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知识分子和权力
作者：蒋书丽
当资本、利润、市场等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宰的时候，知识分子如何发挥作用，是否还能担当起公众的代表这一角色？这越来越成为紧迫的课题。针对这个问题，萨义德所提出的对策是知识分子的“业余化”。他所推崇的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密切相连的是两大个性特点，首先就取决于他们不依附于任何团体和权势。这也是他们对既定秩序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的惟一保证，因为他们只有在不属于某个利益集团，包括大学利益集团的前提下，才能充当公众的代言人，否则，他们便被权力体制所湮灭了。相比之下，雅各比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应对措施，更多流露出一种怀旧的情绪。在他看来，美国历史上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他们不隶属于任何团体，他们的思想阵地也不是后来的专业性期刊，而是面向广大有教养的读者写作和发言。如今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存在了，公共论坛上再也听不到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声音。因此，相当一部分人怀疑，我们还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吗？这就是他怀着无限惋惜所感叹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他同样在吁求能和现行权力体制相抗衡的知识的社会力量，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萨义德和雅各比的知识分子理论在中国的流行和走红，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定义的歧异，角色的不明，身份的困惑，历史的沉重，传统的压制，现实的承载，弄得大家茫然不解，百口莫辩，左右为难，无法纯洁。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说项，作参照尚可，真要一一比对，更加难堪。既要关乎宏旨，又要得要领，我们还得有本土立场，还得想想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三
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问题。一般来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十九与二十世纪交替的关键时期，废除科举制度，兴办现代学堂是标志性事件，传统的“士”被现代的知识人所取代，“士”所追求的“道”被现代知识人的“民主”、“科学”、“启蒙”所取代。在产生之初，知识分子就肩负起了民族国家的图存救亡重任，这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突出表现，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化。这种政治化倾向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十分明显，完全继承并发扬了“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但正是这种政治化倾向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波三折，尤其上世纪，他们和权力之间的纠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稠度。尽管有大量知识分子投身人民解放斗争，或积极归顺新生政权，但权力体制规定的另类身份，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作为“革命对象”的命运。从大大小小的“思想改造”运动，到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屡遭重创，甚至遭到肉体上的消灭。
而如今，当处于两难境地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重新反思自己的问题之际，又遭遇了新的问题：知识分子不仅要处理好和权力之间的棘手的关系，而且面对着市场化经济的新形势。事实上，他们已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部分被市场化，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遵从着经济规律办事，成为经济利益的追逐者。这中间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那就是如何来评判知识分子追求经济利益？一方面，知识分子不是圣人，也是凡夫俗子，理当有追求物质条件更好的生活的权利；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成为了利益的追逐者，还能否站在公众的立场上为民代言？有关知识分子的道德评判，萨义德说了这样一段话：“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道德来自他们的活动如何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如何区分权力和正义，以及这活动所展现的一个人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8〕而目前，在我们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什么是“连贯、普遍的伦理”？什么是“区分权力和正义”的标准？怎样来决定“优先选择的序列”？都还处在无序的状态。
也有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成功走向了权力领域，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一部分“士”的命运在现代的继续。场域的不同决定了立场的不同，这部分知识分子更不可能坚持现实批判的态度。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无需多说。
那么新兴的知识阶层又怎样呢？也就是所说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法律人才、传媒人才等等，他们可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作代言人么？看来也不可能，因为专业领域已经割断了他们和公众的联系，或者说这种联系很微弱，尤其是在经济利益成为社会发展的总驱动力的时候。毕竟经济利益是即时性的，而思想文化的建设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传媒界人士掌握着大众言论的公共空间，代表公众发言他们具有最有利的条件，然而事实却是他们也成为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他们所关注的只不过是一些最表层的搔痒般的公众生活而已。严格意义上，这部分新兴的知识阶层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剩下来的知识分子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文化机构）里从事教学和研究的这部分人。他们之中，“学院化”或“专业化”的情形也存在。其状况如何，趋势如何？这是我们当前考察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内容。但我们的知识分子传统毕竟和西方大不相同，因此西方的知识分子理论只能是我们的一个参照。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必须要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试图解决当前的困境。
从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结论只能是一个：由于长时期地遭受权力体制的挤压，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群体。他们对西方知识分子所吁求的知识分子基本特质的强烈回应，正是他们自身这方面的严重匮乏的表现。比如说，自由、独立、公共性和行动性，都被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资质。拿自由来说，这是知识分子实现批判使命的前提保障。这种自由既是身份上的自由权，也是言论的自由权。但目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院化生存，占主导地位的是国有化的体制（私立大学是近一二年的事，力量极其微弱），甚至科研机制也主要是国家经济投入的行为，因此极具依附性，所以他们在身份上就无法确保自由权。至于说言论自由或“公共空间”之类的概念，在现实层面还存在不同的考量。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知识分子是否就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应可有个预期﹖目前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私人业主寻求政治上的发展，谋求政治上的合法身份，市场经济释放出来的巨额财富也正在企求权力意志的现实。这一市场潜在的权力，是否能允诺知识分子的更大自由权？或者说，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现实的尴尬处境和学理层面上的争辨，以及面对着各种选择和价值取向，我们将何以自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在不成熟的情况下，继续着自己走向成熟的艰难历程，这加重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时候，坚守住立场、保持独立和自觉意识就变得越发重要，否则知识分子的阵地会越来越小，乃至丧失，这正是当前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注释：
〔1〕《十三经注疏》卷十三。
〔2〕《孟子·滕文公》下。
〔3〕〔4〕〔5〕〔6〕〔8〕（巴勒斯坦）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18、17～18、23、41、100页。
〔7〕（美）拉塞尔·雅各比著：《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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