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荆轲刺秦，无关恐怖
作者：章 明
荆轲刺秦(公元前二二七年)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桩壮烈的历史事件。最早记叙此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同“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自汉至唐，看法都没什么大的变动。可是到了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却把燕太子丹和荆轲都大骂了一番：“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司马光在史学上有大的贡献，可他性格执拗，执政时把王安石的新法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弄得他的同党苏轼也骂他“司马牛”。北宋到了他手里也就气数将尽了。性格的执拗决定了议论也执拗，不问事实，不通人情，拿一个框框去套一切事物，套成啥就是个啥。不错，在战争中使用刺客，并不是制胜之道。但是也要看具体情形。在战国末年，当秦军已经灭了韩国和赵国，又直指燕国而来，不论太子丹派不派人刺秦，燕国都是要亡的，他自己都是难逃一死的，派了反而有一线生机，谈不到“挑怨速祸”。如果说丹有错，那就是他交待荆轲先劫持秦王归还诸侯们的土地，不成，再刺杀秦王。古人说这是“两端之策”，造成了荆轲刺秦的失败。荆轲也不是受了丹的豢养才去当刺客的。《史记》说他“为人深沉好书，尽与贤豪长者相结”，并非插标卖首之辈。当时秦王赢政残忍暴戾，杀人盈野，掠地无厌，已经结怨于天下，人人欲得之而甘心。荆轲接受太子丹的请求，是为了一个“义”字。同样，为了帮助荆轲取得成功，田光和樊於期两位贤者不惜自刎，当然也是义的驱动。不管今人怎样看，不能否认当时的他们是“以义合”的。在荆轲之后九年，又有张良用大铁锥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张良又是受了谁人豢养呢?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刺杀清巡抚恩铭，又是为了什么呢?照司马光看来，人们绝对不能碰权力者，只有等着让他们来杀。这种议论可真像他自己说的：不亦愚乎!
司马光彻底否定太子丹和荆轲的议论，在后世并没多大影响，人们照样把刺秦故事写入诗文，搬上舞台。对于荆轲的评价，实际上是和如何评价秦始皇密切相关的。到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年代，有人甚至说“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如此这般，自然就几十年没人敢写荆轲了。直到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荆轲才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说到秦始皇有功绩，也要分析地看。统一全国，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出现了，不是秦始皇的发明，焚书坑儒才是他的伟大发明。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等等，都是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上天假借秦王的私心实现了大公。他说得对，但是我总觉得代价太大了。五百年百家争鸣的局面顿成绝响，二千年历代封建暴君相继肆虐，言者有罪，流毒无穷。把一个空前残暴的专制魔王捧得那样高，恐怕也只有以“当代秦始皇”自居的人能够说得出来。
本文开头提到的文章，就是沈敏特先生写的《燕太子丹在哪里》(载《同舟共进》九期)。如果文章中的类比能够成立，荆轲等人当然也就一文不值，司马光又是对的了。愚见以为，性质不同的事物不能类比。当代恐怖主义至少有两个不同以往的特点：第一是以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而不是敌方首脑)为屠杀的对象。第二是采用现代的高科技和毁灭性武器，造成尽可能大规模的杀伤，一次用几分钟就杀死数百数千人。且不说正义与邪恶不能混淆，光说这些手段，都是古代决不可能有的。文章又说“恐怖主义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际之间是穷国、弱国，在社会上，则是弱势群体”。这可不一定。有些国家并不穷弱；本·拉丹是沙特的亿万富翁，绝不属于弱势群体。
沈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有些文章非常警辟，但是这一篇实在有些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