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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批判风格
作者：吴 钩
在所有针对鲁迅的批判文章中，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的观点、论调放在一起，有可比较之处，透过他们各执一端的话语表面，恰是两种知识分子在知世论人上态度迥异的生动体现。两者在其后的不同际遇，表明前者的批判方式尽受唾弃，而后者的批判方式则在以后一系列批判运动中大展身手，尽领风骚。时世的沧桑变幻与此息息相关、因果互证。这自然是后话，与鲁迅无关。从某个角度而言，鲁迅有如一面镜子，他所承受的毁誉荣辱，乃是给后人提供了观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者各持不同批判方式的比较文本。从胡适与苏雪林的通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及郭沫若的雄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上，不难体味到这两种批判方式的云泥之别。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载于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作者署名“杜荃”，其实就是郭沫若。文章牵涉到二十年代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恩怨。这段历史公案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不必赘述。在激进主义者们辱骂鲁迅的文章中，郭沫若这篇文笔肆扬的雄文是富有代表性的。郭文有一个副题——《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但千万别以为这是一篇文学评论，郭沫若只是由批评鲁迅其文入手，意在对鲁迅其人作意识形态攻击。郭沫若称：“在未读这篇随感录(按：指鲁迅《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以前，我的鲁迅观是：大约他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他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定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更说进一层，他或者不至于反革命。”接着，郭又言：“我读了他那篇随感录以后我得了三个判断：第一，鲁迅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以前，更简切地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第二，他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所以第三，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最后，郭沫若给鲁迅断然下了结论：“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郭氏雄文可谓为后世蔚成大观的“大批判”论调试啼了先声，较之后来者，不足为道。值得注意的是，在郭无限上纲上线的文风背后，正好体现了一名初窥历史演绎堂奥的人对知世论人的高度自信。郭正是以真理在手的高姿态对鲁迅进行政治定性的。他认为鲁迅“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云云，潜台词呼之欲出。毫无疑问，这暗示他郭沫若已经确定地把握了“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掌握了“辩证法的唯物论”的精髓。郭沫若这种对于历史演进逻辑——如果确有一种先验的历史演进逻辑的话——的自信把握，或许就是当年激进主义者们共有的心态，在读了—些关于“阶级”、“辩证法”、“唯物论”的粗浅读物和宣传册子之后，便自信掌握了真理，足够“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了。捷克的姆林纳日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以此形容青年郭沫若们，再恰当不过了：
这些著作所包含的思想能够给那些知之甚少或者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一种自信，使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认识和掌握了人类和世界的发展规律，而且，要达到这种境界也很容易，只要你相信这种思想就可以了。那些毫无所知或者渴望有所知的人是很容易相信这种思想的，因为他们一旦相信了这种思想，就好像是已经认识了真理。他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生变化并获得正确的方向，虽然他依然是毫无所知，但他好像已经学会评价事物，懂得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对于人类的前途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等等。他们不必费心劳神去做那些具体的科学研究就可以懂得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不科学。在那些为继续探索前途而摸索前进的不觉悟的人群中，他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能够正确观察事物的超人。〔1〕
上面这段话，不妨当作解读郭氏《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一把钥匙。基于对“真理”的确信把握以及对“知识”的一知半解，激进主义者在知世论人上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模式。按照法国思想家阿隆对知识分子批判方式的分类，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包括“技术化的批判”、“道德的批判”和“历史或者意识形态的批判”。激进主义者们所深喜和擅长的大致都是“历史(意识形态)的批判”与“道德的批判”。知识上的“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致使“技术化批判”成为他们所短，同时道德与意识形态冲动又让他们对“技术化批判”嗤之以鼻，他们恰如王小波所引以为戒的那种人：“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2〕，惟有抡起“历史(意识形态)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板斧，向旧世界及旧世界的“余孽”排头砍去，在“新”与“旧”、“进步”与“反动”、“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的设置中，将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简约成是非立判的“主义”之争，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将世界推倒重来，建立人间天国。理解了激进主义者这个“知世”的思想背景，便不难体会《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何以会杀气腾腾地“论人”了。很显然，鲁迅已被目为“错误”、“反动”、“反革命”的一极，非打倒不可了。只有当被公认是掌握着更高真理的人对鲁迅作了“最伟大”的盖棺论定之后，鲁迅才俨然被尊为激进青年的精神导师，郭沫若也才顺理成章变成鲁迅的接班人、文艺界的“第二面旗帜”。激进主义者对鲁迅的态度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拐弯，但这决不说明他们“知世”的认知模式和“论人”的批判方式也发生转变。直到后来激进主义全面开花，思想者顾准决然选择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出走”，对那种认知模式与批判方式的最深刻的反思才悄然开始。
再来看胡适与苏雪林的通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沦》，里面涉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鲁迅的另一类评价。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称“有几个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问题，愿意提出来与先生谈谈”。苏在信中提到对自由主义刊物《独立评论》的激赏与对左翼激进思潮的尖锐抨击。可以看出，苏雪林是崇尚“持论稳健”、“态度和平”的，对于“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激进思想有—种过敏的厌恶和警惕，在她看来，鲁迅无疑是左派激进势力的“教主”，“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因此她着重跟胡适讨论了“关于取缔鲁迅宗教的问题”，自告奋勇要“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一矛”。苏对鲁迅究竟保持了多少“持论稳健”与“态度和平”，是值得怀疑的。她断言：“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誉罢了”，进而攻击“鲁迅的心理完全变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其时鲁迅已经逝世，所以苏又自谓“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若说郭沫若对于鲁迅是采用“形而上”的政治攻讦，苏雪林的咒骂就难免沦为“形而下”的人格诋毁了。一名标榜“持论稳健”、“态度和平”之人，显然不应操持这种情绪化的论调。胡适在其复信中便对苏雪林提出了婉转的批评：“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
可以这么说，胡适的复信，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一名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事于人所应取的批判风格。
对于胡适，朱学勤先生有很高的评价：“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六十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演，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坚持了六十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3〕引用法国阿隆的概念，胡适对其所处的时代是采取“技术化批判”态度的，换成胡适本人的话，就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论世，究竟持“技术化批判”，抑或持“历史(意识形态)批判”和“道德批判”；自我定位，究竟是首先以“知识人”还是以“道德人”存在，庶几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激进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分野。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胡适不赞成那种一蹴而就、推倒重来的整体主义变革。他明确说过：“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4〕胡适就是那种看重“费心劳神去做那具体的科学研究”的人，实实在在的梳理学术、潜心学问、研究问题、点滴改造社会、点滴进步，比之阔谈主义、自许真理在握的轻妄要可贵得多。后者被胡适视为一种毛病的两个病征：“目的热”与“方法盲”，这是胡适认为在做人与治学上所要深戒的。
正是得益于自由主义信仰和自由主义学理的濡染，胡适在为人处事、知世论人上始终不改平和、从容而理性的态度。胡适反对以“恶腔调”攻击鲁迅，在复苏雪林信中，他说，鲁迅“已死了，我们尽可撇下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鲁迅于胡适曾有过苛评，但胡适对鲁迅却能取持平、公允之论，他不讳言：“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文学与学术上的贡献，体现了胡适重学术建树的“知识人”风度，而这却是那些热衷于“分辨是非”的“道德(意识形态)斗士”所不屑为的。即使对青年的激进倾向，胡适也能宽容待之：“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见胡适复苏雪林信)这种宽容论人的长者风范，是与胡适一生崇尚自由主义，凡事以理性处之的人生态度所分不开的。
五四之后，随着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整合，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之间日益泾渭分明。尽管在反对专制暴政、追求民主进步上他们保持了一致的立场，然而，由于知识谱系与思想背景的差异，双方终归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在知识分子的自我自定及其所信奉的哲学观、历史观、变革观、批判观上，两者的差别简直判若云泥。他们对于鲁迅的不同评价，不仅从某个侧面向后人显示了两种大异其趣的批判风格，其与社会变迁千丝万缕、因果互证的关系，更值得后人掩卷长思。显然历史的演化并未遵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期许的路径去进行。以“历史(意识形态)批判”为特征的整体主义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不承认“根本解决”的自由主义者成了历史的弃儿，惟有虔诚接受改造：用“历史(意识形态)批判”的武器，首先向自己及所属的旧时代开刀。自由主义所揭橥的知世论人之道彻底让位于激进主义的高调批判。时世的变迁堪称地覆天翻，可谓换了人间。可是，恰如胡适对于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冷静判断：“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在历经激进主义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之后，重温胡适的判断，便恍然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感，——扯这么远，终究与鲁迅无关，与此有关的是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晦明曲直。
注释：
〔1〕转引自袁希《不可或缺的情节》，载2000年第2期《随笔》杂志。
〔2〕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自序》。文化艺术出版社。
〔3〕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花城出版社。
〔4〕胡适《这一周》，岳麓书社《胡适妙语》，有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