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11期
人海中间一点萍
作者：刘绪义
最近读了一本《李商隐全传》（李庆皋、王桂芝著）和新版的《郁达夫全集》（湖南文艺版），两种书正巧形成了这样一个主题思路，即历史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处境和命运，似乎有某种惊人的巧合。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千百年来，这种情思就一直潜伏在许多知识分子和诗人的文辞中间，成为后人求诸心史的依凭。
身处“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历来被公认为旷世才子，“虚负凌云万丈才”就是他的心语，也是他赖以自负的依凭。《李商隐传》叙说的正是他“一生襟袍未曾开”的悲剧人生。义山先生生活在“唐祚将沦”的时代，一生遭际坎坷，正是所谓时代造就的一代诗人。无论是在恋情上还是在仕途上，诗人都绝少得意。十九岁的他以文才得到“牛党”令狐楚的赏识、推荐；二十五岁中进士，名闻于时，不久，令狐楚死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爱其才，以女妻之。由于王是“李党”首领，“牛党”人就骂他“背恩”、“无行”。很快“牛党”上台，李商隐便遭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特别是在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中，本来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复审时莫明其妙地被中书省除名，就这样潦倒至死。因而他的诗“隐词诡寄”、“深情绵邈”，不少诗婉曲晦涩，很是费解，成为后人研究争论的焦点。
义山二十六岁就写下了《安定城楼》这样关心现实政治的优秀诗篇，其特出的作品和才情垂范时人，并奠定他以后咏史诗和爱情（无题）诗中隐含的理想。然而，由于一生屈沉幕府，政治失望、仕途失志，慢慢地掩饰不了那种颓然自放的心情，“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更交织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末世哀音。这种才子型人格，表现在他的爱情诗中，亦另有寄托，如他在“牛李党争”中被“党籍”问题困扰得进退两难时，所作的《无题》诗。如果抛开诗的用意，单就诗歌本身而言，义山的情诗，甚至包括那些狎妓调情之作，其情感力量都是深入人心的。
作为才子的义山，不免带着理想主义，他既不想得罪“牛党”，也不愿讨好“李党”，就必然孤立于这种混乱的时势中，这在二千年来文学史中是罕见的，谁能料到，义山遗风竟在相距千年后的二十世纪初有了传承，传承者竟是鲁迅先生所关注的郁达夫，新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
达夫的命运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是最为奇倔的。他传世作品很多，主要以小说著名。他虽是创造社的旗帜，但却未见他的新诗，一般人不会喜欢、注意他的诗，因为这些诗多为难懂的旧体诗。达夫读诗很多，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名家诗。他也写过不少绝律，这一点，刘海粟先生在1985年写的《漫论郁达夫》一文中就有过评论：“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达夫无意做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其中他分咏唐宋以来七位名家的诗堪为代表。这七人便是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陆剑南、元遗山、吴梅村、钱牧斋。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才高、诗好、命运多舛，尤以李义山为最。对达夫来说，真可谓“相逢同是天涯客”了。
同是诗人，相隔千年的义山和达夫，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达夫的日记里，也有深夜外出寻妓的记载；在他的诗作中，也有类似李义山的颓然惨沮；在他的生活中，同样有着爱情的苦闷和彷徨。但是，二人又不能简单地参比，后者远远地超出了前者。达夫是深受西洋现代文明熏陶过的一代知识分子，个性更为鲜明，人格更不受羁绊，我读到他的《毁家诗记》二十首（中有一词），其哀伤令人头寒足冰。特别是那首《贺新郎》的词，他这样写道：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湖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尾途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并且注道：“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这个中滋味还是让那些指责“达夫无行”的人来细细揣味吧。
这样一个深知民族大义，有着“猛虎舔创”精神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得不到真正的理解。生前，他身处风雨飘摇的时局当中，国破、家亡、妻辱、误解像四把尖刀，直指达夫的眉心。世俗道德观念的有色眼镜只注意到他的私生活，朋友欺他，同道损他。他真正的创作倒很少有人关注，甚至他当时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的巨大反响，也被指责为“卖淫文学”，归结为一群“荒淫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的结果。其中最不忍卒读的便是这位妄下断语、开“酷评”先河的苏雪林女士的一篇《郁达夫及其作品》。死后，五十多年来他的尸骨尚不知飘落何处之今天，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正在莫名其妙地逐渐消失。在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一些评论文字中，不管论者如何公允客观，但都少不了加上这样一个“尾巴”：颓废，或者它的同义词。
多年以来，无论是文学史家、评论家或是一般的读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不少真实的记忆：
郁达夫的侄子郁风：对于达夫悲剧性的一生及其贡献，还没有全面的定论。在读者的印象中……“颓废作家”这顶帽子看来是戴上的了。似乎从《沉沦》到《日记九种》到《毁家诗记》就是他的全部，最多再加上名士派的游记和旧诗。特别是对于他晚期去海外以后七年中的作品和作为，国内介绍得很少……（《一个真正的文人——三叔达夫》）
郑伯奇：抗战以来，文人的遭遇，达夫算是最惨的了。爱妻离异，老母遇难，长兄为伪组织所暗杀……
匡亚明：据我的观察，一般人所举出的理由，不足以证明他自身是一个颓废者。在小说里，他仅仅很忠实地表现了人们所不敢表现的生活的一面，而其实这一面往往是人们所共有的经验，不过程度略有差等而已……富有热情的他，在根源上还是有着冷静的识力的。他不会取巧，不愿投机，处处地方，都保持着相当的纯洁。
许钦文：原来小说的格局，有着“自传体”和“正传体”的分别。自传体的小说，证据是直接的，好像近在一边，容易领会，也容易博得读者的同情。……郁达夫先生，好像已经成了习惯，所做的小说，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用自传体写成的。可是自传体并非“自叙传”……在自传体的小说上面所写的，虽然以“我”为中心，却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实有的事情，往往由于凭空虚构，或者从别人的故事中“便化”过来。
夏衍：他（郁达夫）不拘小节，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是对于大节，他是宁死不屈的。
楼适夷：那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原先有些参加“左联”的人，有的躲开，有的还自己去国民党“投案”，声明脱离了。可这位“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郁达夫，还是参加了自由大同盟，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
这些墨写的字迹，当然不会随着血写的史实而变白。但是在一个容易忘记痛苦、喜欢流言的民族，又不能不让人警醒。“底细不明，流言不少”，“谬托知己”的文学研究何时终结呢？
我看中外文学史上，“颓废”一词足以将任何一个文人打倒。在郁达夫身上，这个词不是出于敌对的一方，恰恰来自同一战壕。一方面是人们呼吁真诚，一方面则对真正拂开蒙蔽在人类自身的虚伪、回归灵魂的真诚又心有腹诽。果若达夫“无行”、“颓废”，我想，像军界老人蒋百里、陈公治等人就不会对他尊敬有加；特别是抗战期间，对于这位对抗日矢志不移的“战士”，就连当时的日军大将松井石根也对他礼让三分。而这恰恰成为达夫的“罪名”之一：“忠奸飘忽”（香港学者梁锡华语）。这一些在时人看来扑朔迷离的迹象，被人们都简化为一顶顶“帽子”，物化为一根根“棍子”。由于时间的关系，许多历史真相如今还无法洗去尘埃，但我们也不妨反问一下，难道蒋、陈或日本人对他的尊崇就一无是处？莫言有一段话说得好，我辈只好照抄如下：
其实早在鲁迅、郁达夫等人留学日本之前，日本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干部训练基地。孙中山他们那一拨就不用说了，更早的还有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都是看事不好，拔腿就跑。往哪里跑？往日本跑。后来的徐锡麟、秋瑾、邹容、陈天华、黄兴……这些打黑枪的、扔炸弹的、剪辫子的、跳大海的，总之是几乎所有的跟大清朝做对头的，几乎都是在日本洗了脑筋受了训练。包括后来的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这些人，也都在日本学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回到中国后成了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再后来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也是一遭通缉或是一有失意就东渡扶桑，而且总是能在那边弄出点浪漫故事来。那么，起码是在这些时候，日本人里还是有许多的好人，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但很快，日本人就打到中国来了。我相信，日本的侵略中国，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烧杀奸淫，会让上述那些在日本留过学或是居住过的中国人心中百感交集，包括郁达夫。但郁达夫最后还是被日本宪兵用手扼住咽喉窒息而死。
近年来我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去年也曾经去日本住了十几天。面对着彬彬有礼的日本男人，面对着“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的日本女人，我总觉得那些在中国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不是从这个岛国上出去的。但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些彬彬有礼的日本男人和温柔的日本女人的父辈，亦或那个在大街上踽踽独行的面孔慈祥的老人就是一个当年的军曹。怎么会是这样呢？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当年那批鬼子，是战争这个特殊环境的产物。特殊的环境需要特殊的人物也造就出特殊的人物，特殊的环境能把人变成野兽，在一个吃人的环境里，如果你不参加吃人的活动，很可能就要被人吃掉。这不是民族的问题，更不是人种的问题。这是政治家的问题，不是老百姓的问题。（《我支持寻找郁达夫遗骨》，2000年6月30日）
现代文学史上的郁达夫无疑是个异数。朱学勤说：“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2001年中国年度最佳随笔》）其实，人们对于郁达夫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是把郁达夫一片片撕开了看，来嚼。问题在于我们已经不觉得奇怪了。梁锡华讲过：“最叫人意乱情迷的是郁达夫了。说他左，他有时资产加封建；说他右，他又歌颂过普罗和革命……”（《曰忠曰奸》）这里的“左”、“右”才是问题的实质。与千年前的“牛”、“李”之分、“忠”、“奸”之别、“节”、“淫”之类毫无二致。
“左”与“右”无疑不仅是二十世纪史中重要的关键词，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词。至于划定“左”与“右”的标准是什么，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我们国内的文学圈子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标准。只好听任“有识之士”揣着良心“信口开河”了。这也就难怪五六十年代的“右派”们一个个对天上掉下来的这顶“帽子”不服气，平反或摘帽后，仍然耿耿于怀了。一些会识风向者便掌握住这个“话语权”，先把别人划在“右”边，满以为自己就属于“左”边了，但谁想，一夜间，自己也被莫名其妙地划在了“右”边，历史就是这么滑稽。周扬不就是这么个例子么。而郁达夫生前似乎并没有被划成“左”或“右”派，但总归有“左”或“右”的嫌疑，干脆就叫“颓废派”了。而在七八十年代的平反中，郁达夫当然不属此列，况且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也就无帽可摘，无反可平。这顶“帽子”就这样永远地戴下去了。任他一如“人海中间一点萍”地永远地飘忽在半空中。
然而，还是有人想给他划个“左”“右”，梁锡华先生就面临这样一个困惑。
论及郁达夫的思想行为，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但究其基本线索却很简单：1913年，十七岁的他赴日本留学，十年后回国。在这段时间里，达夫留下了赴外寻妓的记载，联系起1921年出版的《沉沦》，便构成了后来研究者所谓的“颓废”；后来又发生了“毁家诗记”事件，引起文艺圈内的轩然大波。1938年，郁达夫离开祖国前往南洋。这三段其实是研究郁达夫前后三个时期的思想、文学最好的基本线索，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却执著于他的私生活心态，较少关心他的创作。
身处晚唐一片狎妓风气中的李商隐，是在晚年失去妻子之后，无法排斥的痛苦促使他涉足青楼妓院的；而身处二十世纪初叶那种迷茫的时势下的郁达夫，他与妓女的渊源与他年青时的苦闷同样是分不开的，况且在他的诗文中，他把“解剖刀”时时伸向他自己的灵魂深处。而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边在南洋写下不少的政论，鼓舞人民抗日的勇气，一边做着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非“左”非“右”的郁达夫，偏偏就如非“牛”非“李”的李义山一样，落到了同样的一个历史和文化语境“后台”（韩少功语），这种历史的“巧合”，毋宁说是历史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