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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越会谈始末（上）
作者：黄修荣
(一)
孙越会谈出现在陈炯明叛变大约半年之后。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而且也导致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陈炯明叛变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北洋军阀政府消灭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从而达到使陈炯明同北洋军阀政府合作，共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英国政府更是直接支持陈炯明叛变。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孙中山对它们的幻想。
其次，陈炯明的叛变促使苏俄、共产国际实行同孙中山友好的政策。1922年8月，维经斯基发表文章指出，陈炯明叛变后，“国民党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这个党内的劳动分子将会聚集在最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分子周围，形成党的左翼，最后再经过分裂；可能在中国南方组成工人政党；中国南方的运动是同国民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他认为，陈炯明和孙中山斗争的结局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转折点。
第三，孙中山既然已经被陈炯明逐出了广东，也就不再对帝国主义抱什么幻想，不必因担心帝国主义干涉北伐而不敢公开实行联俄。因此，陈炯明叛变后不久，孙中山便主动通过陈友仁向当时还在中国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明确表示：“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惟一的朋友”〔2〕。孙中山通过陈友仁转告达林，他要离开广州到上海继续进行斗争；如果斗争失败，他就去苏俄。他还托达林代向列宁转致友善之情，并交给齐契林一封信。孙中山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难处境，并表示他不会停止斗争。
1922年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介石、陈策、黄惠龙等离开永丰舰，登上英国摩汉号炮舰，4时起航，7时驶出虎门要塞，经香港前往上海。
8月14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在上海，他很快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建立了联系。达林通过陈友仁向孙中山表示，社会主义苏俄永远与他站在一边，支持他的斗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孙中山交谈了与苏俄建立联盟和国共合作等问题，表达了与孙中山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良好愿望。
这时，孙中山不再对帝国主义干涉他与苏俄建交有所顾虑，坚定了与苏俄建立联盟的决心。他曾用一段十分形象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想法：
中华民国就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3〕
正当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社会主义的俄国时，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于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原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883年出生于俄国克里米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末，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7年夏，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事外交工作。
1922年7月，由于苏俄裴克斯使团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分来华。7月27日，越飞率随员24人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于8月5日到达赤塔，8月9日到达哈尔滨，8月12日到达北京。越飞来华后，一方面与北京政府就缔结商约、俄国庚子赔款的使用，以及外蒙和中东路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同孙中山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
8月18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著名教授李大钊、胡适等十余人在东方饭店宴请越飞。李大钊代表中国知识界致词欢迎越飞。蔡元培对远道而来的苏俄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在讲话中肯定俄国革命对中国的良好影响。他说：“俄国革命事业为吾人之前驱。今日愿以受业者之资格，欢迎远道来临之先导者。”接着越飞致答词，他说：“以先导之尊称赠予俄国，吾人实不敢当。中国有极深的文化，实为人类之先导。……俄国代表团来华之目的，希望中俄两国国民建设良好之友谊。”胡适等人也于席间发言。主宾热情交谈，至午夜方散〔4〕。随后，许多团体也都为越飞举行欢迎会。8月21日，北京的《新潮月刊》等14个团体又欢宴越飞。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各界的欢迎表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惨遭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在宣言中表示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苏俄寄予的希望。
越飞来到中国时，广州政府因陈炯明叛变已不复存在，越飞把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作为主要的任务。由于北京政府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意做出让步；苏俄政府不愿履行在两次对华宣言中作出的承诺。双方分歧很大。俄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指示越飞：“从1919～1920年的总宣言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越飞尽管对这个指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从宣言立场上后退“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但在同北京政府的交涉中，他只能按苏俄党和政府的方针进行。这样，越飞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使命自难取得进展。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民族主义政府，从而使苏俄对华目标比较容易实现。
作为苏俄政府驻北京的代表，越飞积极贯彻苏俄政府的外交意图。要保证苏俄在远东的国家利益，首先必须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苏俄便决定利用各种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某种联盟，进而形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
由于吴佩孚在当时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接触并表示“亲俄”，且以反对俄国在远东的宿敌日本著称；在苏俄极为重视的蒙古问题上，吴同意苏俄暂不撤军。因此，在苏俄方面看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民族主义政府是可取的。
1922年4月底至5月上旬爆发的直奉战争，以奉系失败而告终，北京政权遂完全落入直系军阀之手。越飞抵华后，改变了裴克斯的做法，一方面同北京政府谈判，另方面积极物色实力派人物，同他们建立联系，期望这些人掌握中央政权后，能同他们谈判中俄问题，解决中俄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打开对华关系的新局面，越飞采取的策略是极力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越飞认为，孙中山是具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家，是中国的思想领袖；而吴佩孚是军事领袖，有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军队。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本着这样的意图，越飞来华后很快致书孙中山。双方通过信函和使者往来，揭开了会谈的序幕。
(二)
越飞在中国期间，虽然同北京政府的谈判进展迟缓，但与孙中山的秘密谈判却进展迅速。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5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1.我不清楚，张作霖及其一派是否也是民族解放派，但比其他派更反动一些，或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我还不清楚，从社会阶级角度说，张作霖依靠谁，在北京有哪些人支持他。
2.我不清楚，为什么您不久前同张作霖达成反对吴佩孚的协议?这仅仅是想支持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来消灭另一个敌人，使您只剩下一个敌人，便于以后消灭它，还是您真的认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好处?与此相联系，我想知道您建议我对张作霖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针?
3.我不清楚您同陈炯明的意见分歧。要知道，仅仅不同意应由北京还是由广州来实现全国统一这一点，还不足以导致流血战争。
4.我不清楚，如果说在目前的中国议会中国民党和整个南方在起很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您不承认这个议会?
5.我不清楚，如果说您现在同吴佩孚达成协议，而您和国民党的影响因此而会更大，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在奉行一种既丝毫不符合国民党的纲领，也丝毫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的政策呢?
为了表示自己对孙中山的好感和信任，他在信中告诉孙中山：
我们现在不得不同日本谈判，因为我们自然非常想把日本人赶出我国领土。我的政府责成我进行谈判，我有意拖延为的是能先来中国建立联系。〔5〕
至于外蒙古问题，越飞指责中国政府听信了帝国主义的宣传，以为苏俄对外蒙古有侵略企图。他告诉孙中山，如果在这种混乱形势下苏俄从外蒙古撤兵，那么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在那里稳扎下去，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的。越飞就此征询了孙中山的看法，并且希望孙中山利用自己在中国的声望促使中苏会谈早日开始。他在信中对孙中山表示：“我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打算向蒙古渗透。但是我们若在目前的混乱时刻撤出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我们现在离开蒙古对中国不利，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在蒙古问题上，他除了希望吴佩孚支持外，同样在寻求孙中山的支持。
越飞给孙中山的这封信是由一名信使带到上海转交给在8月12日到达上海的马林。8月24日，马林带着这封信来到孙宅。孙中山认真地看了来信，很快在8月27日回信，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做了回答，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一)孙中山在回信中指出：北京政府“没有任何基础，它软弱无力”，说它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不过分”。孙中山希望在他改组北京政府之前再等一等，待他不久之后建立自己的政府后再谈判中苏关系问题。
(二)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贵国军队立即撤走，只会迎合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
(三)越飞在来信中用了很大篇幅谈张作霖的问题，孙中山也就在回信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回答，并明确表示“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表人”。他向越飞介绍了自己在桂林时开始同张作霖联络，而且张答应在必要时与孙合作。至于张是否真诚合作，孙在回信中很明确地表示：“我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无权怀疑他没有诚意。”日后如果他食言，那时再来对付他。至于对张作霖应持何种态度，孙中山建议苏俄“别把他推向日本”，而要使他能多“受我的影响”，不要“对他再采取敌视的态度”，否则“可能会迫使他去寻求日本的外交支持”。
(四)对于越飞关于孙吴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问题，孙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他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准备同接受他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他在信中巧妙地写道：“这也说明与吴佩孚有关的事件，现在正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五)孙中山告诉越飞，他已经命令国民党的国会议员们都到北京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承认黎元洪政权，只不过是为了对抗黎元洪反对召开国会的企图。
(六)关于越飞同日本的谈判，孙中山希望苏俄不要在谈判中牺牲中国的利益，“希望苏维埃俄国阻止日本加强它在北满的地位”。
孙中山的回信表明，他对越飞的来华抱有期望，他对来信中的基本问题所持的立场丝毫不使越飞为难。难怪越飞在接到孙中山的信后喜出望外，他很快于8月30日给加拉罕发去电报。在电报中，他高兴地告诉加拉罕：“孙上了这个圈套，回答了所有棘手的问题。”
但越飞这时并不准备接受孙中山在信中提出的不要同北京政府打交道的建议，他在9月15日由苏俄驻华武官格克尔送交的复孙中山的信中坦率地说：“我作为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正式代表，不能不同中国官方政府打交道。”他殷切地希望孙中山能“同吴佩孚合作并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他认为这样的政府不仅可能与张作霖取得和解，使中国尽快实现统一，而且还将得到俄国政府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
9月18日，越飞给在上海的马林写信，请他说服孙中山与吴佩孚一起组建政府。越飞表示：“这样 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他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
同一天，越飞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惟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信中还说：“同时我并不抱有这样的希望：中国现政府在受外国人左右的情况下能够同俄国的谈判进行到底并取得理想的结果。”
这以后，越飞又派格克尔多次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联系。但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对越飞提出的联合起来组建政府不感兴趣。
9月26日，格克尔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晤，马林也在场作陪。格克尔转达了越飞的孙、吴联合观点，并希望孙、吴联合防止爆发新的内战。孙中山认为，防止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爆发新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他预料，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是张作霖。格克尔认为吴佩孚的军队要比张作霖的军队强大得多，他是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
格克尔与孙中山对吴佩孚、张作霖两人的看法展开热烈的辩论。格把吴佩孚看成一个“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孙却认为，吴“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但“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认为他只是日本人的工具是不对的”；“吴佩孚依附于英国和美国。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孙十分怀疑吴对俄国的友好姿态。格向孙表示将会再劝说吴要摆脱英美的影响，并提醒吴佩孚必须同孙中山合作。他告诉孙：“吴佩孚已经知道，俄国把孙逸仙看做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尽管格克尔反复指出张作霖是日本的工具，与俄国所有的敌人勾结，但孙中山只是表示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不会同张作霖决裂。孙向越飞的代表提出俄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格克尔表示，首先必须实现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然后才有可能利用俄国的帮助〔6〕。格克尔还询问是否可以同孙中山在洛阳的代表建立联系，以便着手安排苏俄援助的工作，但被孙中山婉拒。
格克尔告诉孙中山：“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孙中山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正如越飞同志已经指出的，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格克尔和马林都极力劝说孙中山放弃同张作霖的合作而转向吴佩孚。格还告诉孙，吴对孙“很有好感并且同意成立在孙中山逸仙领导之下的政府”。
尽管孙中山对同吴佩孚合作并不热心，但他还是派代表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结果是令人失望的。11月2日，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写道：“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治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原因是，他指望一旦同张作霖发生冲突，能预先得到贵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孙中山认为，如果吴佩孚在和张作霖发生冲突时得到俄国的帮助，张作霖很可能就会求助于日本，而且英、法、美都可能会出来干涉，因这几个大国对苏俄持明显敌意。其后果对中国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孙中山明确反对苏俄向吴佩孚提供军事援助，并说：“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7〕
孙中山和吴佩孚各怀戒心，双方合作举步维艰，但越飞仍不死心，坚持要促成孙、吴联合，并对双方展开说服工作。对于孙中山，越飞建议他亲自到北京，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干预北京事务。对于吴佩孚，越飞更是苦口婆心，竭力劝说。11月18日，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强调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北京这里的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境更加严峻地表明您有必要与孙逸仙联合。”越飞认为：“中国人民的两位领袖……由于个人的怀疑和彼此不信任，怎么也联合不起来”，是一种荒唐的现象。他还表示：“您与孙逸仙和解并建立你们的联合政府是最重要的。……我准备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越飞的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11月20日，吴佩孚给越飞写了一封信。信中不但没有提到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而且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采取了与北京政府一致的立场。
面对孙中山和吴佩孚都不想合作这一实际情况，越飞再次向苏俄领导人建议：“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所以他建议苏俄领导人应把在中国联络的主要对象放在孙中山身上，并给孙以必要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正当孙中山同越飞的关系日益密切时，他从越飞的来信中得知苏联红军为了消灭在中国的白匪据点，准备进军中国东北。这使他感到惊讶和不满。12月6日，他给列宁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亲爱的列宁：
我借此机会就一个重要问题给您写这封短信。我得知，苏联的武装力量正在满洲边界集结准备占领北满。
我担心，这种占领将对今后的俄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对中国人民来说过去俄国占领北满，是沙皇制度一个明显的证明和证据。如果您占领这个地区，那么我相信，我国人民就会把这个步骤说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
我个人并不相信，莫斯科的这种举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动机。
实际上，我确信，您要占领北满是出于对张作霖的不信任。
但是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指出，通过我并同我一起行动，您就能迫使张作霖在理智的范围内做到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
遵循这种政策，您不仅可以避免危险的反动派在中国对您的攻击，而且还可以帮助我创造一种便于加速俄中共同工作的局面。
您以前对中国所作的声明(指1920年9月27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中华民国政府书》——引者注)曾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希望并促使他们把俄国看做是能保证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而获得民族解放的朋友。
我请您不要采取任何不明智的行动，诸如占领北满。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名全权代表去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商为俄中合法利益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事宜。
同时我还要再重复一句，与中国现政府的谈判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看来也是危险的，北京(政府)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仆从和工具，所以，和北京打交道，实际上也就是和列强打交道。这是危险的，因为始终有可能，北京和这些列强耍手腕使我们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
再次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孙逸仙〔8〕
除了在东北问题上对苏俄政府的举动表示反对外，孙中山对苏俄政府始终不放弃与北京政府建交这一做法也很不满，他告诉越飞：“如果贵国政府的政策是把北京的官府作为中国形式上的管理机构而长久加以保留的话，那么您想同北京政府举行谈判，那当然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您就可以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上承认等步骤，为它树立威信。但是我必须指出，您同北京举行谈判，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采取人们称之为进化的缓慢渐进变革方法，而不是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苏联方法或急剧变革方法。”
12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越飞的一封信中指出：“总的形势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还可以提出一项建议性政策，即我作为我的受压迫的同胞的代表，同贵国政府实行合作。”他在信中表示：“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能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他问道：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他在信中建议苏俄政府派人来，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能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巩固它们在中国的地位”〔9〕。
在这里孙中山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西北计划的要点，并引人注目地取消了他们要求苏俄出兵的内容，改为自己由四川北上甘肃、内蒙古，接通外蒙，获得军事物资，并开辟一条由西北打到北京的进攻路线。
在对待吴佩孚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方面，孙中山不赞成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做法。他认为，苏联派越飞同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其客观效果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孙中山深知吴佩孚有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他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英国和其他国家肯定将支持他反对我”〔10〕。
1922年秋，孙中山派张继前往北京“致书越飞”。12月，张继在北京“会见越飞两次”〔11〕。双方商讨了越飞与孙中山亲自会谈等问题。张继后来回忆他肩负的这次使命时说：“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者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后，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12〕
苏俄与孙中山结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曾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早在1921年就明确指出：“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13〕因此，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14〕。他们估计中国政府即将发生更替，孙中山有成为总统的可能，苏俄政府驻华代表建议“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在中国存在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15〕。为了保持同北京政府的联系，苏俄政府领导人指示其代表同孙中山的接触应秘密进行。
在中国工作的越飞由于感受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情绪，他曾建议苏俄领导人在外蒙和中东路问题上向北京政府做出让步。他说：“当然，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16〕在中东路问题上，越飞本着苏俄对华宣言精神，提出应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无偿地向中国转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了俄共(布)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批评〔1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曾在1922年8月31日召开过一次讨论这些问题的会议，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候补委员加里宁、中央委员库贝舍夫和拉狄克与会。会后，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身分给越飞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中央委员会以为不能根据1919年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为他拟定什么指令，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就那个宣言及时做出回答，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务必坚持由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共管。我们无须再要任何史料就明白历史的真相了，斯大林的话事实上否定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载入的“无偿归还”的内容。在涉及苏俄利益时，他告诉越飞——必使俄国在此铁路上享有居于优势的利益保证，这是答案之一。
在关于外蒙古问题上，斯大林指示越飞：“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国本身。”
对越飞在9月4日提出的给予中国政府2000万美元贷款的财政援助一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们“表示极度惊诧”，他们一致认为越飞应该了解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该提出这样的想法。
越飞收到俄共(布)中央的指示后非常失望，他深知“不能根据第一次对华宣言拟定具体指令”意味着什么。他无可奈何地对加拉罕说：“当然，只消耍上一点手腕，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宣言里的东西化为乌有。可是我以为，这将成为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我们在对外政策中一旦以司空见惯的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那么我们就更难以充当世界革命堡垒的角色了。”他和马林在1922年12月联合撰写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中针对苏俄的立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这两位处于具体执行苏俄政策的第一线的人深深体会到：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我们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
尽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必须执行苏俄政府的既定方针，不能打折扣。所以越飞反复告诉马林，让他再三向孙中山强调，孙必须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支持越飞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为了切实保证越飞使命的完成，马林不仅同张继密切接触和表达越飞对孙的期望，而且同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作“场外”配合。
越飞和孙中山的书信来往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为直接谈判做了准备。（待续）
注释：
〔1〕维经斯基：《南中国的战斗》，《国际新闻通讯》第153期（1922年8月3日）第928页。
〔2〕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3〕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4〕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23日。
〔5〕〔6〕〔7〕《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134～137、144～146页。
〔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4页。
〔9〕〔10〕《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同上书，第166页。
〔11〕〔12〕《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61年版，第243、195页。
〔13〕〔14〕《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3～64页。
〔15〕《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同上书，第76页。
（16）《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日和8日)，同上书，第148页。
（17）《托洛茨基给越飞的信》(1923年1月20日)，同上书，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