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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背后
作者：王 怡
第二层，王道政治的实质就是君师合一。“君师合一”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梦魇，也是宪政民主制度首先要克服的一种道德理想国。前述两千年儒学的主流，从董仲舒到程朱陆王，其实都是致力于“君师分离”的。“君师合一”恰如柏拉图的“哲人王”，是儒家昙花一现的理想，也是儒学中的末流。仅仅在“文王演周易”之后，王和祭司的身份才有象征性的短暂合一。在孔子的时代，尽管孔夫子口中称道圣人政治，但他只是周游列国寻找圣王辅佐，并不自认为圣人。孔子之外儒家最大的圣人周公，也只是圣相而非圣王。这是对背弃“君师两分”、执意从素王到圣王的“王道政治”的莫大讥讽。况且周公制礼，定下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这本身就是对王道政治的否定。就算找到第一位圣人，他死之后怎么办？如果依周公之礼，王道政治最多一代而终，所以“圣人政治”的必然走向就是禅让制。又按孟子的话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禅让的实质是“天与之，人与之”。这样再往前，除了民主选举还会有什么“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呢。所以儒学在今天的复兴，只能指向对政治的一种内在道德要求，但政治的外观必须是宪政民主制度。不和宪政民主相结合的文化保守，必然会滑向政教合一和思想专制的道德理想王国。
所谓“经学”，正是圣人崇拜的一个产物。经者，“织之纵丝，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的意思就是恒常的正道，不变的法则。所以站在儒家之外，我支持儿童“读经”，也主张以传统文化典籍适当置换当下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历史、语文等课程立在反传统激进主义之上的大量内容。但我反对学生把儒家典籍当作圣人之常“经”去读，并反对蒋庆在读经方式上出于王道政治的理想而对“经”之概念的着力强调。我希望下一代学生能够适当读一些已经接连几代学生都不再读的四书五经、老庄佛禅，就像读西方和近世文化的篇章一样。这种“读经”，是对民族文化根源的同情和对话。这样社会才可能逐渐走出对待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蒙昧，逐渐抚平百年激进的戾气和蠢动，让具有实质道德内容的个人自由波澜不惊地滋长。这样在未来的体制创新中，才可能在渐进与保守、维新与守缺、主流与多元之间平和地回归中道。
第三层，指向应然价值的保守和指向实然价值的保守之别。大致来说，保守主义总是保守较古老的东西，而非保守当下某种蒸蒸日上的洪流。但一个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保守的事物却一定属于当下语境的一部分，即当下语境中较古老、在衰微和被藐视的某一部分。这部分事物是应然价值和实然价值的结合。对这部分事实的珍惜，是一个社会抵抗激进主义洪流，在渐进、妥协和对进步主义的审视中达成中道的重要力量。而一个理性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保守的却可能是某种纯粹的应然价值理想，如蒋庆的“王道政治”。在这种价值高标的俯视下，就容易看轻经验中的几乎一切事实，也看轻个人利欲在经验中含辛茹苦的累积。这就不是文化保守而是文化复古，复古主义者所欲保守的价值传统（尤其是政治传统），将不可避免地和经验现实构成一种不可妥协的紧张关系，这样所谓保守主义就直接跳到它的反面，成为具有颠覆性的激进主义者。这是指向应然价值的保守主义的一个陷阱，因为它忽视了经验主义的维度。
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和当下的“民权”话语相结合，在“民权”话语下对个人当下利欲进行取舍和肯定，对个人权益在实然语境下进行坚决的保守。否则价值上的古老，彰显出的反而是政治上的激进，甚至越古老就越激进，如萧瀚最近提出的“科举宪政主义”。这样文化保守就有变成各式原教旨主义的危难，并将所谓“传统”反过来变成当下个人权益的敌人。如目前不少地方兴起的“古镇”保护热，把许多老百姓迁到新城区，以保护所谓古镇传统。对个人权益数十年的积累如此不屑一顾，就是从保守跳到激进、从文化跳到专制的一个恶劣典型。因此文化保守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结合，就是要将保守古老的价值和保守眼前的权利结合起来。
在今天坚持儒家关于“三代”的政治理想，也只能是对“在野”的道德理想的保守，是对政治品质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对“在朝”的政治制度的刻舟求剑。钱穆被公认为一个极度珍惜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据余英时记载，钱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美国后，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三代不过如此。这句话真正体现出了儒家中庸之道的精髓。其对西方自由价值的开放心态，对个人生存经验的尊重，和对自家传统文化价值的“温情与敬意”，和谐而不卑不亢的融合于一身。
三
不过蒋庆式的极端保守主义在当下势单力薄，他的原教旨倾向是个人化的，仅仅在民间很微小的一块自行其是。譬如他坚持只读儒经，不读其他学派，遑论西方典籍。这一点无论国内持经验主义立场的文化保守论者，还是海内外的新儒家，都几乎没有人会赞同。因此他独自一人的原教旨倾向并不具有多少政治上的现实危险，不像某些“以笔为旗”、暗合江湖民族主义潮流的所谓理想主义。因此，蒋庆的文化姿态倒也是对抗当下反传统俗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维。蒋先生法学出身，在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摇身变成新儒家，在王阳明悟道的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他的出场，其公共意义在相当时期内都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所以只要儒家典籍应该读下去，就算蒋庆主张只读儒经，且斥自由民主是“小人文化”，但就“读经”而言却仍然应该得到声援。思想界没有必要担心会有更多的蒋庆如雨后春笋站出来。“读经”争论的价值，是让主流思想界和一般公众借以获得一次审视、尊重和同情传统的机会，有助于改变百年以来把本土价值传统视为自由民主之敌人的偏见。因为一种藐视传统的激进主义，甚至是在自由价值标榜下的激进主义，始终是今天和未来一个更普遍更庞大的观念力量。这就需要一面坚持经验纬度下的文化保守，一面把蒋庆原教旨主义的文化保守区别出来。这是在“读经”争论中，许多被视为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学者一面诟病蒋庆本人及其学说，一面又撰文支持蒋庆“读经”倡导的原因。
撇开蒋庆个人的原教旨倾向和道德霸气，论辩各方和公共社会还需要一个更心平气和的机会，去认真讨论“读经”的范围、方式和内容的取舍，及对当前应试教育的置换等技术问题。而在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六十多个城市、五百万家庭的少年儿童参与诵读儒家经典。因此更多的年轻父母也需要有人给出一个更加务实和贴切的意见，到底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读奥校、学钢琴，还是送去暑期读经班？一个高歌猛进和企求自由民主的年代，让孩子去读自己从小就没读过的四书五经，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在今天可以贸然下判的问题。当前两种文化保守主义浮出水面，不过使这个难题赢得了又一轮被重新发问和深入研讨的机会。
注释：
〔1〕徐复观：《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徐复观文集》。
〔2〕肖滨：《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徐复观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3〕蒋庆：《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5月。
〔4〕邵建：《自鲁而胡——李慎之思想衰变的意义与局限》，《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社会科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5月。
〔5〕王怡：《屈君伸天与皇权专制——董仲舒的古典宪政思想》，《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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