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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
作者：路文彬
（四）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鲁迅的怨恨心理与他早年积淀而成的个性也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根据霍尔奈对个性类型所做的分析，我们可以将鲁迅的人格特征归属为“进攻型”或者说“傲慢－报复型”一类。此种个性类型的形成原因，在霍尔奈那里，是“起源于他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竞技场的思想，而在其中按达尔文的观点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83〕。在这种类型的人眼里，“所有感情，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都是‘哭哭啼啼的多愁善感’。爱对他是无足轻重的”〔84〕，“对他而言，无情就是力量，对他人漠不关心也是诚实的表现，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就是现实主义”〔85〕。应该说，霍尔奈针对进攻型（傲慢－报复型）人格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鲁迅的心理实际的，他的怨恨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自己的进攻型（傲慢－报复型）人格使然。事实上，鲁迅个人童年的不幸遭遇，在其这种个性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自己也曾在多种文章和场合里，提及过幼年时的炎凉世态及虚伪人情对他心灵的深远影响：“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86〕这种源自弱者心里的恨伴随了鲁迅的一生。他时而流露出的优越感，实际上不过是对自我虚弱心理的一种遮掩罢了。前面所论及的自我憎恨，便是鲁迅此种作为的一种无意识表现形式。不过，鲁迅的自我憎恨归根结底还是起源于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憎恨。而我要在此重申的是，鉴于怨恨对其判断力所造成的严重损伤，这种憎恨在大多时候的发泄都只能是盲目的。事实证明，鲁迅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难，经常是建立在曲解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在对“礼性”传统进行猛烈的抨击之时，压根就没能认识到（也许是不愿承认）这种传统的美好历史动机，刻意运用理性肢解其中所蕴涵的真切情感。他曾说道：“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87〕而实际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的原始语义绝非如此。孔颖达于《礼记正义》中曾这样解释过：“‘礼不下庶人’者，谓庶人贫，无物为礼，又分地是务，不服燕饮，故此礼不下与庶人行也”；“‘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非谓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陈澔则在《礼记集说》里将其注疏为：“君与大夫或同途而出，君过宗庙而式，则大夫下车。士于大夫，犹大夫于君也。庶人卑贱，且贫富不同，故经不言庶人之礼。古之制礼者，皆自士而始也。……一说：此为相遇于途，君抚式以礼士，则士下车。庶人则否，故云礼不下庶人也”；“大夫或有罪，以八议定之。议所不赦，则受刑，周官掌囚。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而此云不上大夫者，言不制大夫之刑，犹不制庶人之礼也”。从这两条疏解中我们可以看到，“礼不下庶人”与其说是鄙视民众，还不如说它是充分体谅到了民众劳苦，即“无物为礼”也无暇顾礼的窘境。孔子说“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礼显然是属于奢侈的讲究仪式。至于“刑不上大夫”，也并不指的是贵族触犯刑法可以逍遥法外的特权，只是要另外由专门的“八议”来定罪罢了，“议所不赦，则受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相信只有有德的人才可能成为大夫，即所谓“大夫必有用德”。而且在人们看来，君主所用之人也理应是有德之人，所谓“刑人不在君侧”（《礼记·曲礼上》）是也。毋庸置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管是针对平民，还是针对贵族，体现出的都是与人为善、关怀为本的温情特征。在尊重身份等级差异这一历史实际的前提下，它既向贵族们的高贵尊严表达了敬重，同时也没忘记平民们的生活苦衷。而鲁迅对此的“望文生义”，实与历史真相相去太远。在他眼里，“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88〕。更有甚者，由于憎恶这种文化，他竟然还迁怒到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上，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称“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89〕。然而，即使经过“新文化”运动，平民阶级的白话文取代了特权阶级的文言文之后，鲁迅也依旧没有对汉语言表现出什么好感来。特别是在从事翻译之时，汉语言经常要招惹来他的不满，如他埋怨说“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语也是急促的语，最不宜于译童话”〔90〕；转译果戈理的作品时，他又认为“德译本很清楚，有趣，但变成中文，而且还省去一点形容词，却仍旧累赘，无聊，连自己也要摇头，不愿再看”〔91〕。或许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那么热衷于参与推广“世界语”的运动。但是今天看来，鲁迅对于汉语言的此种抱怨，实在不能不让我们生发这样的疑问：到底是汉语言本身存在问题？还是鲁迅的外文和白话文功夫存在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只要我们拿他那些所谓“硬译”〔92〕的译文同原文对照一下，就不难对后者做出肯定的回答。当然，这一问题里也包含有历史的原因，即正处于建设初期的白话文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并且这也无疑会同鲁迅“急功近利”的“硬译”主张发生矛盾。
废黜汉语言文字，是鲁迅以启蒙方式致力于民族自救的一个具有终结转捩性意义的战役。可鲁迅似乎没有从文化的意义上深思过一个民族存在的必要条件，他俨然用西方理性将自己武装成了一名“世界主义”者。这使他难以发觉语言和文化中可能存在的殖民主义力量，更不会承认废黜汉语言文字无异于一种民族自杀的行为。“一个民族可以将一种不大完善的语言用作工具，构成它起初并非想到要形成的思想，然而，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发达的教化也起不了作用。一种原始的语言，甚至可以控制以后的岁月从外部添加进来的东西，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予以改造”〔93〕。语言的强大能动性对于一个民族精神的影响，不可能仅仅是改善，更有可能的是瓦解。当时便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向鲁迅敲响了警钟：“从前的五胡人不读他们五胡的书，要读中国书，五胡的人都中国化了。回纥人不读他们回纥的书，要读中国书，回纥人也都中国化了。满洲人不读他们的满文，要入关来读汉文，现在把满人也都读成汉人了。日本要灭朝鲜，首先就要朝鲜人读日文。英国人要灭印度，首先就要印度人读英文。”〔94〕而鲁迅却对此反唇相讥道：“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哪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95〕此番话再次暴露出了鲁迅视界的狭隘，他所在乎的仅仅是“翻身做主”，而全然不顾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历史的意义。之所以如此，我以为主要原因还是与他的缺乏历史感有关。“故乡最本己的东西已然是一种天命遣送的命运，或者像我们时下所说的，就是历史”〔96〕。正是造就着我们的历史，让我们从中不可避免地体验到了命运的情感，就如同故乡对于我们的选择或者收留。就这一意义说来，鲁迅没有故乡，他永远是一个精神的漂泊者。而这一切都为其超然于民族/国家之上提供了便利，令他可以借此更为清晰地观照民族/国家肌体上的疮疤，却对疮疤以外的部分视而不见。换句话说，他只愿意看到疮疤，认为这才是民族/国家肌体的全部真实状况。所以，当某位中国女士出于民族自尊，在异邦用自己的天足证实并非所有中国女性都缠足时，他立刻做出反应，谴责这位女士在自欺欺人，仿佛她撒了弥天大谎似的 〔97〕。鲁迅之于民族恶疾的憎恶，致使其对自己的民族越来越没有信任感了，他甚至十分意气用事地以故意认同异族的方式来激化这种不信任感。如他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98〕；提醒自己“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99〕。即使面对的是一个想学汉文的日本人，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100〕，并劝告其放弃学习汉文的打算。
从怨恨到自我怨恨，以及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绪化的反感，其实意味着中国启蒙知识分子们的自我放弃和主动撤退。试想，作为启蒙精英的鲁迅都难以抗拒自卑心理的侵袭，那么要改变阿Q们的自轻自贱习性又何以可能？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时的鲁迅还在声称“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101〕，但这已经不过仅属于其个人不服输心理的一种表现罢了。无可否认，鲁迅一向以“韧”的战斗风格而著称，但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层面，却委实缺少西绪福斯式的无怨和无悔。可是，他的此种作为所引发的影响却又是深远的，这使得多年之后的钱穆还在对青年知识分子们进行这样的批评：“没有雄心，没有热情，没有勇气，向积极正面作进一步乐观的盼望。对国家前途只求其不灭亡不瓜分，不为印度波兰之续。根本没有想到龙飞鹰扬，称雄称霸。这一个国家自卑的情绪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方面，亦按比例的自卑自贱。近五十年来的中国人，无论在政治学术军事工业一切人生的各方面与各部门，实在够不上说有雄心，有热情，他们亦如对国事般，只求做到适可而止。他们似乎用的自我批评的理智的成分太多了，而自我尊重的情感的成分则太嫌稀薄了。他们并不想做第一等人与第一等事。至少在世界的场围里面，他们是谦让不遑的。救亡与谋生，是这一时代最高的想望。模仿与抄袭，是这一时代最高的理论。从此一种自卑心理上面直塌下去，便招致了中国目前种种的病态。”〔102〕如果说这一切都来自于启蒙运动中鲁迅等知识分子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曲解与误读，那么实际上，由根柢来说，它的问题主要还是出在对国民劣根性因源的误解上。也就是说，将国民性的负面表现全部归咎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染，这是鲁迅的一个严重误区。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性格都是处在一种长期演变的过程当中的，传统文化能够赋予它的影响只是局部和隐性的，并且根本无法控制它在未来悠远岁月里的意外走势。再说，传统文化本身也并非凝固不变的，它实际上是不同时代不同传统的一个永远处于动态过程之中的“混合物”。因此，一切所谓针对“传统”的发难，都可能属于极为笼统的做法，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局限，往往无助于我们对真正历史病症根源的准确找寻。实质上，惟有国家现行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制度才能给予其国民性格最直接、最显性亦是最有效、最有力的影响。换言之，一国的统治者对当下国民最突出的总体性格特征应该最负有责任。“统治者总是影响着社会，并且没有谁曾经否认过来自高处的榜样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都是有指导意义的”〔103〕。国家政策规范所制定的空间大小及其方式，往往是其民众展示个性自由的限度和导向；这个空间的开放抑或封闭，会直接促成民众性格的外向与内敛。关于这一问题，只需我们对韩国、日本或新加坡等国稍作一下考察就不难明白。我们和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同根同源，但在国民性上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同。就日本来说，这个在传统文化上表现出自律、审慎及唯美等含蓄个性的民族，很难让我们将其与侵华期间的日军暴行关联起来。从他们的传统文化中，我们无法为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求索出明晰的答案。我们只能从这一国家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者那里寻找可行的解释。事实上，鲁迅也不是不知道统治者对于国民的影响，毕竟他还认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104〕；并且曾指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105〕可遗憾的是，他最终却未能透过这一现象，由国家现行政体去挖掘国民性的根源。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现行政体的选择也并不同它的传统文化存在着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纠缠于传统文化来清算国民性问题的鲁迅，显然是找错了问题的症结。也正是由于此，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认识到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解决国民性问题上的重大意义。他对后者的理解仅限于“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106〕。至于孙中山会建构一个怎样的政体，以及该政体对国民性的改善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并未引起他的深思。他所关心的只是革命本身，这个用暴力推翻既有社会秩序的破坏手段，对于如何建设一种可有利于改善国民性的崭新理想社会秩序，他并没有明确的主张。所以，有人批评他“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107〕，此话不是没有道理。
怨恨与自贱败坏了鲁迅的判断力，这使其有时无法区分事物之间的界限。正如他以为“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108〕，但在实际行动上，他却还是一再采取了“冷嘲”。就像他极端憎恶中国传统文化，却又心甘情愿地辑录、伺弄着古代的小说和传奇；从来便反感传统文学中的夸张手法，而自己却始终都在运用着这种“夸大其辞”的嘲讽手法，蓄意放大民族传统文化与国民个性的瑕疵（如“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之类〔109〕）。同样，怨恨也败坏了鲁迅的审美力。如伤感和忧郁曾是五四文学中普泛存在的时代性美学风尚〔110〕，但在鲁迅的文本里，此种忧郁则蜕变成了“阴郁”，呈现出灰暗、阴冷的幽怨色调。他的眼睛似乎已经不再适应日光下的朗朗世界了。基于此，他的启蒙虽意在“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111〕，但实际上，他仅仅看到了民族肌体里过多的病症，他所指出的病根不过仍旧是一种疾患的表象而已。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也并未开出疗治的药方。
作为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鲁迅太值得我们慎待了。因为他的思想与人格对后世的影响着实过于巨大，恰若有人不无欣慰地这样说道：“当代的许多作家，都在鲁迅的文字里，找到了一种共鸣，一些人的写作，也留下了鲁迅的影子。林斤澜、邵燕祥、张承志、张炜等的著述，就能看到先生的余续，汪晖、赵园的随笔，分明也带有鲁迅杂感的韵律的。在中国，有相当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走在鲁夫子的道路上。它已构成了文化的奇观。试问，有哪一位现代作家，死后还有着如此广大的追随者？鲁迅，乃少有的一个存在吧？”〔112〕但是，这种欣慰显然忽略了鲁迅给予后世的负面影响，诸如他的怨恨心理、反情感等种种精神品格，在此刻的中国文化格局里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把贫嘴当成幽默，把偏激看做深刻，把高雅视为做作”的当代文化时尚里，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辨别出鲁迅的情绪色彩。此外，他的历史命运感的匮乏，至今也在继续削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之于民族文化的认同，阻碍着他们和国家之间那种共生的情感体验。当下的现实在提示我们，我们最最需要的是具有“皮格马利翁式心态效应”的思想家，而绝不是鲁迅这种有着“死水思维模式”的启蒙知识分子。所以说，现在应当是到了全面而深入地清理鲁迅这笔精神遗产的时候了。况且，我们也确实有理由对这样一位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公共人物“苛刻”一些，这苛刻不是吹毛求疵，不是强其所难，而是出于对此刻和未来的人们负责。
最后，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我不希望人们把本文的写作看成是对于鲁迅的解构，这压根就不是我的初衷，完善鲁迅才是我的真正本意。因为，我认为指出鲁迅的弱点，并不妨碍我对他同时怀有着深深的敬意。我只是站在历史馈赠给我的现实高度上，回望历史之中的鲁迅，经由现实与历史的真实差距来指出，在我们借鉴鲁迅的同时，一定要认清他的历史性，而不能光一味顾及他的现实性，更不可有将其道德化的危险企图。应当承认，鲁迅个人的局限也是他那个时代的局限，甚至是整个民族的局限。发现这种局限，正是认识鲁迅的过程，而认识鲁迅的过程，就是认识我们自身的过程。有鉴于此，这一过程应该永远没有完结。
注释：
〔1〕参阅王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读书》1980年第1期；朱文：《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
〔2〕参阅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
〔3〕〔11〕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3月版，第206、207页。
〔4〕〔70〕《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162页；以下所引《鲁迅全集》皆据此版，不再赘记。
〔5〕〔102〕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8月版，第250－251、247页。
〔6〕〔7〕〔10〕〔12〕〔36〕〔98〕〔105〕《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60、225、133、4、223、333、366页。
〔8〕〔18〕〔38〕〔56〕〔63〕〔64〕〔67〕〔69〕〔87〕〔89〕〔101〕〔108〕《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05、612、619、3、427、430、234、612、318、160、118、329－330页。
〔9〕〔24〕〔26〕〔27〕〔28〕〔55〕〔59〕〔75〕〔76〕〔79〕〔80〕《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275、208、168、542、249、20、68、440、442、16、431页。
〔13〕〔82〕〔99〕〔111〕《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49、5、364－365、455页。
〔14〕〔33〕〔57〕《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30、532、593页。
〔15〕〔46〕〔47〕《舍勒全集》下卷，刘小枫选编，林克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第766－767、856、857页。
〔16〕参阅路文彬：《悲剧精神的缺失》，《文艺评论》2002年第5期。
〔17〕〔39〕〔88〕〔95〕〔104〕〔106〕《鲁迅全集》第七卷第82、56、312、253、411、294页。
〔19〕〔21〕尼采：《看哪这人》，张念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5、14页。
〔20〕〔43〕〔44〕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等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0－21、21、329页。
〔22〕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71页。
〔23〕参阅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第四章"怨恨的特征"一节，同上。
〔25〕〔60〕《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5、177页。
〔29〕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2页。
〔30〕参阅鲁迅致许广平的一封信，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13－16页。
〔31〕鸣春：《文坛与擂台》，载《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01－403页。
〔32〕〔34〕〔35〕〔40〕〔50〕〔52〕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第27、7、8、58、194、211页。
〔37〕〔62〕〔66〕〔109〕《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30、15、487－488、85页。
〔41〕房龙：《宽容》，迮卫等译，三联书店1985年9月版，第396页。
〔42〕《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03页。
〔4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4月版，第51页。
〔48〕尼·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第18页。
〔49〕《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版，第109页。
〔51〕参阅路文彬：《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羞耻感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4期。
〔53〕参阅鲁迅：《"音乐"？》，载《鲁迅全集》第七卷。〔54〕参阅路文彬：《凝视与倾听》，《珠海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58〕〔91〕〔100〕《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18、159、605页。
〔61〕参阅鲁迅：《青年必读书》，载《鲁迅全集》第三卷。
〔65〕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89－190页。
〔68〕参阅鲁迅：《文学上的折扣》，载《鲁迅全集》第五卷。
〔71〕张君劢：《人生观》，载《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72〕柏格森：《创造进化论》，肖聿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41页。
〔73〕铃木大拙、佛洛姆：《禅与心理分析》，孟祥森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6－27页。
〔74〕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6页。
〔77〕《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67页。
〔78〕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版，第377页。
〔81〕卡伦·霍尔奈：《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张承谟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4页。
〔83〕〔84〕〔85〕卡伦·霍尔奈：《我们的内心冲突》，王轶梅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5、36、38页。
〔86〕转引自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3页。
〔90〕《鲁迅全集》第十卷第202页。
〔92〕参阅鲁迅：《"硬译"与"文学阶级性"》，载《鲁迅全集》第四卷。
〔93〕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版，第35页。
〔94〕熊以谦：《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载《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55－260页。
〔96〕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版，第11页。
〔97〕参阅鲁迅：《以脚报国》，载《鲁迅全集》第四卷。
〔103〕安吉洛·M .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张智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36页。
〔107〕洲：《杂感》，载《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00－401页。
〔110〕参阅路文彬：《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忧郁气质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12〕孙郁：《用心去贴近鲁迅的人们》，《社会科学报》2002年10月10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