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家书后面
作者：费振钟
且说会议，到底还是以学术为重，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到会场，就有一大袋论文发下来。论文作者大多为胡风研究方面的年轻人，这与昨天所见的感受又多有不同，看来年轻一辈对胡风虽说隔了不止一代，无直接的感情联系，但学术上却又相当认真，要把胡风当作一种严肃的历史对待，做深入的思想文化研究。我自然也索取一袋，且不顾台上的演讲，一篇一篇翻看下去。忽然就看到厚厚的论文中另有一份《胡风致梅志家书选》。正文前有短短的说明：
1949年9月至1953年7月期间，胡风因各种原因经常客居北京。此时，他与梅志间有不少书信来往。现在，特从中选出若干封，加以整理辑注，提交大会，供研究者参考。其中略去了一些涉及私事内容的部分，有的姓名则用“＊”代替。文中着重号原有实心圆点、空心圆点、双圈点和圈中点之分，为方便处理，现将实心圆点、空心圆点用着重号表示，双圈点和圈中点用双下划线=表示。
晓风附记2002年9月
胡风的夫人和儿女来参加会议，这是已经知道的，但不知道他的女儿还为会议带来这份资料。任何一种研究，首重资料，自不待说，现在胡风女儿带来的“家书”，想必是尚未公开的第一手原始材料，这就尤为难得了。我自己一边翻看，一边先就产生了若干想法，以为这份“家书”，比会议上其它所有的论文都重要，不只在“供研究者参考”，研究胡风的论文总归属于分析推论之类，不如这份“家书”能够直接察看胡风的处境和心迹；至于胡风女儿晓风的意见，也不以“家书”为私人之藏，愿意贡献出来，公诸学界，此皆因胡风之事在中国牵涉之众之深，凡有当时之蛛丝马迹，均有可资讨论研究之用。“家书”在胡风事件未发之前，其中即已隐含了种种先机，似可进一步了解胡风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关系。有此想法以后，再看这份“家书”，就不会浮光掠影一带而过，于中特别留心关节，尤对文字含糊之处加以揣想，意作者必有藏锋，以至读得十分入神，不知不觉上午的会议就溜过去了。好在我原本是旁听，只管开小差做自己的事情，与会议无碍。
自然，会场上没有条件写文章，想法暂时也就搁在那儿。现在重新捡起来，时间上过了近两个月，原有的想法中或许又增加一些东西。还是从“家书”开始。
1.召见。晓风所选家书第一封，是1951年11月胡风由北京寄与上海的妻子梅志的。据注中说明，其实胡风该年4月下旬，曾应文化部邀请到京参加“五一观礼”，这已是胡风本年每二次进京了。第二次进京在9月，说是周恩来召见，但写此信时是11月，周还没接见他。为什么旷时如此之久，信中没有反映。也许周的工作太忙，胡风没有什么事，多呆几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胡风就有闲遐每过一二天就给梅志写“家书”了。家书中谈什么?谈梅志深入工厂生活，胡风谆谆嘱咐，要了解人，了解普通工人的生活。这与胡风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一致的。
2.改诗。11月20日为梅志改诗。过去胡风先生也是经常要为他的朋友和弟子改诗的，想起“七月诗派”的产生，胡风该花了多少心血!现在住在文化部招待所等待召见，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只能和千里之外的妻子谈谈诗歌的语言和旋律。至于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内心的焦躁不安，胡风真不敢明言，只说“要慢慢打起精神来”。好在“父周”本月约见。被胡风视为父亲的周恩来，会给等待中的胡风什么希望呢?“不存任何幻想，只是，告一段落而已。”这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是想到未来?还是仅在目前?胡风对身处高位的周恩来一直很信任的，可这一回为什么如此心意彷徨?
3.奴性。12月20日胡风一腔愤怒溢于言表。触动他情绪的是方管(舒芜)。方管原也属于他们阵营里的一员，胡风对他提携不少，现在却“出卖”七月派同人。胡风发觉，这是“文坛的压力”，压力之下，方管就背叛了。造出“压力”的是那些“新面孔”，而“新面孔”不过是“旧力量”的延续。说实了，1949年之后，进入中共权力结构中的是左联中另一些人，新政权给了这些人“新面孔”，但在压制人这一点上依然如旧。胡风也要在这些“新面孔”下讨工作，不惟心里不平衡，而且深感屈辱，忍不住说出了这句愤懑的话：“在新社会做人也要带点奴性。”不但方管在奴性之下走到了出卖师友这一步，即使他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想到要用点“奴性”来保护自己呢，否则为什么他要花那么多笔墨告诫妻子，让她“矜持”，“不表示意见”，“应该别人负责的事决不自己负责”，“自己尽可能不出主意”?胡风的内心压抑了一种痛楚，一种将感到在奴性与刚性之间进行选择的痛楚，他面临的压力显然来自于人格的自我评价，这时候胡风滞留不行，在北京即便两天三天吃清炖元鱼，亦不辨是何滋味！
4.作战。胡风说，他将来“搬到北京来，——写批评，扫荡他们”。不知道说这句话时他凭什么?凭自己将被接纳到北京吗?还是凭他“还有力气”的那份个人勇气?知不可为而为，胡风不愧鲁迅的弟子，身上有一种战士的悲壮。胡风对妻子道：“我是有力气打仗的。”可是，他并不知道与谁“打仗”，他的对手，绝不是“新面孔”们，而是“新面孔”后面巨大的权力意志。胡风说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确不错，他带着“旧社会”的战斗热情，同时用的还是“旧社会”的思路，而“新面孔”们已非昔日，北京的元鱼，其实并不那么好吃啊！
5.过新年。京城的日子，过得快还是过得慢，胡风也说不清。总之，转眼到了新年，1952年1月1日胡风一整天与朋友吃饭、喝茶、吃羊肉，直到吃了元宵以后，于深夜再给梅志写信，开始还比较欢快，到后面情绪一转：“十八年了，我们走过的是艰苦的路，荆棘的路，但我们却是走的纯洁的路，真诚的路。——现在是一个最困难的关头，这要影响到几百年的人民创力性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们不得不做这个斗争。——十八年以来，你总是和我相连一体，但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地感到需要你，渴望你。今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只有你的力量才使我走来了这条路，只有你的力量才能使我坚强地走好、走完这条路。祝福人民、我们和孩子们!”家书写得真切动人，可总有哪里不对，甚至埋藏着不祥之意。新年中胡风想到的是“斗争”，这是否意味着他对迫近自己的危险的本能反应?“斗争”的意识占据了胡风的脑子，对1949年后就已经面临新的政治困境的胡风来说，只有斗争才有可能抵抗危险度过难关。但这无疑需要决绝的勇气，谁给予胡风的勇气呢。当年有鲁迅的精神，可精神导师指引下的“现实主义道路”，如今走下去不只是障碍重重和荆棘纷纷，简直有点不知方向，过去总不外是单纯的文学道路，现在却是复杂的政治道路，他已经分不清自己该走哪条路了。焦虑，还有空虚，夹带着失路的恐惧，现在惟一能支撑他勇敢走下去，只有他的爱人和爱情了。“走完这条路”，与其说是决心，不如说是牺牲，所以“祝福”当中，竟然让人隐隐觉察到了种种不祥之感。几年之后，胡风确实走完了他的“路”，从此失去了“走路”的自由。
6.检讨。1952年8月6日。又是北京。胡风从上海于7月19日应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约请”到北京讨论胡风的文艺理论问题。晓风的注如是交代了事因。会无好会，原来并没有什么讨论，也无须讨论。一方代表或利用党的权力意志，一方孤身一人，无援无助，讨论双方看不出一点平等的意思，只有胡风的检讨。检讨是个好词，用在胡风身上，则是交代“错误态度”。胡风不能不屈从于这样的检讨，但不会心服，因此，写“检讨”的同时，便又要向梅志叙说心中的苦闷。8月6日这天的信，大大暴露了胡风心中所压抑和惧怕的东西。
7.戒惧。胡风戒惧的东西是什么?他很难说出来，只能横亘于心。比如，他个人能保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检讨自己就能“放下包袱”?又比如，“纯真”还是“虚伪”?采取“虚伪”是暂时策略，还是长久继续下去?更主要的一点是，明明“人家堵死了路，闷死了生机”，却不敢说山来，“非删去不可”。胡风的戒惧提醒了一个事实：即他面对的并非什么历史、真理、纯真、虚伪这些纯属个人认识和品格上的困难，而是面对另外一个受权力信任和支持的“集团”越来越重的迫害，这个“集团”将利用权力把胡风往“死路”上逼。如果不是这样，那胡风为什么含糊其辞地说，“我的错误是没有考虑到要站住地位”?胡风一直希望到北京，他不甘心处在其它边缘地区，即使“奉召”入京，被迫“检讨”，也仍然坚信一旦在京城里站住脚，就能显示他的“战斗”力量。
8.蜒蛐虫。蜒蛐虫指谁呢?1952年10月的感觉，如此令胡风难受，这是因为有人像蜒蛐虫一样用毒液往他的身上涂抹。然而胡风的感觉是不是仅仅局限在被人构罪这一点上，他是不是仅仅为自己遭遇“毒化”而愤愤不平?本月15日给梅志的信，多少透露出了胡风的弱点，这个弱点就在于从一开始他就简单地把自己的悲剧命运看做是某些个人行为，比如不幸沾着了某个蜒蛐虫。
9.受难。胡风开始用“受难”这个词解释他将要接受的命运。他说，“为真理受难的人多得很！”他觉得自己应该属于这类巨人。他又拿法国作家罗兰笔下的英雄来比喻自己，同时寻找受难的理由。可胡风仍然不免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当中，他要为真理受难，可是真理的另一面是什么?是“革命利益”，是“人民”，这些不可逾越的名词，使他的“受难”变得不伦不类。本来，在胡风那里，“真理”与“革命利益”与“人民”是站一边的，现在却要求胡风在这二者之间做选择，何其尴尬，这叫他怎样向妻子说明呢?甚至他自己也不能够说服自己。因此，在这封秋天的长信里，胡风的语言显得很空洞。他的精神由于找不到现实的支持而表现出空乏无力，“受难”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而已。
10.祈愿。胡风说：“我们一定要幸福地幸福地过活和工作。”说这句话时，胡风一点把握都没有。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总要这么天真，以为幸福可以通过祈愿就能实现。
11.理论。有没有理论问题?胡风在北京已经谈了两三个月的“理论”了，从他文学工作的历史看，胡风应该是有“理论”的，但问题在于胡风的“理论”有问题，而这问题却又绝不是“理论问题”。这一点胡风本人却没有意识到，两三个月在北京让胡风谈得“疲乏之至”的，哪里是“理论”!胡风在阴历腊月二十三日(2月6日)道：“我不谈理论，至少争取到二三个月内不谈理论。”憨呆之色，让人可笑，亦让人心酸。
12.诗。胡风是一个党员，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样的背景，同时也就成了重负。“一切以总的利益为依归”，“这也应是党性所要求的罢”，胡风说要“脱出这个罩子”，可他能够吗?从前他在“国统区”，没有亲身领教过“党”的厉害，从1949年到1953年，也已积累三四年的直接经验，那么“党内斗争”的严酷，通过“检讨”是该知道一二了。这样的心情，既压抑苦闷，又惶恐不安，只有靠写诗来抒发。胡风在家书中抄了前几天作的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漫提旧事说花时，叶有尘淤藕有丝，为哭苍生曾铸剑，屡遭党祸但吟诗。黑潮既断鞍前路，赤胆遄依陇上旗，红到东方春欲绿，喜将胡服换戎衣。”诗中“党祸”二字，触目惊心！
13.新衣。夜十时，胡风对妻子说：“今年，我一定会换上一身干净衣服的。”这句家常话，应该很好的玩味，因为按习惯过完阴历年，新的1953年才算真正到来。1953年胡风穿上干净的衣服，逐渐沦为囚徒。
14.岗位。文艺工作，胡风自认是他的岗位。“党不叫我不做文艺工作，我要终生在这个岗位上面。”然而，不幸的是，党不叫他做文艺工作，党不会让他再在这个岗位了。胡风的决心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坚守，在党看来那是顽固!这样党最后就要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把胡风从文艺岗位上清除出去。
15.普通人的良心。没有普通人的良心。这个尺度没有作用。胡风从“党性”原则退到“良心”原则，他寄希望于“普通人底良心是很难通过的”，可这种希望对自己是多么软弱，对别人又是多么渺茫!胡风退不回去，“我要要求回到你和孩子们底身边，休息、休养一个时期的”，战士的胡风，几乎带着哀求。可想北京的羁绊之重，它让胡风进退失据。
16.冷。1953年春，北京很冷吗?至少独处京华、在文化部招待所三楼上茕茕孑立的胡风是越来越感到寒冷了。同月十五夜十一时半的家书带着深夜北方的寒意投向南方，不知道梅志能否感觉到。“亲爱的人，不在你们身边，多么冷呵!”然后胡风说，“我们就这样过罢，就这样过下去罢。”革命者也会心灰意冷的。
17.等。在这个词里，纠缠了许多内容。看胡风2月26的家书，写得非常凌乱，大概心绪也是极乱的。他还在“等”着迁入北京，北京方面对于胡风的安排始终没有明确，不知为什么胡风老是提到房子的事情，难道仅仅是不能解决胡风进京后的住房吗?另外一面，胡风“等”在北京，是不是便于让人“一棍一棍打来”?风波越来越恶，对他的仇视越来越大，这就是等待下去的结果。“现在是下午，阳光从西面照在桌子上，我又给你写信了。”写完这封信后，胡风的心绪变得更乱了。
晓风整理公开出来的这批胡风家书，到2月26日这一天结束，以后还有没有，我未见到。1953年离1955年还有两年时间，胡风说不给他工作“倒落得舒服，读点书，自己做点自己的事情”。又天真加幽默地说：“看来可以拿两年的优待的供给罢。”但是，事情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他被一种力量驱使下选择了另外的方向，于是用余下的有限时间，写了“三十万言书”。我们读过1951年到1953年三年间的胡风家书，也许会明白他这个“三十万言书”写作前的心理动态和精神状态。巨大的历史行为，都是慢慢积聚它的变量的，在个人同样如此，所以最后酿成奇祸大难，决非偶然之故。
上海会议当日中午用餐，由于迟到餐厅，意外地与胡风夫人梅志，以及他的女儿晓风同席，身边还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胸前的会议代表证，上写“晓山”二字，原来他便是胡风家书中每在结束处都要亲吻一下的小儿子。岁月过得如此之快，当年的襁褓儿，如今已届盛年，仔细看他的眉目眼神，与照片上的胡风长得像极了。看看对面瘦小的梅志先生，记起刚读过的胡风半个世纪前写给她的那句话：“我们做父母的给他的是真诚的教育，这够他受用，也够他受苦的。好在年轻的一代不会像我们，总会尝到幸福的。”对吗，晓山?敢问一句，晓山尝到了幸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