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2期
从严，还是从宽？
作者：孙玉祥
从历史上看，许多人认为这尺度是应当从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类知识分子与作家——是客观真理的追求者，是社会良心的寄托者，道德的立法者，如果他们的道德都出了问题，那整个社会道德如何维系?——所谓正人者必先正己，立法者先当守法是也。所以，对他们的道德要求应该是很严的。这正如费希特在其《论学者使命》一文中指出的：“基督教创始人对他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人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从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而俄国诗人普希金也曾说过：“无论何种学者和作家队伍，在文化突飞猛进的各个时期，在文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贯走在前列，他们注定永远要挨第一枪，要忍受种种苦难和危险，对此，他们不能怯懦地加以抱怨。”鲁迅的文章之所以将大量笔墨对准知识界，尤其是文学界的作家与学者，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他们是“智识阶级”，讲道理，有理性，是中国较有希望的一个阶层——所以才对他们大“骂”特“骂”!孔子说过：“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很显然，在鲁迅心目中，政治家或军阀者流都是些“不可言者”，所以鲁迅不愿“失言”而“不与之言”；而知识分子则无论有怎样的缺点，都属于“可与言”者，所以鲁迅不愿“失人”而“与之言”——哪怕是以“骂”的方式“与之言”。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鲁迅“骂”过的傅东华才会这么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释成惟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见《鲁迅与他“骂”过的人·导言》)或者，这就是孔子“春秋责备贤者”的意思。何兆武先生在其为自己《历史理性批判散论》一书写的序言中也有这样的话：“历史学家以自己的研究(如以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书法)而参与了人类史诗的演出。追求人生的美好，不是化学家的任务，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但永远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可须臾离弃的天职。很难想像一个不为追求人生美好这一崇高理想所鼓舞的历史学家，能够写出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来。”何先生还说：“古人所谓史家四长：德、才、学、识，杨超可以说当之无愧。在举世滔滔一片咆哮着的人海声中，他仍然尊严地不肯放弃自己的高贵与洁白，最后不惜演出一幕屈原式的悲剧，以身殉职……今天看来，史家四长之中终究须以史德为第一要义，史识次之，才、学又次之。”就这个层面而言，余杰对余秋雨的指责虽然过激，但也不是毫无道理的；而余秋雨说自己在“文革”中并没有打人抄家，在反右批邓中没有迫害同行，“与这一切相比，一个教师有没有参加过这个教材编写组，这个教材受什么部门领导等等，就比较次要了”的辩解就显得无力了——因为你是文人，现在还在兴致勃勃地写文章发议论，所以这些在一般人也许的确“比较次要”的问题在你那儿就显得触目，对此，你“不应该怯懦地加以抱怨”，而应当正视与反省。
当然，话又说回来，当一个本来该在道德上成为大家效法的楷模的文人偏偏就在道德上出了问题甚至大问题，而他的文章与见解又的确高明、有价值时，我们该怎样对待他呢?有人很干脆：无论你学问多好、创作多精、思想多深，只要你道德上有亏，在做人方面不是东西，那你就狗屁不如——你的东西我也就看也不看：就这样的坏东西，写出臭文章来，那是理所当然——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么；而他就是写出了好文章，那也是在“为文而造情”、在骗人，所以我照样不看以免上当受骗。比如青年学者李洪岩就讲：“多年以来，我养成一个读书习惯，就是先看作者姓名，然后再决定是否阅读。遇见自以为是好人的，无论文字好坏，总要看上两眼；遇见自以为是坏人的，也无论好坏，照例一眼不看……所以多少年来，我也就一直孤陋寡闻，偶尔听到朋友提起某某大学者小名人，总有一种惊奇感：‘天呀!这么个坏东西居然也如此出名!’于是，我就愈加不读他的东西，以此来惩戒恶者。”不过，也有人不这么看，他们以为文人就是品质出了问题，也不能把他一棍子打死——人是混蛋不等于文章也是浑话，相反，倒应该因为他的文章不错来减轻他为人的不是。换句话说，在道德上可以对有成就的文人从轻发落。这种情况外国有，比如德国的海德格尔，二战期间，他就投降纳粹，为法西斯摇旗呐喊，还无情无义地迫害自己的恩师胡塞尔，道德上可谓一塌糊涂。可是因为他在哲学上的成就，所以现在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又比如法国的萨特，也是个喜欢玩弄女性的“大家”，可同样因为他在哲学与文学上的成就而被大家放他一马，成为泰斗。中国也有，比如晚清时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这家伙在国学造诣上，那可没得说——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化代表人物都曾对他这方面的成就表示过佩服。可这家伙的道德却实在不怎么样，在革命中，他居然背叛良心，出卖同志，还随其主子到四川去镇压保路运动，可谓做尽坏事丧尽天良!后来给革命党捉住了要枪毙。这时，国学大师兼革命家的章太炎出来说话了：“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才，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以太炎之德高望重而发此论，谁敢置之不理?所以这刘光汉便得以逍遥法外——要是换了个没有“通博之才”的寻常百姓，能有此等好处么?那可就得马上“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矣!再比如新文化运动的大家周作人，也是学问才华了不得——郑振铎就曾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便要黯然失光。”可就这样的“巨石重镇”，在抗战中居然附逆落水。抗战结束后，他当然给捉起来了。可在其他汉奸被惩处人人称快叫好的同时，不少人——当然是好人——也在为周作人求情，比如他的学生俞平伯就在《为周作人案呈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中讲：“周作人学术文章久为世所佩服，若依据实绩，减其罪戾，裨使炳烛之余光，完其未尽之著译，于除奸惩伪中寓为给国惜才，使存善美之微意，则于情理实为两尽。”他的另一个学生废名就更是说周作人简直就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为什么呢? “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是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理智的深山。”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所以周作人给判了十年刑(实际只坐了两年多)。而陈寅恪先生也在其《柳如是别传》中屡屡为投清的钱谦益辩解。
也许，对文人，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持两重态度：理论上，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说到做到，不仅是道德的立法者，而且是道德的实行者——所以对他们在道德方面的要求从严。他们稍有闪失，我们就对他们大声疾呼：“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但在实际上，又有许多文人就是经不起考验，落水的落水，失足的失足，我们对他们在恨铁不成钢的同时，又不得不对他在道德上的不足给予宽容——因为他们的文章的确是写得好，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好。这种情形有些像我们一些有水平的领导对我们的态度：那就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