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存在的品质

作者：郑晓江

　　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在寒冷的西伯利亚集中营内关过很久。他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弗兰克医生认为那些在自己的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候，仍然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人的那些集中营内的伙伴们，“他们的痛苦和死亡，在在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失丧。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人在世间要受到许多痛苦与灾难，但是，当人们身处这些痛苦与灾难之中仍然能够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中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了某种人生的成就；因其有此成就，而使他在痛苦与灾难之中获得了意义与价值；因其有意义与价值，而使他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与追求；因其有了这样的愿望与追求，他就有可能在最为艰难的处境下、在最最痛苦的状态里生存下去，从而使自我的生命保有了尊严，显示出熠熠光辉来。弗兰克医生在纳粹集中营中能够活下来，也即得益于这一点。所以，他充满感情地写道：“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忍、尊贵、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在生活中，人人都害怕陷入痛苦与灾难之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者，即便我们极力去避免，我们的一生中仍然不可能消除痛苦和灾难的降临；二者，如果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没有了痛苦与灾难，那么，我们的一生里也就不可能有幸福与快乐，因为两者都是在比较中才得以显现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去勇敢地面对人生的痛苦和灾难，而且在承受它们的过程中，善于将其转化为一种正面的与积极的价值。
　　弗兰克医师告诉我们：“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的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弗兰克医师引用了德国大哲学家尼采的一段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这就叫──参透“为何”，迎接“任何”，是弗兰克医生以其亲历为基础送给世人的名言。任何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处境里，只要保持某种期待，有一个活下去的目的，那么，他就可以忍受任何痛苦与灾难。反之，即使在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里，人们若没有生活的期待，也没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们就不仅不能忍受痛苦与灾难的煎熬，而且相当容易地走向自杀的不归之路。所以，弗兰克医师指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便承担起独特生命赋予的使命。弗兰克医生认为，这一使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如果一个人陷入了像集中营这样的人间地狱，痛苦与灾难，以至死亡充斥在其周围，那么其惟一正确的人生态度便只能是把受苦当作他的使命：“他独特而孤单的使命。他必须认清：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间孤单而独特的一个人。没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他惟一的机运在于他赖以承受痛苦的态度。”这样，人们就可以把痛苦看做是值得承担的负荷，明白了痛苦之中也暗含着成就生命的机会，会勇敢地接受痛苦与灾难，并在巨大的肉体痛苦中获得精神的解脱，直至获得某种灵魂的喜悦。
　　弗兰克医生指出，二十世纪的人的生活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存在的空虚。因为人类要成为真正的“人”时，会经受双重的失落：一是人类历史之初，人就丧失掉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这些本能在其他的动物行为中是保证其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人自从丧失掉这些动物性本能之后，则必须面对一切，必须自作选择。“除此之外，人类在新近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做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做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弗兰克医生的意思是，人从动物界走出来，虽然这的确是大自然的一次空前杰作，但人要成其为人就只能放弃那些动物性的本能。这固然是福，可换个角度又何尝不是祸呢？因为从动物成为人，虽然获得了高级的生活，拥有了文明与文化，社会也能够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但是，人却因为没有了那些本能的冲动而不能自然、自发地做什么，人变成了只能人为地做什么：他们必须面对一切变化，作出许多的抉择来安排自己做什么。进入到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些曾经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传统遭到了现代人普遍性的遗弃，所以，现代人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都成了难以抉择的事情。于是，现代人普遍陷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尴尬境地，痛切地感觉到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缺失。
　　弗兰克医生曾经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对全院病人及护理人员做了一项全面的统计调查，结果发现百分之五十五的问卷者呈现或多或少的“存在的空虚感”。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感到生命无意义。所以，现代人在生理上的疾病虽然已经得到空前未有的良好控制，但是，现代人又空前未有地患上了“意义空虚”的生存危机之病。
　　因此，我们每个活在世上的人，都应该从弗兰克医生在集中营内的经历体认到生命的每时每刻、生活中的每一人每一物，以及人生里的起伏跌荡等，无不都意义盎然。因为，即便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弗兰克医师都成功地指出了其蕴含的意义与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并贯之以人生的行为，现代人才可能不至于陷入“意义空虚”的生存危机中，也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幸福，面对死亡亦能无所畏惧，从而才能提升存在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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