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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与一种忧患
作者：祥 草
纵览当今世界少数民族的发展史，不同的民族大致经历了四种不同的历史命运：一类如犹太人、吉普赛人，他们被强势的武力打败驱赶，失去了原住地，就像无根的野草，流离失所，在世界各地随处飘零了十几个世纪，犹太人现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吉普赛人却依然颠沛流离，命运多舛，故乡藏在心底；一类如瑶苗人、印第安人，同样，在强势的武力、文化面前，他们的生存地越来越狭隘偏僻，其中苗瑶人被赶进了深山老林，成为这些山区最早的开发者，而印第安人则像羔羊一样被圈进了同样闭塞偏远的保留地，岌岌存活；一类如蒙古人、匈奴人、突厥人，作为游牧民族的三支代表，他们在中亚东欧的广大平原上驰骋纵横了几个世纪，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蒙古人在中亚东欧和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匈奴人南下“乱华”，建立了前赵、北凉、夏等小国，西征突入东欧，与罗马帝国争锋，引起欧洲民族大迁移，导致罗马帝国的崩溃，“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度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并且凭借游牧民族天生的军事才能逐渐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新统治者，“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大到两个地区（小亚细亚和阿富汗、印度部分地区）”1。这些民族都有着辉煌的历史，他们占据了世界古代史的一角，留下了阿提拉、成吉思汗的英雄伟业，但游牧民族本身的痼疾（民族的流动性、残暴专制、民族的等级制或排他性）使他们不可能长盛不衰和源远流长。如流星般划过亚欧大陆后，蒙古人回到了他们的草原；却似朝鲜半岛被南北分割为两个大国的缓冲带。匈奴人南下西征之路成了不归路，他们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人群，永远留在了历史深处，没能再回到大漠。只有突厥人如今依然居于伊斯兰世界的主流社会。最后一类的少数民族我们只能去废墟遗迹中去揣摩找寻他们的历史足迹，比如创造了爱琴文明的克里特人，现在被紧急抢救去博物馆的巴蜀文化的主人——巴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造者苏美尔人。
在种种命运迥异的世界少数民族圈中，畲苗瑶人的命运是比较中性的——他们没有如那些消失进历史的民族那么悲惨的遭遇，依然占据着世界少数民族的三份子，但同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多舛命运相似，他们也遭遇过并且依然遭遇着种种困境。“畲与瑶、苗，同源共祖。最早，可溯源于远古的‘荆蛮’，即其时生息与活动于古荆州地区的‘蛮’人族群。”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称为“盘瓠”，历史上，畲、瑶、苗“同是盘瓠子孙”。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降，历经汉代、两晋南北朝、唐朝、宋朝，直至明朝，历时上千年的时间，“荆蛮”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路程迢迢的分流运动，逐渐形成了如今的畲、瑶、苗的分布形态。这次长距离长时间的迁徙分流大致按着三条路线展开：“荆蛮”的一支支流由湘西西行，进入贵州北部和西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部，以川滇桂贵交界的山区为中心，形成如今的苗族；一支由湘南越岭，进入粤北和桂北地区，活动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山区，结成了稳定的共同体，此为瑶族；还有一支由湘南东迁，进入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聚居，结为畲人。此后，苗人和瑶人又先后进入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等国家，形成了当今的分布格局。中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华文化的延伸是不断吸收同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着血腥和暴力。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畲瑶苗人就一直为占有物质文明优势的汉族政权所驱逐，死亡、逃亡或者归顺汉化，这是他们面临的三种相似的命运选择。
对于迁徙活动的原因分析，《畲族与瑶苗比较研究》的著者吴永章先生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的民族政策”，二是“畲、瑶、苗的‘游耕’生产方式”，即在外来强势武力、进步文明的挤压之下游耕文明的节节败退。萨缪尔 ·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将当今世界的冲突归结为几个文明的冲突，而谈到中华文明时，他认为：“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
亨廷顿先生承认，中华文明是以儒家文明为纽带连成的文明圈，儒家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传统的儒家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可以说，农耕或土地就是儒家文明的载体。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以农耕为载体的、内敛惰性、缺乏张力的农业文明在近代面对以海洋为载体的、外向扩张、富有流动活力的商业文明的挑战的时候处于明显的弱势，在此，儒家文明成了近代中国失利于国际竞争的替罪羊。这当然是题外话，但如果考察儒家文明的扩张过程时，我们会发现，这种以农耕为本的文明，在南下与以游耕为本的南方“荆蛮”文明（暂且这么命名）碰撞时往往可以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儒家文明在中国南方的扩张虽然也是漫长血腥的，但毕竟在南方永远扎下了根，取代了那些“荆蛮”文明而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还辐射到同样以农耕为本的东南亚一些国家。但是，儒家文明在北上遇到以游牧为载体的北方游牧文明的时候，它却全面败下阵来。如海洋文明一样，游牧文明也是外向扩张、流动性的，只是它是面向有草地的平原扩张，固守在土地上、缺乏流动的儒家文明不可能皈依这些在大草原上来去不定、流动性极强的游牧文明，因此，儒家文明从来就没有真正驱赶喇嘛教、萨满教而将影响扩展到蒙古、西藏和中国东北，也没有归顺突厥人、匈奴人、女真人、契丹人，中原汉民族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突一直都隐喻着这两种文明的互相碰撞和征服，儒家文明和游牧文明始终都处于时战时和的紧张关系中。有意思的是，两个曾经统治过中国的游牧民族，一个固守游牧民族痼疾却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为儒家文明打败而灰溜溜地回大草原牧羊，而另一个则识时务地为儒家文明所浇灌而打造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华帝国。
所以，如果用历史的远程望远镜来审视亨廷顿先生的世界大文明圈中的中华文明，那么，更应将它发展成势的过程视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游耕文明的斗争与反斗争、征服与反征服的漫长过程。游牧文明“逐水草而居”，游耕文明“逐山而生”，那么，农耕文明就是逐土地而生，哪里有土地，农耕民族就趋之若鹜。以农耕或土地为载体的儒家文明的南征北扩大致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君主帝王的政治抱负和丰功伟绩的荣誉心理。开疆扩土、极大化统治区域是每个封建主的政治野心，如汉帝王就曾多次派军队“围剿”“武陵蛮”，汉名将马援还因此丧命。第二，中国历史上多次乱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中国历史时治时乱，治乱相间，几次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冲击了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南方的游耕民族。第三，农耕文明的死穴。农耕以土地为本，机器时代之前的农业操作以人口多为荣，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对土地的供求造成巨大的压力，从而引起对土地的无度追求，农耕逐渐朝山林、草原扩张，梯田、牧田数量不断增加，悄悄蚕食了游牧、游耕民族的生存空间。从主观动机而言，我们不能说以上的几个原因犹如美国的西进运动那样，是有目的有企图地对游牧、游耕民族进行驱逐控制或同化，但从客观效果而言，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游牧、游耕民族的节节败退和游牧、游耕文明的式微。
“食尽一山，复往一山”2，“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3，“今岁此山，明年又别岭矣”4，这是游耕文明的基本特点。显然，这种“刀耕火种”的文明处于比较原始、程度较低的古代文明水平。现在的畲瑶苗人固然已经摆脱了这种古代文明的以靠山吃山形式对大自然的野蛮操作，逐渐向以农耕为主的农业靠拢，但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畲、瑶、苗却一直赖以游耕为生存方式，在游耕的生活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因此，不论是以马克思对文明的界定、还是以亨廷顿先生对文明的划分来定义畲瑶苗，三族由于共同的渊源都可以形成为一个小文明，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覆盖之下的小文明，这个小文明暂且命名为“荆蛮”文明。
其实，中华文明就是由如“荆蛮”文明这样的无数个小文明与儒家文明互相吸收、互相借鉴、不断融合的过程。例如，“晋代的陶侃原是溪族，而他的后裔陶渊明却是汉族田园诗之祖先了；北魏的皇族拓跋氏迁都洛阳后改为元氏，到了唐代，元稹已是汉族名臣，是元和诗体的代表；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考其血统，分别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胡人及匈奴人后裔”5。因此，说中华文明由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缔造出来的，是比较中肯、合乎历史的。现在，这些民族可能属于少数民族，这些文明在中华大文明中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文明，但是在百年千年之前，他们都曾经是生存土地上的主人。那时候，相对于汉民族，相对于儒家文明，他们可不是“少数”民族，他们的古代文明也不是小文明。
最后，回到本文开头蒙先生提到的在美国四十多万瑶苗族人。从如今的鄂湘地区飘洋过海到美洲，瑶苗人颠沛流离、奔走他乡的距离可以说是“路漫漫”，人口之众已达到北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五分之一强（据2000年美国人口统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现在居住国外的苗人大多是在1975年老挝内战之后，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安排下，寻求政治、战争避难陆续到达所居住国家的。1975年老挝政府军队就开始对由美国支持的以青年军官王宝为首的苗族武装势力进行围剿，给苗人（武装势力和平民百姓）造成了重大伤亡。逃亡国外的王宝声称：“1975年至1978年间有五万苗人死于人民解放军的化学毒药，而另有四万五千人殁于饥饿、疾病或在试图逃往泰国途中被枪杀。”“据1990年估计，超过九万人的苗族难民已经逃难到美国，法国有六千人，有三千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法属圭亚那。”6至1999年，在美瑶人也达到三万六千人。现在定居美国的瑶苗人都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生活社区，其中就有全美瑶人协会。但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观念的差异，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也没能够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在苦苦争取美国公民的身份。
现在，每年都有不少的海外瑶苗族人回大陆寻访祖先的故土，参加盘王庆典活动。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寻亲访祖，但另一方面又是长期生活在不同文明的社会里，与不同的文明碰撞摩擦后对自身文明的一种回归。一些敏锐的学者也认识到，亨廷顿先生之所以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由于在全球化框架下，随着全球人口流动的加强，一些美国种族主义者认为的WASP（Anglo-Saxon White Person，盎格鲁-萨克森白人）的“种族优势”正在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种所“侵蚀”，新教将逐渐失去相对于儒教、伊斯兰教、佛教的“优势”（实际上就是马克斯 · 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作用）。由此，亨廷顿先生提出“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出于一种对基督教文明的未来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因此，种族血统和宗教信仰都有别于美国主流的瑶苗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基督教文明中生存，必然会受到美国主流文明的冲击和挑战。美国虽是个民主的社会，但也是个等级社会，一个种族意识强烈的社会，一个自觉世间惟有耶稣可以拯救世人的社会，基督教徒在待人宽容博爱中也在渐渐向外输送基督教的教义并劝导你“皈依我主”，这正是第一代瑶苗移民的担忧之处。同在美的第一代藏人一样，第一代的瑶苗移民尚且可以保持自身民族的特点，而在第二代身上，他们已经隐隐感觉到美国文明正在渐渐渗入他们后辈的体内，以及他们的后辈在对待自身的民族特性方面的不屑和怠慢。据一些美国的苗族老人说，现在的美国苗族青年已开始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老一辈人非常担心最终会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他们正在寻求保持传统文化的方法。不妨学习亨廷顿先生的“忧患意识”，对于这些在海外的瑶苗人，对于他们的小文明在其他文明的国度里的命运，暂且也怀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吧。
注释：
〔1〕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2〕明·王临亨：《粤剑篇》之二《志土风》。
〔3〕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
〔4〕清·闵叙：《粤述》。
〔5〕刘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参见Gary Yia Lee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ｏ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见《苗族研究信息》２０００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