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
作者：肖雪慧
（二）巴黎危机
起义开头似乎进展顺利，很快蔓延全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不计代价要保卫的。在与德军坦克发生遭遇战后，起义行动当天就陷于困境。受命死守、守不住就把巴黎夷为平地的巴黎城防司令冯·肖尔铁茨已经决定次日天明时对起义实施空中和地面打击。一旦实施这一不可挽回的步骤，巴黎毁灭在即！
然而，这座世界城市的命运对于当事或不当事的各方，都是一个格外沉重的问题。就连一贯奉命行事的德国将军冯·肖尔铁茨也变得犹豫不决。瑞典总领事的严肃警告——“夷平巴黎，会犯下一桩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承不承担得起毁灭巴黎的罪责。他接受了总领事提议，实行暂时停火，如果停火生效，可以推迟原定的进攻。由德军主动提出的停火对于戴高乐派来说是一个拯救巴黎、控制他们无法防止的起义的意外机会。他们竭尽全力争取在全市实行停火。巴黎起义和停火消息传到伦敦总部，柯尼希将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巴黎人民发出警告：“对于巴黎市来说，没有比居民听从起义的号召造成更大的危险了。”
但不惜代价发动起义的一方谴责停火是叛国行为，采取一切措施破坏停火，在全城恢复起义势头——虽然这一政治行动的代价可能是二十万条性命和一个世界名城的毁灭。
尽管这样，停火还是在不断发生战斗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了两天。这两天给各方都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面出现的时间。国内部队戴高乐派和冯·肖尔铁茨利用这个喘息机会接触、周旋，想要避免或拖延不可挽回的冲突。与此同时，抵抗运动各派都在向盟军呼吁援助。戴高乐派呼吁盟军火速开进巴黎；法共也呼吁盟军支援，但不是要盟军支援兵力而是要盟军在全城大规模空投武器。
这段时间，希特勒派来埋设地雷和炸药的爆破专家已经到了巴黎；冯·肖尔铁茨收到的一个比一个疯狂的希特勒命令也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执行的地步；来向巴黎实行无情惩罚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赴巴黎……
一封21日发给戴高乐的紧急电报中描述了巴黎的危局：“起义星期六发动，靠停火抑制两天……但无法再拖过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将发生战斗，双方力量悬殊，后果悲惨。”
（三）巴黎得救
巴黎已经很难逃脱华沙命运，得救的惟一希望是盟军立即进攻巴黎。
戴高乐亲自出马要求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他失败了。艾森豪威尔关心的是作战进度，拒绝为适应戴高乐的政治需要改变计划。
奉法共上司指派前往盟军总部要武器的使者知道武器救不了巴黎，也呼吁盟军进军巴黎，可是在巴顿将军那里就碰了壁。这位职业军人答复很干脆：盟军是在“歼灭德军，不是收复首都”，抵抗运动未接命令擅自发动起义，现在“得承担后果”。
但使者仍在努力，法国部队驻美军联络官也在努力，并写了个人呼吁：“如果美国军队眼见巴黎发生起义而坐视不救，这将是法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掉的过失。”22日，在可怕命运就要落到巴黎和巴黎人民头上之际，艾森豪威尔不容更改的军事计划更改了。执行进军巴黎任务的是美国第十二集团军下属的法军第二装甲师。集团军首脑布雷德莱将军不容许因战事使巴黎遭受严重损坏，对装甲师师长提出“巴黎决不许有任何重大战斗”的要求。这个美国军人在他的第二十一号战地命令中更明确规定：“向巴黎进军决不能用重大战斗来完成。我们只要能避免，不希望在该市进行任何轰炸或炮击。”第二装甲师的直接上级则在派美军第四步兵师支援装甲师的同时，抽掉了装甲师两营炮兵，为的是“我不希望他们以为一遇上一支机枪挡道就可以用迫击炮还击，而毁掉巴黎”〔7〕。
23日一早双方战斗全面恢复。如果军队一两天内赶不到巴黎，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在所难免。就在起义者弹尽粮绝、毫无希望之时，第二装甲师已经于头天晚上日夜兼程向巴黎进发，二十四小时后第四步兵师在倾盆大雨中向巴黎挺进。24日，当几个执行报复的党卫军师正赶赴巴黎时，法军第二装甲师和美军第四步兵师先后到了巴黎。
巴黎得救了。
8月25日，狂欢的巴黎沸腾了。此时，在先于巴黎十八天起义的华沙，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正在做无望的战斗。
三、两场起义不同命运背后
华沙起义和巴黎起义的不同结局令人深思。
从抵抗运动内部情况看，以华沙为领导中心的波兰抵抗运动团结、统一，不似法国派系重重、互相争斗和牵制。在时间选择上，华沙起义说得上适时：一方面有援助的承诺；另一方面，再三呼吁华沙总起义并承诺援助的苏联，其军队已经兵临城下，不致在该进行援助时鞭长莫及。巴黎起义则不仅没有外部力量不断催促，反而是盟军采取措施要坚决防止的，对这要防止发生的起义，盟军当然不会作援助承诺。
如果对两场起义作预测，华沙起义因抵抗运动内部的团结统一和起义时机选在可以履行驰援承诺的军队已近在眼前，它应是一场胜券在握的起义——事实上，起义一开始就显示了胜利势头。德国将军冯·梅林津后来承认，华沙起义对德军构成很大威胁。他以为是俄军没能与起义者接上头，才使德军面临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缺乏这两大条件，在既定政治目标支配下一意孤行发动的巴黎起义，其逻辑结局如果不是惨败，至少也是必将付出不可承受之重代价的“惨胜”。然而，实际的结局恰恰相反。华沙罹难了，巴黎解放了。
华沙血战了六十三天，遇难的地下军战士和平民达二十余万之多，独立抵抗运动就此被彻底消灭，城市则被炸成了一片废墟。巴黎从起事到解放，总共六天，中间还有两三天不稳定停火，城市基本完好无损，没有大的人员伤亡。从双方全面恢复交火到25日晨德军最后一个据点投降，其间四十八小时战斗中，约两万德军被俘，伤亡三千二百人。第二装甲师在赶到巴黎投入战斗的一天中，死四十二人，伤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伤七百一十四人。虽然每一伤亡对承受它的个体都是不可挽回的不幸，但对于一场准备付出死二十万人代价的起义来说，能以不大的人员伤亡实现解放，又实在太幸运。
华沙蒙难于斯大林的背信弃义。背信弃义背后，是这个大国首脑控制整个东欧的计划。要想对任何国家进行有效控制，关键是一个完全受其操纵的政权。关于二战后东欧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国政权的性质，有人说它们是红军用行李车运送给各国的，此话大致不错。但运送来的政权在波兰是难以立足的。历史上，沙俄屡次瓜分波兰并且曾把她作为一个省来统治，沙俄统治者深知波兰的反抗传统。苏俄领导人斯大林也清楚了解这一点，而且目睹了整个二战期间波兰抵抗运动的有组织性和团结统一，以及抵抗力量在人民中的声望和号召力。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作为抵抗运动中坚的地下军忠于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且对苏联与德国合谋入侵和残害波兰记忆犹新，有着强烈的反苏情绪。他很清楚，他们日后必将对苏联的控制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可以说，起义者落入了借德军力量为苏式政权清扫障碍、为今后一劳永逸地消除反对派的算计之中。不仅借刀杀人，据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克格勃全史》，起义被德国军队镇压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去扫除地下军残余。
而对于预测一场起义的结局来说，背信弃义、阴谋诡计以及老谋深算的背后目标（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对一个国家进行牢固控制），它们不在正常思维之内。
巴黎起义是一意孤行的产物。巴黎得免于难，有赖于多种与导致华沙蒙难结局相反的非预测性因素。
在美英苏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期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深刻分歧使美英与苏联之间既合作又防范，双方都有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考虑，都极力要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这些方面，双方没有多少区别。基于反对法西斯危险的共同需要，美英给成为盟国的苏联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但又警惕着共产主义向西方国家蔓延，所以在给欧洲各沦陷国家的抵抗运动空投武器时，武器尽可能不投往抵抗运动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然而，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使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毕竟与受专制传统浸润、经由“秘密活动＋暴力”的公式和途径获得最高权力的终身领袖判然有别。在这方面，丘吉尔很有代表性。希特勒进攻英国遭挫败后，转而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进攻苏联。正如他进攻波兰之前作了一个错误判断，以为西方国家不会对这个小国履行援救义务，这次又作了错误判断：指望对共产党苏联的进攻会得到美英资本家和右翼的同情。然而，强烈反共的丘吉尔的态度是：“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尽管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和秘密协定，对二战的爆发难辞其咎，之后又坐视一个个欧洲国家沦陷，对孤军作战的英国似乎将面临的毁灭幸灾乐祸，对德国每打一个胜仗都给以祝贺，并源源不断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国。但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丘吉尔当晚就发表广播讲话：“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们站在他们故乡的门旁……捍卫着他们的家园，母亲和妻子们在家乡祈祷……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8〕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英国不断给苏联以武器援助，其中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质是把美国援助英国的调拨给了苏联。美国更是给了最多的援助〔9〕。
当巴黎起义引发危机后，解决危机所寄望的盟军总部作的抉择与丘吉尔颇为类似。盟军最高统帅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一个古老城市和这个城市两百万居民的安全重于意识形态考虑。所以，戴高乐强调的尽快进军以防止共产党控制法国的理由没有说动不喜欢共产主义的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但巴黎和巴黎人即将遭遇的灭顶之灾迫使他改变了计划。无论是他还是最高统帅部其他人都不能因为巴黎人不听劝阻举行起义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担后果，不能为了已拟定的战略计划而置巴黎于不顾。对作战计划所作的不情愿改变乃巴黎得救的决定性因素。
当伦敦收到共产党要求空投武器的无线电呼吁后，法国国内部队首脑柯尼希在决定是否空投武器时也作过同样性质的抉择。他是竭力要防止这场起义的人。当起义已经发生且惟一拯救巴黎的停火机会又被彻底破坏，使艾森豪威尔改变计划提前进军巴黎似乎也不可能，而且这位实际上是戴高乐派的将军知道空投的武器大多会落到法共手中。但他不能眼看同胞用手枪和老式步枪同德国坦克作战，宁可不顾使共产党人得到武器和控制政权的政治后果，决定向巴黎空投武器。只是由于最高统帅部终于决定进军巴黎，武器空投计划才未付诸实施。
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派往盟军总部的代表违背其法共上级要武器不要士兵的命令，自行决定说服盟军出兵，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这一戴高乐也未能实现的目标。二是驻守巴黎的那位德国将军面对毁灭巴黎这一疯狂任务时有对历史罪责的顾忌，所以要竭力避免与起义者全面交火，甚至希望美国军队赶在增援的德军之前到达巴黎。
巴黎最大的幸运在于：它求救的对象在作重大决定时有道义上的考量。如果求救对象除了政治功利的考虑而不在乎别的，巴黎就只有充当政治棋盘上一颗棋子的份，存亡莫卜；如果求救对象道义上无所遵循无所顾忌，正好不必承担责任而让一意孤行发动起义的派别自食其果，哪怕会有很多平民为此陪葬。这种精神素质与制度安排相互凭借和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灾难。相反，极权制在本性上就无节制无道德顾忌，而它的权力斗争规律也与此相应：最有机会胜出的是在选择手段上最无顾忌的人。体制性的无节制与最高权力的无顾忌，使得为了既定目的而不惮于放手制造任何灾难，同样具规律性。六十年前两场起义的不同际遇为此提供了最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照在之后的六十年间更是不断以不同方式或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注释：
〔1〕8月16日莫洛托夫致英国驻苏大使克尔的信宣布：“苏联政府当然不反对英国或美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军火，因为这是英美两国的事情。但苏联政府断然拒绝美国或英国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军火后在苏联领土着陆，因为苏联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间接跟华沙的冒险发生瓜葛。”维辛斯基同日召见美国驻苏大使时宣读了内容完全相同的声明。莫洛托夫的信和维辛斯基宣读的声明分别引自《关于华沙起义的俄国档案文献》和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第132页。
〔2〕〔3〕〔4〕丘吉尔和罗斯福致斯大林电和斯大林两天后的回电均引自上书，第134、141、143～144页。
〔5〕这次由苏、德两国进行的瓜分实际上是波兰的宿敌继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之后的第四次瓜分。这次由苏、德实施的灭波兰计划实际上是波兰的宿敌在1795年抹掉波兰后，事隔一百四十六年再次把这个国家一笔勾销。只不过，由于德国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实施瓜分和消灭波兰的主角少了一个奥地利。而在反对两大国入侵的战斗中当了战俘的波兰军人，在德国或被枪杀或进集中营。占领波兰东部的苏联俘虏了二十五万人。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首脑西科尔斯基将军签署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协议，并就波兰战俘问题作出安排。但战俘中有两万多人下落不明，其中一万多人是军官。1943年4月，德国宣布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发现埋葬波兰军人的万人冢后，苏联指德国栽赃、诽谤。究竟是苏联还是德国屠杀了一万多名波兰军官，成了悬案。直到1990年，苏联才正式承认这批波兰军官是被苏联内务部杀害的。
〔6〕在所能见到的各种二战史以及法国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巴黎解放的叙述。译文出版社2002年翻译出版的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合著的关于巴黎解放的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对这一历史事件作了最详尽叙述，该书史实方面十分严谨，所写内容被认为事事有根据，人人有下落，句句有出处。本文这一部分所写内容大多依据该书，特此说明。
〔7〕（美）拉莱·科林斯、（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原注，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8〕《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时代文艺出版社，第367～370页。
〔9〕冯·梅林津在《坦克战》“防守波兰”一章有如下看法：美国源源不断提供给俄国的军需物质，特别是飞机和汽车“使红军的突击力大为提高，并使战役进程加快。一九四四年六七月间，俄军由第聂伯河向维斯瓦河迅速推进，以及随后突入匈牙利和波兰，都是跟英美的援助分不开的。这是罗斯福提供了条件，要使斯大林成为中欧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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