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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随想
作者：雷池月
平心而论，来自满洲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表现了相当的尊重，这点从对皇室子弟的严格教育上就可以证明。由明入清，谈不上社会转型，但从统治者到广大知识分子，整体素质却有着明显的改善。有学者称有清一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时期，庶几有理。这当然不仅仅是清代皇帝的政策变化的结果，从知识分子方面说，物极必反，奴才做到了极点，也许正是自我人格意识觉醒的开始。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政治态度很能证明这一点。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满族人的南侵当然是持抵制态度的，但他们后来却能在达成一种默契的前提下与朝廷相安无事，自己虽然不应征辟，但也并不反对门人出仕。这大约和他们潜意识里的某种政治感受有关：满清统治者看来比亡明的末路皇帝还多几分人君的气象。他们感到，这似乎是一种天数，于是放弃了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的努力。而出于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们也决不愿意去走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道路。当然．就活着的状态而言，他们要多忍受些精神和物质上的困苦，但死后，却得享大师的尊荣而不至像钱谦益们之受后人鄙弃。乾隆命史官设置《贰臣传》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一招，他不是不知道这些“贰臣”们对大清开国有过多大的贡献，但把他们打入“贰臣”另册，就意味着自己君父地位的不容置疑，汉族知识分子从此如果还有人敢对满人的统治怀不臣之心，那就是违背了圣人“君为臣纲”的诫训。后来的能臣良吏，自然都是谨守君臣之道的“君子”。当曾国藩在朝廷存亡难卜而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时，胡林翼写信问他：“东南半壁，吾师其有意乎?”他却能硬生生地拒绝了这种诱惑，实在也就是“君君臣臣”的这道坎儿迈不过去。
如果不是十九世纪中叶洋人的坚船利炮带来的“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或许就停留在这种状态中了——比明朝人多一点尊严，但依然是传统儒家理念所要求的君权的奴仆。但是，二十世纪终究是人类历史上最独具色彩的时代，进步最大、变化最快、苦难最多。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迅猛转型的要求已如山洪般不可遏止，两千年的封建政治和经济结构，两千年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都无可回避地面临着挑战。积压越久，蓄势越强，中国社会的转型理应表现出一种特殊强劲的势头和冲击力。然而一开始，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完全没有衔接起来，以至于都未能取得彰显的成效，结果只是为下半叶的转型从反面做了一些铺垫而已。如果参照一下西方的历史，不难看出，问题在于三者秩序的颠倒。在欧洲，从十五世纪开始，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在社会生活中酝酿了两、三百年之久，才导致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政治转型的到来。然后，政治转型的成功再带动文化和经济的进一步完成转型的任务。而在中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的基础与影响都微乎其微。于是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推翻了帝制，而留下一个与历史上一切“乱世”相似的军阀混战局面。只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才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然而当时国家的政治格局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国未能及时形成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倒是在文化方面，由于许多留学生引进西学倡导于前，国内教育制度改革配合于后，出现了一个革故鼎新的高潮。这个以“五四”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它极大地破坏了儒家提倡的以纲常为约束、以权力为归依的价值体系，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既然是一场文化革命，它本来可以或者说必然导致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性转型。可是，一般性的规律遇上了特殊的条件，中国终于未能就此走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在二十世纪初激进主义思潮澎湃于全世界的时候，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果想要振作图强，它还可能作出其他的选择吗?作为本来就属于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最终竟还要进一步实行“联共联俄”政策，不就是因为他深切体会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吗?他死后，国共分裂虽势在必然，而以俄共样式改组的国民党却只能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加上无休止的内战以及后来日本人的入侵，极权主义加上战时体制，中国距离资产阶级民主自然就越来越远了。经济方面也一样。虽然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增长，但社会环境太恶劣，资本主义就像一棵因营养不良而患上矮化症的树苗，永远也长不大。
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共产党，通过三年内战，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一个新的国家政权诞生了，它是把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写明在自己旗帜上的。这当然是一场最本质意义上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虽然也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但在经济、文化两方面却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亦步亦趋，紧跟其后。经济方面，比较简单明了：在农村，土地改革，一举摧毁了封建地主所有制，此后，毫不停顿地转入合作化，最后全部公社化，占全国经济总量80％以上的农业，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被彻底与私有制斩断了联系；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城市小手工业的改造一次到位，城市的私有经济也消灭殆尽。总共费时不过六年，“社会主义”便已大功告成。当时之所以未作出大功告成的判断，并不是如后人所认识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格”，而是因为“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人没有全部改造好，就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十分危险。所谓人的改造，主要指意识形态，这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思想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特别是知识分子，虽然“最愚蠢”，但总是蠢得令人放心不下。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在文化上彻底转型，必须把所有非社会主义的文化及其影响逐步而干净地清除。从“思想改造运动”到“文革”，一直都在做这件事，而且所有这些文化转型的过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作保证，由此可见这一转型的艰难和它受重视的程度。这是一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旷日持久的决斗，它所耗费的时光和精力以及所取得的战果真正是“史无前例”。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并未从这场斗争中感受到快乐，因为他们只是“挨斗”的一方。虽然，在不同的“运动”中，有些人“斗”别人很积极，意气风发，那也不过是一种伥鬼自得的情绪，损人而未必能够自救，不同者，伥鬼死于前，他们死于后，真正能够超生的没有几个。整体而言，在前面所说的奴性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想斗。新政权建立伊始，他们中的多数或许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只要权力系统稳定并开始正常运作时，对他们来说，又是“君君臣臣”那一套在潜意识里发挥作用了。这点从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思想改造运动除了进行一些马列主义常识的教育，重点是交代历史，检查思想，即所谓“脱掉裤子割尾巴”。说实话，形式上，它并不像“抢救运动”那样激烈，但它却是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一次极大的挑战。在一些做法太过分的地方，虽然也激起了集体上告之类反应(如武汉大学教师的联名信)，但整体而言，知识分子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他们和新政权的关系不是疏远了，而是密切了。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因为：
一、思想改造运动是在其他一些强制性、暴力性的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等)的背景下进行的。知识分子大多有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新政权的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具有令他们慑服的威权；
二、新政权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新气象)使他们深受鼓舞，他们开始相信国富民强的民族振兴的理想实现有望，他们理应为此而效命；
三、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经济状况十分困窘，对他们而言，维持家小生计远比保护人格尊严现实而紧迫，何况军营式社会体制也根本没有给他们提供作出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今天的有些研究者指出，这“一百杀威棒”打掉了知识分子的自尊，他们从此一步步成为“驯服工具”，但接下来学者们或出于迎合一种社会情绪，或出于对实际情况的隔膜，发出匪夷所思的疑问：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人格勇气”，进行抗争?为了映衬一般人的猥琐、懦怯，还制造出如陈寅恪、梁漱溟辈不合作的神话。看来隔了一个时代，有些对话确实就很困难了。须知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哪里有什么不合作的可能啊!黄宗羲不是还要接受某种“合作”吗?况乎他人！
思想改造运动大获全胜，知识分子中的人心向背问题解决了，但这距离思想改造的目标还相当遥远。正如周恩来所说“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他要求知识分子先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转移到“人民的立场”，然后“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当然，“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了推动知识分子实现这一目标，继续开展了一系列改造文化环境、净化思想意识的运动，如“批判武训”、“查封反动、黄色出版物”、“批判资产阶级‘红学’”、“批判胡适”、“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意犹未尽时，便有了“大鸣大放”的阳谋，“引蛇出洞”，然后是“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影响显然远远超过前此的各项运动。首先，它涉及面大，定性戴帽者达五十多万之众，如按周恩来宣布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数为五百多万人计算，已超过10％的比例；其次，它手段严厉，虽然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被剥夺工作甚至押送劳改单位者颇不在少数，而且越往后情况越严重，和地、富、反、坏并列，构成“五类分子”，成为被“狠狠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的一族。在漫长的二十余年间，“右派”中的年老体弱者有不少因不堪生活压力而死去，但这种压力在当时还会转加在他们的亲属身上。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以言获罪的先例不胜枚举，不过像这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治罪实在少见。事实上，其中有部分人连获罪之“言”也没有，他们只是些按规定的百分比被指定凑数的倒霉蛋。
不少学者曾撰文，以为“反右”是一个分水岭，自此而后治国政策向极左方面大幅度转移。这话当然有理，因为，接踵而来的便是“三面红旗”、“反右倾”、“十中全会公报”、“四清四不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然而“分水岭”的含义实不止此，由于太多的家庭无辜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知识分子虽然还像五十年代前期一样呼喊一些虔诚的口号，而内心深处却不能不产生疑问与动摇。这是一种出自生命本能的反应，其道理就如孟子所说的“民之就仁也，如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这次转型的最后一幕是“文化大革命”，虽然从形式上看，是“高潮”之所在，但由于其本身是一场闹剧，因而尽管不失惨烈的场景和情节，却根本不能构成悲剧的本质(因为崇高缺位而呈现变形的滑稽)。“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什么革命，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延续和膨胀而已。然而混战中不管哪一方都习惯地用知识分子“祭旗”，最可耻的是某些当权者不知如何自保时，便把斗争方向转向知识分子，唆使暴徒尽情摧残他们的身体侮辱他们的人格，以为这样或许可以邀宠于一时，使自己的权位利禄得以维持(在庐山会议上，在“四清”运动时，这一手确实在表面上奏过效，然而这一次却无论使出多少花招，也难逃灭顶之灾了)。至于知识分子，此时早已是既无心也无力进行任何反抗的群体，他们在实在不堪忍受非人折磨的时候，只剩下一种选择——自杀!一九六六年九月上、中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自杀身亡，统计一下这个数字，对后世不是没有教育意义的。
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全面的社会转型随着“文革”的结束而中断，——说“中断”，是因为谁也不清楚这次转型的最后目标究竟是什么、何时能实现。完全经历了这次转型的知识分子现在可能大半已不在人世，他们应该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来命运最为独特的一代，对他们所经历和感受过的一切，至今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总结和研究，这个任务只有留待后人去完成了。然而时间愈久，资料愈不完整，研究难度也就愈大，这也许会成为历史对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永久的负疚。
这一次的文化转型虽然没有完成（事实上它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却已经走到了极致(没有了文化，也就无所谓转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根据辩证法的原理，物极必反，果然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思想解放的高潮，奄奄一息的文化竟然像逢春的枯木一般生机焕发。新的一次文化转型来到了，正是它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铺设了道路。在这一转型的早期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文化教育的十年空白，此处指六六年以前已进入知识分子行列的人，实际上是传统知识分子范畴的人），可说是史无前例地火了一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那光景真叫人以为“君子国”就在眼前。接下来，经济转型进入了高潮，知识分子的处境便一天比一天微妙起来。
一位经济学家曾说过：“市场经济就是强者的经济”。人们虽然都知道，市场能优化资源配置，而对这种优化功能是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却很少去深入了解。优胜劣汰，换句话说，也就是弱肉强食。在市场中，有效利用资源正是强者排斥弱者立于不败的根本条件。市场经济与弱肉强食的原则是不可分离的，没有这条原则，就没有市场经济的一切优势，进而就没有市场可言。而这项原则和有史以来的一切理想主义的基本信条却都是相违背的，因为任何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理想主义都将保护弱者作为自己的宗旨。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改革开放的一致拥护无可置疑，但他们对市场经济所知甚少，一朝面对时可说毫无准备。无论从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影响还是几十年马列主义教育的熏陶来看，他们都很难适应市场主导生活的种种现实。
事情的变化来得很快，随着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发展，除了极少数利用特权、荫庇、高科技成果等优势分化到财富阶层去的人以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迅速走向边缘化。在政治上，他们是消极的、无所作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人逐年退休，脱离了政治舞台，心无所用了。另一方面，他们经过数十年历炼，确实也是“看淡了、看透了”(汪曾祺的话)，任何政治激情都再难燃起，无论是崇高的理想，还是卑贱的权欲。在经济上，他们是困窘的、无力自拔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严重老化，越来越不适应快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们观念陈旧，为传统所束缚，根本无法（也缺乏主动）从市场经济中去为自己分得一杯羹。两千年来，在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双重规范下，中国知识分子向权力屈服是自觉自愿习以为常的，但他们在接受财富的役使这一点上常常表现得忸怩而迟钝，因而无论是当智囊或者抬轿子都不甚合格。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本就所知甚少，更不懂得如何抓住机遇玩弄手腕，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效益当然也与他们基本无关。
处在两千年来第一次真正的社会转型中，许多固有的事物都会出现彻底的甚至难以估量的变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范畴，眼下大约也正在演绎生命的最后一章。因为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环境的根本变化，将使他们从边缘化自然地走向消亡。历史所要求于他们的，他们已经做了，无论效果如何，他们都不任其咎，这也正如历史所给予他们的，他们都承受了，无论感受如何，也无法再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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