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千古艰难惟一死
作者：黄 波
然而，若埋首文献，我们也能找出与哈姆莱特的名言意义相近的话来，哪怕两者徒具字面上的形似。清康熙年间的诗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曰：“楚宫慵扫黛眉新，只自无言对暮春。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战国时期的息夫人被楚王掳掠做了妃子，却心念故夫不发一语，这本是旧文人作诗的好话题，但经历沧桑巨变未久的邓汉仪的目光显然已从息夫人身上掠过，一句“伤心岂独息夫人”道出的分明是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尴尬处境，这有时人记载(徐承烈《燕居琐语》)为证：“清初巨公曾仕明者，读之遽患心痛卒。”笔如刀，也不过如此吧?但诗确是好诗，好就好在蕴含丰厚复杂：悲悯?感叹?微讽?殊堪玩味。的确，身处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生还是死”是一个不容后人以现世的精明加以轻薄的话题。
暴力的血腥、道德的血腥双双恣肆是易代之际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暴力的血腥中，文人是承受者，而在道德的血腥中，文人则既是承受者更是制造者。清易明，异族入主，又与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用顾炎武的概念，这是在亡文化，“亡天下”，而不仅仅是“亡国”了。惟其如此，文人的处境更显严酷，道德的血腥尤为骇人。
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钩稽明末文献，梳理出若干话题，其中让人读来惊心动魂的是“生死”那一节。标题是“生”“死”并重，其实触目皆“死”：“死社稷”、“死封疆”、“死城守”……这是死的种种名目；“‘不济，以死济之’，乃钱肃乐语；‘有死无贰’，见诸张煌言文集；‘我久办一死矣’，为陈子龙所说；‘吾此心安者死耳’，则为瞿式耜临难时言。”死已然是明末忠义的口头语。似乎人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求死。可是文人之死往往不能如山野村夫或草泽英雄引刀一快似的了断，从很大意义上说，文人之死是死给旁观者、死给历史，死给士大夫那套独具的价值系统看的。因此死岂一个“难”字了得?“吾辈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这原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话，为黄宗羲的老师也是著名忠义的刘宗周所激赏，然而现在当我坐在书房中读这段话的时候却禁不住冷汗涔涔：逃死不行，求死亦不成，舍此可还有活路或“死”路么?照此理路，天崩地陷之际，以身相殉还远不够，死前你还得掂量掂量你这是不是受“一毫求死之心”所牵引。尽管死对主体都不过意味着肉体的消灭，但在旁观者眼里却有高下之分，于是你还得选择一种死法——尽管如何去死并非当事人都能主动选择的，论者往往却忽略不计。黄宗羲在一篇文章中标示了史家记死的体例：“曰死之，曰战死，曰败没”，其高下分别是“死之者，节之也；战死者，功罪半也；败没，则直败之耳”，主动死与被动死，自主的死与非自主的死，均须仔细甄别，所谓“同一死也，差之毫厘，相去若天渊矣”。此外还有死难死易之辨，一时士风竟以死难为贵。读此类关于死难死易死之高下的哓哓不休的论辩文章，你只有学赵园感叹一句“像是与生命有仇”了。
在“死”的诸般话题中，明末士人关于“不即死”的议论最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同时也最能见出道德的血腥。张苍水起兵抗清不果，临难诗中便有“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之句。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政权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苍水也要拿他与文天祥互较高下叹其死迟了，从此足见早死与迟死在当时情境中被赋予的严重性。在这种语境中流传助人死的佳话便不足为异了：瞿式耜劝永历帝于偏安之局不可得时速死，刘宗周的弟子劝其“早自决”都被传颂一时。至于因各种原因未能即死者，如魏学濂，后虽自缢，也不能为时论所谅，即使是极力为魏氏辩诬的黄宗羲，在猜测了一堆魏不即死的理由后，也要大表遗憾向时论看齐。只有浙东史学的巨子全祖望在文集中一再婉转声称“何必死乃足重”?然而此声太过微弱，几被浓浓的道德血腥淹没殆尽。
对文人来说，一瞑不视不等于一了百了，更大的考验尤在死后。易代之际，钱谦益辈固逃不脱所视所指，即泉下之人甚至忠烈义士也难免被敲打。明亡后，处处可闻如下讥诮，“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周作人论史算是持论通达的，他在文章中也不止一处地征引前人一段笔记：“《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知堂老人以为“此语甚精”，但在我看来，这种讥评以一种现世的精明而自得，实则最为残忍苛酷最不讲理。揆诸史实，明末事之不可为，正陈子龙所说“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又岂是几个士子所能挽回?在不可为的绝境中我们责他未拼命做事难道不等于说他死得活该么?若起死难者于地下，他会不会慨叹生难死亦难而彷徨于无地?何其“忍”乎!
钱穆治史主张对古人表一种同情，对于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同情的不仅仅是他生死两难的痛苦选择，更应该同情士人注定在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的那套价值系统里打转儿的困境。我们看明末士子关于“死”的种种驳难，貌似针锋相对热闹喧腾，实则都不出固有伦理的范围，一片道德的血腥处，杀人者手持那把刀，被杀者手持的仍是那把刀，这是一个宿命的悲剧。要走出这个怪圈和悲剧，基本的一条是树立这样的理念：作为个体的“死”，无论其意义多么重大(所谓“意义”其实鲜非某种异己的力量所加)，首先它都是一件个人的事情。窃以为这是我们迄今所忽略的，而它正是建设死亡哲学的第一步。让我们经此由“死而下学”走向“死而上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