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
作者：孙 曙
杨益言能“审讯”徐远举吗
杨益言文中说：1951年3月，“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团长陈播告诉我：贺龙司令员要该团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话剧。他们不熟悉地方生活，希望我和罗广斌抽出一月时间，陪文工团编、导、演同志深入察看‘中美所’，提审在押敌特，查看有关敌档。”“西南公安部那时刚将白公馆利用起来，改作战犯管理所。穿军装的陈播等坐在两边，穿灰布中山装的罗广斌和我坐在审判席上”，审讯了徐远举。这也是讲的一个“神话”。
1951年3月，当时还没有战犯管理所（重庆的战犯管理机构在1956年才成立），徐远举关押在白公馆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杨益言和罗广斌有可能去“坐在审判席上”“审讯”徐远举吗？据我所知，当时全国镇反运动正进入高潮，各看守所在押未决案犯思想波动很大，就连有关业务单位如重庆市公安局政保处因查案需要审讯徐远举，办案侦察员也不准直接讯问，而只能开列审讯提纲，交看守所预审员审问后，由徐写出书面材料，再转交有关方面，从未有过非公安人员随便审讯重大未决案犯的事例，更何况当时罗广斌属于“涉案”人员（有领导干部对罗广斌自述的出狱情况有怀疑，徐远举关于罗广斌出狱情况的交待也跟罗的自述有出入），这更是公安纪律所不允许的。我在撰写《重庆战犯管理所改造战犯纪实》（见中国文史出版社《改造战犯纪实》）一文时，先后在成、渝两地访问了当时的预审、看守员张新志、张先创、李象炬（女，预审徐远举的记录员）、姜昭阳、蔺远贵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1950年6月、1950年8月、1951年秋，陈赓、贺龙、周保中到看守所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杨益言“审讯徐远举”的事。
再退一步说，即使杨益言当时真的“审讯”过徐远举，又能说明杨益言曾被关进过中美合作所吗？显然不能。这两件事毫无关联。徐远举本人既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更未在中美合作所受过训，他于1946年7月被调到重庆就任行营（即后来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了。
杨益言是由谁营救出狱的
在《中华儿女》发表的杨益言大作后边，附有一个他的小传，显然这是他提供的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中也同样有不合史实之处。比如，其中说他“1949年4月，和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这句话又使用了他惯用的含糊其词混淆视听的手法，好像他真的是同仲秋元、唐弘仁这些同志一起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出狱的。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1949年初，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月国、共在北平进行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其中，许多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由民盟出面，以民盟盟员名义（有的政治犯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盟盟员）保释出狱的。先是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向被派到四川主持西南军政大计的张群提出释放民盟盟员的要求，张群同意后，3月21日，由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等向张群提出了释放1947年“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成、渝等地民盟盟员三十七人名单。3月底（赶在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开始之前），分批释放了二十一人，他们是：田一平、李康、舒军、唐弘仁、龙圣夫、张真民、颜士奇、张明泛、仲秋元、周世楷、屈楚、罗克汀、王颖冰、孙文石、刘慕宇、张大昌、余阳明、唐珍润、蓝国农、何舒杰、熊鸿嘉。除去这二十一人之外，在国、共和谈前后，还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大力营救，以多种方式，让牛筱吾、皮晓云、李玉钿、管植成、胡春浦、张坤碧、曾紫霞等政治犯陆续获得了释放。
一目了然，在民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包括“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的名单中，并无杨益言，因为他当时既非民盟盟员，也非共产党员，连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他的被捕，只是因为他四处邮寄同学通讯录引起特务邮检组的注意，以为又是在寄发地下出版物，将他作为嫌疑犯逮捕。他自己在重庆解放初期发表的《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中，特别有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也成了政治犯”，就等于承认他本来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犯。他的出狱，是由他的家人出钱，通过他在重庆市警察局任局员的堂兄花钱通门子放出来的。他说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他从众多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单单挑选出“仲秋元、唐弘仁”二人来与他并提，真是用心良苦，因为仲、唐二人在那批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资历最老，以后的职务也最高——仲秋元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唐弘仁曾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杨益言既想让不知情的读者以为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一样由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营救出狱的，又怕引起知情人的反驳，因此用了“先后”二字来作为掩护，也是煞费苦心。不过，不论他是“先”还是“后”，他能明白说出他是由谁提出名单、由谁出面与当局谈判，又是通过谁、用什么方式营救出来的吗？
至于他在文章中自称他在上海“受党的委托，我成了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也是叫人难以相信的说法。按他这个说法，他在上海“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位应该是相当高的了——堂堂大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当然应该比重庆市的《挺进报》负责人陈然地位更高，令人奇怪的是，他所说的“党”（能够领导上海市地下学联的党组织，起码应是上海市委一级吧）怎么会“委托”他这样一个当时不但不是共产党员（他直到1952年才由刘德彬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连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的人担任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重庆解放初，我们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有四位同事是原复旦、同济和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的原是地下党员，有的原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成员。在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发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山被害事件，1948年1月29日上海发生“一·二九”学潮后，特务打算继续抓人。中共地下组织就把他们通过地下交通线先后于6月、8月、9月转移到了大别山根据地。他们当时在“第二条战线”中的地位应该不如“上海市地下学联油印快报总编辑”高。奇怪的是，当时地下党组织怎么会把更需要转移的杨“总编辑”忘了？
历史不容戏说，不容编造。作为退休干部（不是离休干部）的杨益言，在向孙子辈聊天讲故事时，不妨有些夸张、虚构，但在以“亲历亲闻者”身份为广大读者“专写”文章时，就还是老实一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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