每个人都有利，所以任何人对此都不该有任何异议——除非他在分配上吃了亏，他得到的远远少于树洞的定量。但是大自然本身对这一毋庸置疑的大前提已经提出了日益严峻的抗议，如果抗议一再遭到蔑视，大自然的报复将越来越无情。老子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指的正是少数人的精神纵欲。但另一方面，被少数“圣人”麻木不仁地当成刍狗的全体“百姓”却把大自然当作贡奉自己的“刍狗”（草扎的狗，用于祭祀）。这样做的结果所必然导致的大自然的报复，老子也早就预言过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第五章）掠夺正在愈演愈烈，因此末日正在日益逼近。
没有人可以在物质上剥夺他人（乃至地球上的所有物种）的生存权利，也没有人可以在精神上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有权比别人享受得多，也就是认为自己的物质树洞有权比别人大；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有权比别人优先进入天国，也就是认为自己的精神针眼比别人大——无论精神和肉体，大部分人都要求别人对自己特别宽容。之所以对物质纵欲的抨击史不绝书，而对精神纵欲的抨击却十分罕见，是因为物质纵欲的抨击者往往正是精神纵欲者。精神纵欲者掌握着话语权，而物质纵欲者却没有什么话语权。然而在我看来，精神的纵欲不仅丝毫不比物质的纵欲更高贵更道德，而且物质上的不平等正是缘于精神上的不平等。看一看尼采的自传《瞧这个人》前三章的标题“为什么我这样智慧”、“为什么我这样聪明”、“为什么我能写出如此优越的书”，就能明白尼采的个体精神纵欲与希特勒挑唆起来的民族精神纵欲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几乎就是在论证“为什么我有资格进入历史”、“为什么我有资格进入不朽”、“为什么我有资格进入天国”。尼采的可贵在于坦率，而更多的精神自负者尽管心里这么想，却卑怯地不肯这么说，不敢这么写。
从个人的精神纵欲到民族的精神纵欲再到全体人类的精神纵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多米诺过程，其结果总是必然地导致把已经从自然中掠夺来本该珍惜的物质加以毁灭，即取之无道，用之也无道。当一场战争结束，两败俱伤的双方就“重建家园”，于是新一轮对自然的加剧掠夺就开始了，而它往往就是下一场战争的备战。人类的内战（一切战争都是人类的内战）总是把战争的灾祸转嫁到大自然的头上，让大自然承担最终的战争“赔款”。重建了各自小家园的互相敌对的人类，却在齐心协力破坏着惟一的大家园——地球。重建小家园，恰恰就是破坏大家园。而当惟一的大家园即将变成一片废墟之时，纵欲的人类就准备不负责任地亡命天涯——逃向月球、金星或外太空。而这种异想天开且耗资巨大的逃亡计划（即便成功也只是极少数人的胜利大逃亡）更加速了整个地球的废墟化。在文明史发轫一万年之后，人类像一个丧尽天良的逆子一样，用文明积累起来的全部“价值中立”的知识技能把自己装备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匪徒，正在自己的亲生母亲家里最后大掠三天，像一个流窜过境的抢劫犯一样准备逃窜，为此不惜留下自己的所有同胞陷于灭顶之灾。精神上僭妄、傲慢的人类个体和人类集团，就是一头或一群丑陋而自私的、注定进不了天堂的骆驼——我甚至不难想象，逃向金星的少数“上帝的选民”会自以为踏上了光荣与梦想的朝圣之旅。地球已经不堪重负，人类全体即便仅仅为了全体的自私目的，也已经到了立刻停止集体性的物质纵欲和精神纵欲的时刻了。到了记起古代中国智者那个“割股自啖”的伟大寓言的时刻了：不必等到饕餮的人类把自己双腿上的肉全部吃光，大自然就将流尽最后一滴血，自视为泰坦巨人的渺小人类就已经不能站在大地之上了——更遑论“诗意地栖居”。
或许形式上的贵族时代已经结束，但少数精神贵族们依然陶醉在他们的精神优越亦即精神纵欲之中。所谓“诗意地栖居”的学说正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精神贵族炮制出来的——海德格尔一点也不令我吃惊地加入了日耳曼的集体精神纵欲的疯狂舞蹈。许多骨子里与他别无二致的精神贵族被他那“深刻的诗意”陶醉了，他们为海氏辩解，认为他的“诗意”与“纳粹”无关。殊不知“纳粹”是集体的精神纵欲，而“诗意”不过是个体的精神纵欲而已。所谓“深刻”，不过是精神纵欲时欲仙欲死的“高峰体验”而已。谁的深刻能够达到苏格拉底、老子、佛陀和耶稣的程度？他们是人类精神节制的不可超越的绝对限度，他们就是人类进入天国的针眼。以有限深刻为名，行精神纵欲之实，这样的深刻可以休矣！据说这些天国的针眼所宣扬的教义是奴隶的教义，据说这些天国的针眼所宣扬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然而物质纵欲者是肉体的奴隶，精神纵欲者是自我的奴隶。超人梦、贵族梦、优选民族梦、强国强种梦可以休矣！迄今为止的全部文明史是一部人与人、人与生物、人与自然不平等的掠夺史。在这部不平等的掠夺史中产生的大部分“诗意”仅仅是对少数人（超人、超民族、超级大国）而言的，“诗意”是吃饱了葡萄而微有醉意的狐狸无视牧人们的利益而幻想出来的。只要少数人还陶醉在精神纵欲的“诗意”之中，这一精神纵欲的梅毒就必然会不可阻挡地经由精神做爱传遍全体人类。全人类的精神纵欲除了疯狂，没有任何别的出路；而全人类的疯狂除了毁灭，也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基督教乃至许多宗教都强调淳朴的无知者可以轻易地进入天堂——把神学还原为人学，天堂就是尘世的精神解放——因为“针眼”再小，“无”是容易通过的。当然，达到“无”是极难的。我并不想强人所难，出一个极难的难题来刁难人。但每一个自诩无所不能的精神自负者，理应攻克这个最后的难题，否则就请收起你的自负和傲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傲慢”被称为万恶之首。傲慢永远是属于魔鬼的品质。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死亡一天没有来临，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自身固有的傲慢进行永不妥协的较量。然而“无”恰恰远离“无知”。佛学把“无知”称为“无明”，无明，即无以明道。因此无知与道德不仅没有正比关系，相反，无知必然意味着道德水准的低下。无知所导致的无力，仅仅是导致作恶的无力和技穷。只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才能达致高度的善，但对知识的滥用必然会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性的恶。知识作为一种权力的工具，如果没有道的遏制必然会被滥用。知识的所谓“价值中立”使它成为一把善恶的双刃剑，在善恶两方面都更加强有力。正因为如此，以知识上巨大的“有”穿越仅能容纳近乎于“无”的针眼才是永远的道德难题。因此老子的教诲永远有效：“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追求知识的永恒热情正是为了无限度地考验傲慢。学之增益，正是道之减损的惟一方法。只有当知有助于道时，知才会转化为智。诚实的知识分子必须认识到，日益膨胀的知属于人类全体，而个体不可须臾离的最高之智就是苏格拉底的“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把耶稣的教诲转换成现代语言，那就是：知识上的富人如果狂妄自负到没有“无”的智慧，那么要想获得精神解放就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只有当知识上巨大的“有”转化为智慧上的“无”，骆驼才能奇迹般地穿过针眼。
一个真正的义人，必须用针眼来要求自己，而用树洞来宽容别人。但宽容不是无限的，每一个时代的宽容度，就是每一时代的树洞的大小。文明的发展会使树洞不断放大，但不可能无限地放大，因为人类惟一的家园地球不会放大。相反，明智的人们将遏制树洞的迅速膨胀。然而无论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所有时代的精神针眼永远不会放大，所有时代的天国之门都永远是那么小，小到近乎无。因为天国是永恒的，天国之门也是永恒的，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每一个渴望荣誉、渴望不朽、渴望进入天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缩小自己，使自己趋近于无，在上帝的阳光之中像尘芥一样翩翩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