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
作者：达 然
余 杰（并摩罗、孔庆东）
米松是柏拉图在《智者》中提到的希腊七贤之一，他不愿为官挣钱，甘愿做一个农夫，浪迹于乡下，与鸟兽山川为伍。另一位智者赫拉克里特，本是王位继承人，热爱知识甚于王位，于是将王位让于兄弟。更有奇者如阿里克萨哥拉，竟然因为热爱学术将财产分散他人。至于第欧根尼居住于木桶中的故事，则世人皆知。东方的佛陀和庄子，更是保持了其学问与生活的一致性。反观现在的做学问者，以为自己心中充满正义和义务，以为自己手中捧有道德与良知者，以同情下层和弱者自居者，无一不露了马脚。
日本有一位笃爱佛学的名人，其关爱众生、尊重自然、崇尚节俭的学说风行一时，然而其本人的居所豪华富丽，其本人亦穿着如现代绅士。这种可笑在现代社会上演不断，灵与肉分离得殊为畸形，作文与作人必有一着棋是在骗人，这等做法，如何才能真正地有所建树？观余杰等人，正是如此。余杰搬进了他的新房子里，一边和几个哥们儿花着稿酬，一边仍旧作新青年状，继续为劳苦大众喊叫着正义与公平。
这也就罢了，更为奇特的是，余杰曾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愿接纳他这个北大“高材生”而愤愤不平，上书达万言，似乎是一个强烈地要远离体制、改变现状的人，却那么渴望成为体制内的一员，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再观其文，不铺学问底子，过早地耍花枪的结果是，他们钻入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扎紧口袋。这奇就奇在，扎紧口袋的，居然也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文章特点有二，一是在高度上可与中学作文相媲美，拿一把剪刀剪一段西方世界的轶事，或苏联时期的臭事，然后发一通类似“荔枝蜜为什么这么甜呐”或“我们民族的背负”之牢骚，则万事大吉了。二是在广度上具有极强的可模仿性，连三段论都算不上，一律只是“事实+述评”类的文章，把随手都可拣到的事实往既定的套子里头套吧，蒙死谁算谁！
所以，余杰等人存在，让迷惑的大众进行如下的思考：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整个世界也好，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乃是敢讲真话。在这点上，文化人往往会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然而可悲复可恶的是，在我们这里，站在最前列的文化人往往只说一半的真话，有时甚至是满纸谎言，却要以真话的面目出现。有相当多的人著书立说，本来是冲着仕途名利去的，本来是搭一架忧国忧民的梯子准备爬上去的，本来是准备好了口袋要装满美名和金钱的，可他们却偏偏把这一层意思给遮掩了，只提正义、良知和道德，只讲自己的忧思与愤慨。乱花渐欲迷人眼，正是这些人，他们所惹起的滚滚烟尘，模糊了世人的视线，挡住了良知的足迹。
就说几句真话吧，哪怕是“我想当官”、“我想成名”、“我想发财”一类的，也会可爱千百倍的，也是功绩无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人都说真话时，就会让人们发现，很多人的欲望原来是那样寻常和自私。这个时候，请一定相信：定然会有真的智者，真的猛士，以惊天动地的姿态出现，横扫那些伪装在忧伤面孔后面的窃笑。理由是，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竟然悲惨到连一个说真话的人也没有，从来没有！但是，当“伪真话”铺天盖地时，总是让民众处于一头雾水中，就会看不到那些真的智者，真的猛士！朱学勤曾经请巴金讲一两句真话，余杰曾经逼着余秋雨忏悔，有更多的人在揭鲁迅的短，为这个民族的流俗作着可耻的辩护，可当我们仔细一看时，朱学勤和余杰们原来也是前者的后来人，甚至都说不清是多少步笑多少步！
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对不起诸位，我有凡俗之心，我的境界还不够，我还在为名利奔忙，包括我此前的所作所为，虽有为民族为大众之心，但也不乏我的名利之想。但是，我在追求一种境界，等待一种拯救。”然而遗憾的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声音，有的，只是互相吹捧的声音，在这些吹捧中，让我们误以为冷不丁就有思想家再生，哲学家转世。唐太宗曾经奇怪地问魏征：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广博，美尧舜，斥暴君，为什么做事却每每相反呢？同样，现在的人们不禁也要奇怪，这些忧国忧民者的心底，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金 庸（并古龙、梁羽生）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状，任何人，尤其是名人，只要沾了文化的边，就都觉得自己有思想。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背景设置一般为国恨家仇，动不动就与朝代更迭联系在一起，仿佛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再加之神乎其神的盖世武功，缠绵不已的爱情悲歌，清流荡尘的古典竟境，让读者不由进入失重状态。在此，且不说金庸在小说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大量套用了大仲马的著作，也不说其本人是一个享受着商业利润和现代生活的人，只说其小说的流行和泛滥，对于阅读者心灵的柔软伤害和病态安慰就够了。
其实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小说完全可以当做一面镜子来用，反照我们当下的心态：一曰无序，二曰无助，三曰无品。无序者，纷乱糟糟也。每逢历史变革期，总是有很多人难以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找不到人生的坐标，他们处于身心双重流浪状态。尤其是作为下层民众，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提心吊胆地被这无序差使着。无助者，心情沉沉也。人生难免遭逢失意，这失意，有时是机缘巧合，更多的时候是来自于外部压力，比如社会不公正。可是就在这心情沉沉的时候，突然剑光一闪，寒气逼人，早有飞侠倚窗，问你为何不快乐？是否遇到人间不平事？不要紧，如果确实有冤，我给你取他项上人头便是。此种意淫，真是妙极。只不过永远于事无补，贻害无穷。无品者，劣迹斑斑也。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轻者断骨损肢，重者一命归西。这等黑社会的做法，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且为读者感到最畅快处。再就是例如“断吓一声”、“大叫”等无修养之举动已成为日常需要，居然还成为一种风度，真是匪夷所思。此种作法，于国民素质培养、于民风建设，会造成莫大的障碍。
此种小说流行一天，则只能说明“三无”心态还会继续存在一天。
钱钟书（并王蒙、余秋雨、谢冕）
学术界对钱钟书的一般看法是，钱钟书是一个在历届政治运动中基本上找不到整人记录的文化人。假如这点是公允的，假如他与林非大打出手之事，昆仑之大有一点卵石之怒也是正常的，那么，面对极度的社会不公正，尽管我们不可以这样问：如果你有正义感和良知，为什么不奋起抗争？为什么没有以死相谢，比如自缢、投湖或卧轨？但是，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问：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人学者，不，还作为一个很容易往道德体系上靠拢的人，在洁身自好与谭嗣同之间，在文化昆仑与秋瑾之间，究竟作过怎样的选择？
钱钟书对芸芸众生的做法，甚至于对同为文化泰斗诸大家的看法，更是让人不敢尊敬。按常理，学问再大者，往往也就大在学问，仅此一端，离开学问做其他，比如炒菜，比如焊接，比如往铜钱里倒油，可能笨得要命！而且，学有专长，遇短如盲。以为自己学问大就看不起别人，本身就是人格上的缺陷。但钱钟书又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句话本身也够俗了，民俗中就有这样的话：若知朝中事，山中问野人（居于野处的人，而非探险家找寻之野人）。无论钱钟书多么醉心于学问，多么无心于世俗，又有多么惊人的境界，难道臻于高妙之境就非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吗？难道杨绛是懂此高妙之绝无仅有之人？难道二人亦是萨特和波伏娃之绝代姻缘吗？显然未必。回头看看，会惊讶地发现，与钱钟书交厚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赫然在目：胡乔木。正是在胡乔木的推荐下，钱钟书才不太情愿地当了一个“撑场面”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做学问做到这个地步，让人不由得要一连串地发问：平常心在何处呢？独立的文士品格在何处呢？为人为文的雅量又在何处呢？因为在此可以对比一下，在钱钟书眼里不上眼的角色至少有这么几位：王国维、鲁迅、陈寅恪、张爱玲、胡适、吴宓、梁实秋、林语堂……
不由让人想起另外三人：王蒙、余秋雨、谢冕。此三人必将以如何对待同仁的批评而光耀千古。有一个叫王彬彬的年轻人曾把批评的矛头直指王蒙等人，王蒙当时就不让了，一下子把自己说过的“幽默”、“宽容”、“从容”等非常美好的字眼抛到了九霄云外，回应以“文革”式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是用直接下定义的方式，比如认为批评者是“黑驹”，更提到了黑驹的“下场”问题。此举招致了很多人的激烈反应，王蒙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余秋雨曾是因为余杰等人翻起他“文革”时的老账，竟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越描越黑、也颇为壮观的恢复名誉的工作，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尽管其作品一直卖得挺好，但其本人却疲惫不堪，一会与余杰谈判，一会又与别人打官司，死活不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不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问题，你又何必谈判？无论是在作人还是为文方面，一个号称文化大家的人竟然容不得一点微词，也称得上是千古奇观了。谢冕则是由于主编同样类型的两本书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可笑之处。因为确有错误，韩石山发现了，并著文指出。对此，谢冕翻翻自己所编的书，皱皱眉头也就过去了，可是谢冕却作出了不应该的反应，他的几位学生还攻击了批评者韩石山，用的是“无知、无才、无德”等人身攻击类字眼。这就把笑话闹大了，笑到最后的肯定不是这群骂人者，这是铁定的真理。
如今，回忆起以上三位面对批评的做法，真是愧对先人。春秋时，有一个叫高缭的人，在晏子手下当了三年的官，从无过失，晏子却把他辞退了。左右问之，晏子说：高缭与我共事，三年都没有指出我的过失，所以辞之。古代在谈起一个人的度量时，曾有“唾面自干”的说法。故事说，对于一个陌生人哪怕是恶意的攻击，比如无端在你脸上唾一口，你会怎么办呢？抛开那些不入流者，能称得上是“境界”的共分为三流，第三流的境界是默默擦干；第二流的境界是找一个暖和点的地方，比如太阳地里晒干；第一流的境界则是若无其事地晾干。事实上，连古代的一些帝王，比如唐太宗，不是也有找骂的器量吗？再往大说，曹操计较张绣的出尔反尔了吗？齐桓公计较管仲的那一箭了吗？
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在小学课本上就让孩子学的小小德行，号称文化大家者却不遵守执行，以彰显己德，纯正民风，而是反应过敏，气极伤人，真是咄咄怪事！我们可以这样推想，批语谢冕者，在进入北大时会受到何种礼遇；批评王蒙者，在加入中国作协方面是否会受到影响，此正可成为测量气度和胸怀的尺度。
假如人们大范围地怀疑：文如其人真的是一句鬼话吗？雅量究竟为何物？如果遭受损失的，仅仅是几个文化人的英名，倒也不足为忧，让人为此真正担忧的是，大众文化情绪的失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文化荒漠化的可怕加速。
琼 瑶（并池莉、卫慧等）
记得有人曾经提起过这样的奇遇，在美国，与老外聊起中国当代文学，老外竟然答道：知道，不是有一本《上海宝贝》吗？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由于阴差阳错，老外居然以为《上海宝贝》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推而广之，在他们的心中，中国的当代文化又会是什么鬼模样呢？池莉近几年的书名越来越惹火，以致出现了《有了快感你就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新婚必读”类专业书呢！作品都这样了，池莉还宣称，作品卖出去，收了人家的码洋，改成什么样，就不管了。其言外之意是，我的小说格调还是蛮高的，但是拍电视剧的弄成什么样，我可就无能为力了。是真是假，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名字一路联想，没准还真能联想出若干格调来。在与影视接轨上，琼瑶老姐姐做得最绝，竟然一路选演员，对自己的作品爱护有加，把自己作品中的想象人物变成水灵灵的大活人，更是关爱有加，生怕拍走了样。确实，凡此种种流行文学的存在，是文化大军中必不可少的文化神经，她们曾经让很多人惊得一愣一愣的，笑得一歪一扭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能让小学生们都“小燕子、小燕子”的叫个没完，足见其魅力所在。
她们，以及更多的女性作家，除了极少数，虽然有着千恣百态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模式，但她们一直在不自觉地展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女性，哪怕是作为时代前沿的文化女性，在整体上难以脱开封建余威下的性别角色，你放纵也罢，才女也罢，“小资”也罢，巨贾也罢，总是在自己悲哀的性别角色里徘徊。她们围着男性转，为男性喜，为男性悲，在男性的手心里自由地飞。她们之间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自得其乐，身处悲剧角色而不自知，比如乐呵呵地为丈夫做饭的农妇，比如等着丈夫送鲜花的“小资”；有的人则苦恼不堪，比如发现丈夫在外头包二奶的怨妇，比如在不断更换男人中寻求刺激与满足的荡女。但她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她们永远无法从情爱与奴性的幻景中走出来，她们永远无法抛弃男性的慰藉，她们的人生，她们的作品，甚至于她们为了反抗男性而作的牺牲和变态……无论怎样变幻，还是在书写着一个角色，这角色，是从男性窃笑着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反观西方的女性主义及女性文学，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男性作家中的“妇女形象”就受到了强烈批评，并着手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形象。在那里，女性形象不再是被歧视的、失去自我的，或者是依人型的，或者是妖魔化的，而是“找回生活应有地位”的一代。同时期的法国，女性理论者强调的是，女性的生活欲望并不从属于男性的欲望。到了九十年代，1991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一次欧洲妇女保障和合作会议”，列入的重要议题包括：人权与女权、民主化、自我决定权、经济自给，等等。而在我们这里，女性潜能与作为“人”的角色存在，尚处在强大的黑暗中，女性文学则是这黑暗中的浓雾，看似发白，其实更增加了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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