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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戈一击”？
作者：闵良臣
开头就抄报：
……现在是胡适的语录随处可见的年代，似乎谁都会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这样说着的人却未必真能体会到“容忍”背后的承担，掂量出这两个字的实际分量。“容忍”决不是无原则的无可无不可，不是无担当，相反它是建基于一种确信和肯定之上的勇毅，是要将自己的“所是”贯彻到底的固执。胡适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行事从不犹疑，哪怕为此担上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鲁迅也是懂得这个的，所以他骂这个骂那个，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不搞人身攻击。他的“不宽恕”，与其说是针对特定的个人，不如说是针对特定个人所代表的某种“不是”。在这方面，反而是日本的学者比我们对鲁迅了解得深入得多。我曾读过一个叫丸山升的日本学者就鲁迅对“洋场恶少”的公案所作的研究，他所爬掘出来的鲁迅在这一问题上的持论思路令我印象深刻；而我们的学者却常常是将自己的视野局限于鲁迅一时一地的片言只语，支离灭裂地来做他们所谓的“论”。
上文抄自2002年4月19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载《鲁迅的宽度》，作者张业松。
让我抄下上面这段文字的起因是读了2002年第八期《书屋》中一篇文章《事出刘文典》，作者邵建。一个人如果一点不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那段历史，一点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国情，如果没有读过鲁迅的一些著作，对鲁迅是一无所知，此外也没读过胡适的著作，对胡适也是一无所知。总之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读到邵建先生这篇文章，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说理”极好的文字，尤其是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现代作者的“现代正义感”和“良知”，看到作者虽“误入迷途”而却能知返，更难得的是作者“以我今天的眼光看，我不但可以理解胡适(然而我原先并不理解同时也不太愿理解)，而且觉得，仅在这一点上，胡适比欣赏用‘火与剑’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鲁迅要深刻些，尽管鲁迅已成为‘深刻’的代名词”。说得多好——尽管我知道七十年前的鲁迅无论怎样地深刻或不深刻，也是不会有七十年后人的眼光的，更不会还能具体到有邵建先生这样的眼光，且不说邵建先生的“眼光”是对是错——真不能不叫人感佩。正因为是这样一篇极好的东西，我这个读者自然不仅不会放过，还来回很读了几遍。
古人说开卷有益，那是“泛指”，不能算错。后来有人不赞成这样说，说是不能说开什么卷即打开什么书都有益。这话有针对性，似乎也不能算错。读了邵建先生这篇约一万六千字的长文，给我最深也最直接的印象是，作者在感觉到“受害”之后进行的“反戈一击”。若有哪位老师要我总结邵建先生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说作者先前认为鲁迅很深刻很伟大，因而也很崇拜鲁迅。然而到后来一天，当读了胡适、罗隆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当重新“了解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新月”派在上海的那段历史后，才醒悟过来，感觉到深刻的不是鲁迅，伟大的也不是鲁迅，深刻伟大的是胡适们。甚至从作者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到，鲁迅先生在“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方面，连这篇文章的作者邵建先生都不如。于此，作者还有一段精彩的言说：
我不太想评价胡适的称谓问题(指胡适称蒋介石为蒋主席——引者注)，这是个无足谓之的问题，尽管我同样对这种称谓由衷反感，也正因此我很能理解鲁迅的不满。我相信，这种称谓断不会出自桀骜的鲁迅之口，甚至“不合作”的鲁迅根本就不会去见这个郑三发子。然我依然愿意理解胡适，愿意理解这个谦谦绅士在这个场合下的这种称谓。退步说，即使我不愿理解，我想，我也不会出言以刺，更不会揆其心理。因为，我乐意接受现代为文之原则：既不怀疑对方的能力，也不怀疑其动机。只是我不知道，鲁迅时代的文坛是否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否则，也不至于那样乌烟瘴气。
已经说了，这段话很精彩，但末尾一句似乎有语病，不知道作者是想说鲁迅时代就没有他说的“游戏规则”呢，还是虽然有，鲁迅却不遵循。不然，就让人莫名其妙这里的“否则”是什么意思了。因此，我觉得作者应该在“否则”之前加上一句类似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没有倒也罢了，大家彼此彼此；而如果有，那就肯定是可恶的鲁迅不遵循这“游戏规则”了。当然如果这句话一加上，作者那句表白自己的“更不会揆其心理”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样说，就有“揆其心理”的嫌疑。而他现在宁肯不讲汉语语言逻辑地故意卖掉一句，也就让人不好对其“嫌疑”了。不说也罢。特别是当邵建先生读了鲁迅1932年4月编成的《二心集》中第一篇文章《“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的第六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末尾的两个自然节后，对鲁迅简直是彻底绝望了。我们来看看他文章写到这儿是怎么说的。邵建先是把鲁迅的那两小节话原文引出，然后就大发感慨：“如果说，我刚刚读罗文(指罗隆基的那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引者注)，被罗的文字撞得浑身发热，那么鲁迅的文字——我分明感受到其中的阴阳怪气——却顿时让我周身寒彻，那是一种从心底涌出来的寒。我读不明白，‘新月’反国民党有什么错，要受到来自同一营垒的投枪。当然，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我使用这个词，仅仅是在反国民党的意义上。”抄到这里似乎应该先打住。作者一会儿说“来自同一营垒”，一会儿又说“鲁迅是不屑与《新月》同一营垒的”，按照常识，既然不屑与什么同一营垒，自然也就不和这什么同一营垒，而不和这什么同一营垒，又怎么说是“来自同一营垒”呢?我真是读得迷迷糊糊。这当然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邵建先生这样说，也就是说鲁迅当时是不反国民党的，意在可以激起今天(注意我说的是今天)的不知真相的读者的“义愤”，用心如果说不是“险恶”，也是很“良苦”的。他又接着说：“明明一篇大义凛然的警告，却被解读为‘小心你自己的眼睛’的用心，那么，这讽刺又是出于一种什么用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怜‘新月’这只小小的螳螂，不仅要面对前面的蝉，还要承受后面的黄雀。所幸它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前面，它知道自己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同时也知道谁是自己真正的敌手。至于‘新月’的批判者至少忽略了这一点，‘新月’对阵国民党，正义在‘新月’，强势却是国民党。作为弱势的‘新月’正遭国民党打压，哪怕它平时有不少毛病，我是不是乘机上前也给它一下，让它肿了的脸索性再肿；谁叫你打肿脸充胖子，似硬实软?”我相信如果只看邵建这些话，谁都会情不自禁地骂一句：你看鲁迅倒有多坏!有了上面说的这些，作者因此也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的陶渊明一样幡然醒悟：觉今是而昨非。岂止是“今是而昨非”呢，简直就是觉得过去的感觉和认知害了他，他现在要像“文革”中从这一派跑到另一派的有些人一样对先前的一派要“反戈一击”，要重新认识鲁迅和胡适的谁是谁非。不，就是读了那几篇文章之后，就已经完成了这种“重新认识”的“飞跃”过程，把他“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只有鲁迅才是敢于直面的，因为鲁迅骨头最硬”的“感觉”扔到了九天云外，已经又认定这鲁迅简直就不是个东西。不是吗?请看作者的“言之凿凿”：胡适们在那反对国民党的专制，鲁迅却要对这反专制的人“多次对其施以投枪”；更让人对鲁迅感到“可恶”的是，从邵建先生的文章看，好像鲁迅就是专门对胡适反人治的这一举动“施以投枪”的。而专门对反专制的人进行的反专制举动“施以投枪”的人难道还不罪该万死吗?何况可恶的鲁迅还是“从‘人权派’的背面发起进击”呢，不是从正面而是从“背面”啊！如此说来，鲁迅“阴险毒辣”之至，就如同自己坦白的大半生来一直在骂鲁迅的苏雪林女士骂的那样，鲁迅“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1〕，也就是说鲁迅简直就不成其为人了吧。这当然还不算，还有鲁迅的“胆怯”。你看，“胡适借刘文典事问难国民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发起了由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它是面对面的冲突，即知识分子作为冲突的一方既不躲闪也不退让。这种方式颇不同于鲁迅的‘壕堑战’(尽管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而是从壕堑里站出来，不，应该说胡罗二位从来就没有壕堑过”。并且“早在1923年，因当时北洋政府‘取缔新思想’而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时，胡适作文表示：‘我是不跑的……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后来查看鲁迅年谱，他是1930年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许绍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才于3月19日离家，“往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中避难”。也就是说，鲁迅在1923年还没有“跑”到租界去，那时与胡适的关系也还没有破裂，不然胡适这话就是冲着鲁迅来的，而邵建先生也会因此大有文章可做了。至于鲁迅、宋庆龄等与胡适关系因何破裂，有历史在，我们不必还在这里自作多情。倘若不是胡适在那反对史沫特莱女士将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使用酷刑虐待犯人的材料上交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所发的由宋庆龄签名的文件是不可置信的，后又在《民权的保障》一文中说什么“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我想他也不会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现就职《北京晚报》、研究鲁迅的专家孙郁先生在他的专著《鲁迅与胡适》中对此是这么说的：“胡适的思路，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在根本点上不同，其公允、平和的语气后，蕴含着对现政权的暧昧态度。宋庆龄、鲁迅对胡适的反感，由此而增大了。”又说：“鲁迅世界中，固然缺乏胡适那样的法的观念，但他以为，对一个专制的政权，讲公平与合法，是空泛之谈。……在这个世界还有着奴隶主和奴隶的时候，‘法律’是不存在的。”〔2〕孙郁先生接着引了鲁迅写于1933年9月20日、后收入《南腔北调集》的《偶成》。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剖析了奴隶主和奴隶的世界。孙郁引了鲁迅文章之后，又说道：“胡适不会有这样的思路……平等、自由、法律在什么基点上，可以生长出来呢?胡适以为应从现政权入手，慢慢地进化。不论胡适主观如何，但客观上这一观点是帮了执政者的忙，为之辩解、服务了。鲁迅则以为，在世上还存在着‘我们’与‘他们’的不同阶级，所谓的公理、宽容、自由，均是难以成立的。”而这些历史，邵建先生是不会全都写出来的，因为一写了出来，他的文章就站不住脚了。也还是不说也罢。回过头说，现在看来，就连鲁迅所说的战士上战场“穿甲”要注意保护自己似乎也成了罪过。鲁迅1935年3月13日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就写有这么一句：“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难道鲁迅说得不对吗?难道鲁迅要战斗者学会保护自己也有错吗?难道鲁迅要人讲斗争策略，学会“韧”的战斗反而成了“胆怯”吗?鲁迅胆怯不胆怯，同样有历史在，有他的那些文章在，不是谁说他胆怯他就是胆怯了。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委员杨杏佛被暗杀，鲁迅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但他并不胆怯，仍是亲赴杨杏佛入殓仪式现场——要知他是被国民党通缉的人啊。当然邵建会说，我不是在文章的括号里也说“这种战斗也是必要的、奏效的，并且是精彩的”了吗?是。但既然有括号里说的话，为什么在括号外又要那样来“做文章”呢?读者是能明白这作者的意思的。鲁迅早就说过：“战斗一定有倾向。”〔3〕现在已经反戈一击的邵先生也不会走中间的路。有一事想请教邵建先生：这就是，既然鲁迅是这样一个“不明事理”且“心理阴暗”的人，是这样一个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家伙，是这样一个反民主反人权的坏蛋，当时广大的知识阶层为什么没有群起而攻之呢?他写了在邵建先生看来是何等大逆不道的文章之后的不几年后去世时，“乌烟瘴气”的上海为何竟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他送行呢?他的身上怎么会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呢?是那成千上万的人都“瞎了眼”“看”错了人，还是大家都让鲁迅蒙骗了?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此的“大是大非”，难道还要等到邵建先生今天来搞“明白”吗?真让人难以置信。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说“日本的学者比我们对鲁迅了解得深入得多”，其实何止是“日本的学者”呢，台湾谷风出版社在出版《鲁迅全集》的序言中的几句话，我看也比我们的某些人要有眼光。那序言指出：要“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鲁迅；如果仍然有人坚持以褊狭的政治眼光来端详鲁迅，那将是文学的罪人，时代的罪人”〔4〕。
其实说到底还是邵建先生欺负一些没有读过鲁迅的读者。可以说，读者只要自己去读鲁迅写于1930年初的那篇万余字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或许就不会还相信邵建先生写的这篇极好的“说理”的文章了。这里只想举几个小例子，就能看出作者是在怎样地欺骗读者。比如，邵建先生说鲁迅这篇文章“本来是单挑梁实秋”的，可只要我们从头读下去就知道，鲁迅决不是在“单挑梁实秋”，而是还有个“们”。鲁迅在这篇文章第二部分一开头就这样明明写着：“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却决不只一人。”在第五部分又说道：“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此外，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点了一长串梁实秋“们”的名字，我们从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鲁迅决不是“单挑”，尤其是邵建只抄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第六部分的最后两个自然节，他却不抄这部分的第二自然节。鲁迅那话是这样说的：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是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我想，抄了这些，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哪怕读者也像邵建先生一样也以他们“今天的眼光看”——化用邵建先生的句子，这就是说，我既不怀疑读者的能力，也不怀疑读者的动机。再退步说，即便读者读了这些，也还是要得出与邵建先生一样的“结论”，那虽然是没有法子可想，但于鲁迅至少多一点公道——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七十年前的某些事已经并不公道了。现在该说一说鲁迅与国民党，或说鲁迅到底反不反国民党。
真巧，1999年第3期《新华文摘》上有篇文章，题目就叫《鲁迅与国民党》，原发在1998年第6期《湖北大学学报》上，作者王敬文。这篇文章当然没有说鲁迅是如何反国民党的，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国民党与鲁迅的关系。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而梁实秋说的是鲁迅‘到XX党去领卢布’。要知道在当时，这句话如果坐实了，就会被杀头——引者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许绍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3月19日离家出走避祸，直到4月19日返家。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命安全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1930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就是鲁迅，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就是浙江省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认为这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这个情况，在鲁迅的学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1970年修订重刊本)中也有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抄到这里，我想“仅在这一点上”来说，胡适是简直不能与鲁迅相比的。接着，据知，“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十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又抄了上面这些后，忽然觉得自己好笑起来，鲁迅反不反国民党，鲁迅与国民党的关系到底如何，还用得着我在这里抄这些“证据”吗?有他的著作在，他那一篇又一篇辛辣的杂文就是最好的证据。读者只要读一读鲁迅在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写的一些杂文、诗歌、通信，你就知道鲁迅与国民党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仅在这一点上”，鲁迅和胡适有着鲜明的对比。
写到这里，我想说，邵建先生那篇长文中还有不少话都只是在欺负一些不读鲁迅的读者，我不想就这样一条条地对着抄下去，有心的读者自己去看吧。只要不是像邵建先生那样支离破碎地指责鲁迅，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不管结论是好还是坏。
写到这里，我还要说几句胡适。
胡适是很伟大的学者，他对中国的贡献与其说是在中国如何“建设”的理论方面，不如说是在新文学方面以及改革中国的教育方面。你只要读他的著作，就不能不感到他的一生主要是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和新文学的进步以及中国教育的改革。从他写《文学改良刍议》到一而再地出版白话诗《尝试集》，可以说他是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白话和白话文学而奋斗的。这也是我在读他的文集时最深也最直接的感受。当然他本人由于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幻想中国也能像英、美一样，能有一个好政府，建立一个好制度，然后让这个好政府好制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然而，如果不能说是他的天真，那么就是因为他虽然读了那么多中国的古书，对中国的社会对中国广大的民众仍然是缺乏深刻的了解(尽管你从他的《归国杂感》等文章中也能读到一些这种“了解”)，以至于让鲁迅这样目光如炬的人看来他的举动是何等地可笑。1933年1月31日与杨杏佛等察看当时北平三监狱时，胡适虽然看到了监狱的犯人生活待遇较差，还让政治犯带脚镣，不准看报等，认为是违反人道，应该取消，但殊不知，他看到的还只是表面，比这些更不人道的他却“观察”不到。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然而真实的情形比胡适所看到的要残忍得多，那就是用酷刑虐待犯人。自己没有观察到，还偏要坚持自己所看到的是真实的，反而说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所发的由宋庆龄签名的文件是不可置信的，这又能怪谁呢?我想只能怪自己看得不深刻，怪自己太理想化了。又比如，鲁迅在《二心集》里就有一篇这样的文章，题为《习惯与改革》，现在看来，虽然明着是说梁实秋，其实“说”的也还有胡适。但这些话，即使是今天读来，也不能说鲁迅在文章中这样说有什么错。他说：“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又说：“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放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接着又说：“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即便单从上面这几节文字来看，也不难明白鲁迅之所以会写出那些在有人看来简直不应该是他写的文章。
当然你不能说胡适就不“深刻”，但正如我一年前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所说：
你说胡适也深刻，只是他的深刻与鲁迅不同。我想这话是对的。但相较而言，我总觉得胡适的深刻不比鲁迅，或说他的深刻比鲁迅浅多了。这也是我之所以不赞成李慎之先生说的“胡适关心的面要比鲁迅为宽”。鲁迅“关心的面”不宽，能那么深刻吗?北京日报的孙郁写有一本《鲁迅与胡适》，我现在正在看。从书中看到，胡适比起鲁迅来，还是不能不说要浅一些。比如，鲁迅说：“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仍用旧法。”孙郁在引了鲁迅这样的两句话后接着写道：“这样的老练而深刻的体察，是胡适所不及的。”我想，当你在读鲁迅时，也会产生一种感觉，这就是，从来没有读到过比鲁迅更深刻的文字，甚至也不相信还会有比鲁迅写得更深刻的文字。当然我们都不能感情用事。好在现在鲁迅和胡适的著作摆在那儿，明眼的读者自会比较的。胡适想进政府，走参政的路子，以此来达到改变中国现状的目的，这想法不能说错。但在鲁迅看来是不现实的。而历史证明胡适也并未走通。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当时的现状有透彻的体察和分析，或者简直就可说他是“看透了中国人”，看透了中国这个社会。不然，他也不会写出那么深刻的文字，如他在致徐炳昶的信中所说：“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节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如此深刻的话，胡适无论如何是“深刻”不出来的。正如孙郁在他的书中所说：“那时中国的症结，正是鲁迅所云的国民性问题，精神界最缺乏的，乃是拷问民族灵魂的战士。”而“胡适的思想库里，没有这一因子，他似乎不会从这样的角度去梳理问题。而鲁迅一针见血地道出原由，其思想的幽深，非同代人可比肩的。”
这些年来，我读了我所能见到的评价鲁迅先生的文章和一些出版物，发现就像说有多少个读者就会有多少个“哈姆莱特”一样，每个人在读鲁迅文章后的感受都是不同的，有些读者便把自己的感受弄得像“定论”似的。比如我在读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时就有这样的感受。这次在读邵建先生这篇文章时不仅也有这样的感受，且感受尤深。
这里还想说的就是瞿秋白写而以鲁迅当时用的“干”的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我们来看看邵建是怎么看这篇文章的。在引出正题前，作者已经表示认为鲁迅写的《言论自由的界限》是“偏见”：“今天，鲁、胡、罗三人文字俱在我手，一巡读过，非其事也。还能说什么呢?似乎我只能说偏见比无(所)知距离真实更远。”接着作者就开始说了：“距离更远的则是《王道诗话》。”为什么是“距离更远”呢?作者把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这篇序言的末尾，也就是惹起“祸端”的“鹦鹉救火”的那一节话抄下后，动情地说：“这是一段令我感动的文字。”为什么会“感动”呢?就是因为“而鲁／瞿的文章恰恰就是针对这一点来表明自己对1929年‘人权运动’的态度”。当然邵建先生最恨的就是《王道诗话》中结尾处那四首诗的最后一首。当然我还是说，如果只读邵建先生的文章，谁都会说鲁迅和瞿秋白太坏了太恶了，太不是人了，总之，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赠送给这二位。可当我们自己一读了《王道诗话》的原文，读了别的一些研究家们对此评论的文章，便知道邵建先生写的是怎样的一种文章，对鲁迅瞿秋白用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眼光，抱的又是怎样一种态度。我读了这么多写鲁迅和胡适的文章，目前只认为孙郁先生写得最客观。刚好他在三十七万字的《鲁迅与胡适》中专门谈到了《王道诗话》这篇文章，我们也来看看他是怎么认为的，或说看看他的见识与邵建先生是怎样的不同：
孙郁先生在引《王道诗话》全文之前有几句话：“也是在同一时间(指鲁迅写《‘光明所到……’》——引者注)前后，瞿秋白正避难于鲁迅寓所，曾写下《王道诗话》一文。经鲁迅修改，以鲁迅用过的笔名‘干’，发表于《申报·自由》。那文章对胡适的挖苦，可谓痛快淋漓，读之不禁为胡适的行径深为遗憾。《王道诗话》出语锋利，道出了胡适思想的核心所在。”《王道诗话》全文引了之后，孙郁还有几句是这样说的：“后来的学人，谈及此次事件，多有为胡适辩护之处。那其实是时空环境改变，背景与氛围迥异的缘故。但从法的角度、理论的角度，胡适不仅未错，且有着很超前的目光和胆略，但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之下的社会，统治之黑暗，压迫之残酷，书斋里的学者是难以感受到的。胡适的言行，固然是善意的，他思维的深处，很得欧美流行的法的精神要义。但蒋介石政府，本身并无民主可言，在那时谈法，讲人权，无意中，还是帮了国民党的忙。蒋介石后来看重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前年是胡适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陆虽然没有对这位对新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不少人也都写有不是纪念文章的纪念文章，甚至像这则文字开头引用的那样：“现在是胡适的语录随处可见的年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胡适有很高尚的人格魅力，确实也很伟大，尤其在中国普及白话文方面简直是不遗余力。但如果有人除此之外硬要说胡适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为了探索一条中国的“建设”之路，并还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我是不能同意的。他的设想不可谓不好，可是一遇现实便把他的那些美好的理想击碎了。这些，原本早已不成问题，可有人却总还是想在这一点上弄出些小波澜，那意思是如果说胡适当时“改革现实政治”的想法或叫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凭这一点，就可“证明”他比鲁迅深刻得多也比鲁迅伟大得多。然而遗憾的是，历史证明，胡适的想法不合乎中国当时的实际，因此他终于没能走通。如果说他在促成白话和白话文学在中国取得的是胜利的话，那么，在如何建设中国这一方面，应该说他失败了。至于有人夸他的什么“建设性”也好，“前瞻性”也罢，说好听点，也仍然不过是美好的理想主义。
注释：
〔1〕〔2〕见孙郁：《被亵渎的鲁迅》，第187、308页。
〔3〕《且介亭杂文·序言》。
〔4〕王敬文：《鲁迅与国民党》，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3期，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