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想起了“《人言》事件”
作者：赵陵江
“《人言》事件”回放
1934年2月，鲁迅应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之约，用日文写了《火》、《王道》、《监狱》这一组短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时改题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当年3月号的《改造》杂志如约刊登了这三篇短文。话分两头，且说当时上海有一家《人言》周刊，1934年2月创刊，邵洵美、章克标为该刊编辑同人。这年3月3日出版的《人言》第３期上，赫然译载了鲁迅在日本发表的文章《谈监狱》（即《监狱》），原作者项下署名“鲁迅”，翻译者署名“井上”（一个常见的日本姓氏）。译文的前面有译者的一段说明：
顷见日文杂志《改造》3月号，见载有我们文坛老将鲁迅翁之杂文三篇，比较翁以中国文发表之短文，更见精彩，因迻译之，以寄《人言》。惜译者未知迅翁寓所，问内山书店主人完造氏，亦言未详，不能先将译稿就正于氏为憾，但请仍用翁之署名发表，以示尊重原作者之意——译者井上附白。〔1〕
笔者认为，《谈监狱》这篇译文的来路十分蹊跷，“井上”先生的“附白”更让人觉得是在撒谎。不过，为叙述方便起见，对此问题先按下不表，请接着看公案的发生经过。
《人言》杂志在《谈监狱》这篇译文的后面加了一段“编者注”（即编者按）：
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统观此文，则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若非译笔错误，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登此一篇，以见文化统制下之呼声一般。《王道》与《火》两篇，不拟刊登，转告译者，可勿寄来。〔2〕
这段编者按中显然包含着对鲁迅的攻讦之词，如文字上的阴阳怪气，如“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之类。不过，话说回来，邵、章之骂鲁迅，也是事出有因。先是，前一年（1933年）8月，鲁化名“苇索”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登龙术拾遗》一文，文中不点名地骂了邵洵美，也顺便捎上了章克标：“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笑骂由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3〕邵娶盛宣怀孙女为妻，又开着一个“金屋书店”，故鲁的文章虽未点名，但读者一望便知是骂邵洵美的，现在《人言》在登出《谈监狱》的同时，加了一段阴阳怪气的编者按，也算是报了上年八月挨骂的一箭之仇。有人会问，《登龙术拾遗》署名“苇索”，邵洵美们怎么会知道“苇索”即鲁迅？对此，我们不妨反问一句：邵询美们为什么就不能知道“苇索”即鲁迅？实际上，鲁迅的化名或许能蒙得住普通读者及“检查老爷”，却未必蒙得了当时的专业编辑或书店老板。鲁迅骂施蛰存的《重三感旧》署名“丰之余”，可施怎么很快就知道了“丰之余”即鲁迅并旋即撰文反唇相讥？鲁挨了“林默”的骂之后，为什么很快就知道了这“林默”原来是“同一营垒”中的廖沫沙？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挨了匿名者的骂，自然要设法了解一下是谁骂的，并伺机报复。鲁迅也早就说过：“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之常情。”以上海滩弹丸之地，要“调查”一下某篇文章是谁写的，想来决不会难于上青天吧。
对于邵、章们的骂阵，鲁迅当时并未立即做出公开反应，只是在书信中顺便提到了这件事。这年3月在致姚克的信中说：“上月我做了三则短评，发表于本月《改造》上，对于中、日、满都加以讽刺，而上海文氓，竟又借此施行谋害，所谓黑暗，真是至今日而无以复加了。”〔4〕到6月，又在致郑振铎的一封信中顺便抨击了章克标：“章颇恶劣，因我在日本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5〕
一直到了这年的10月，他在撰写《准风月谈·后记》时，才对邵洵美、章克标们进行了正式的还击。在这篇《后记》中，鲁先是“骂”了“富家女婿”邵洵美，接着又“骂”了“富家女婿崇拜家”如是、圣贤二人，然后笔锋一转，“但邵府上也有恶辣的谋士的”，开始把矛头指向章克标了。在依次全文剪贴了《谈监狱》译文、“井上附白”和“编者注”之后，他显然再也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愤怒，扔出了投枪：
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
……
这编者的“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话，是和译者的“问内山书店主人完造氏”相应的；而且提出“军事裁判”来，也是作者极高的手笔，其中含着甚深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6〕
平心而论，鲁迅在这里把矛头单单对准了章克标，很有些教人摸不着头脑，那高高举起的投枪，虽然用力甚猛，但却很可能击不中目标。怀疑译文是章克标干的，犹可说也，因章是留日的，而邵洵美是留英的。然而，《人言》是邵、章二人共同编辑的，你鲁迅凭什么就敢断定编者按只能是章的手笔，而不会是邵的手笔呢？这个问题着实令人费解。大概在鲁看来，邵洵美只是个“捐班文人”，根本不会写文章罢。
《准风月谈》出版后，未见邵询美、章克标们有公开回骂，一桩文坛公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人言》对鲁迅“隐含杀机”吗？
事隔七十年后的今天，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人言》事件？
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鲁迅颇为幸运地沾上了“神”光，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抬上了神坛。接下来，根据“语录”及推论以及推论之推论，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随鲁迅之好恶而好恶，在鲁迅的光辉与深刻方面不断加码，将被鲁迅骂过的人和骂过鲁迅的人统统打入另册，以鲁当年“痛斥”论敌的语言和给对方起的“绰号”作为给某些历史人物定罪的直接依据等等，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广泛流行的思维定式。以“《人言》事件”而论，所有涉及该问题的出版物差不多都是沿袭鲁迅本人的说法，将其说成是一起上海文坛上的宵小之徒利用鲁在日本发表文章一事大做文章，对其进行围攻、陷害的事件。远的文献找起来费事，就说最近看到的一则资料吧。青年学者房向东所著《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一书中有《“狗嘴里喷出的血污”》一章，文章在批驳香港报人胡菊人1972年发表的反鲁言论（胡认为鲁迅当年在日本发表文章是受到了山本实彦的利用）时写道：
需要略予补充的是，对鲁迅这几篇文章的攻击并非自胡菊人始。早在四十七年前，章克标等人就诬蔑鲁迅在《改造》发表文章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并冒充日本人的姓在《人言》杂志上节译《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暗示国民党反动派对鲁迅进行“军事裁判”。鲁迅极端憎恶这种隐含杀机的论客……如今胡菊人的持论乃至语言都与章克标等人如此相似乃尔，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７〕
上述高论可称是“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的代表作，然而，这一貌似理直气壮的高论却实在经不住稍微认真点儿的推敲。鲁迅对《人言》的指控有二：一曰“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二曰污蔑在日本发表文章者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如果我们细读《人言》编者按原文，就会感受到，鲁的指控实在不无极大的臆想成分。
先来看第一条。《人言》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我认为，这两句有点调侃意味的话，与其说是在骂鲁迅，倒不如说是向“检查老爷”打个招呼——为了应付“检查老爷”的打扰而事先立起一块挡箭牌。《人言》的逻辑是这样的：刊登鲁迅的文章是要受处罚的；但此文不是鲁直接所写，而是别人从日刊上译介过来的，你还能处罚我么？《人言》的做法，类似于今之所谓“打擦边球”。他们刊登《谈监狱》，并非出于爱鲁迅，而是一来正欲找鲁迅的茬出点气儿，二来杂志开张不久，稿源想来比较紧张，也便将就着刊发了。如此而已。而鲁迅却认为那两句话是冲着他来的，是暗示当局把他如何如何。他老先生在这里显然犯了捕风捉影的毛病。如果说，《人言》的做法真是“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那么，从日刊上译载此文为鲁迅“张目”的《人言》本身又岂能逃得了干系？邵、章们智商再低，大概也不会傻到如此地步。其实，邵、章与鲁迅一样，都不过一介书生，他们“暗示当局”，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即便邵、章们真有此动机，我们还要看看实际后果吧。不看实际后果，仅以所谓“动机”给人定罪（所谓“用心何其毒也”——十年动乱中，这句话人们听得太多了），这是十足的封建专制主义。何况，这所谓“暗示当局”的动机原不过是捕风捉影的产物呢。这里顺便插一句，我以为，所谓梁实秋以“领卢布”事“暗示当局”一案，基本上似亦可作如是观。
鲁迅指控《人言》的第二条罪状同样难以成立。“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我认为应是一个中性词组，约略等同于“请求政治庇护”的意思。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上英国军舰，梁启超避入日本使馆，这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东洋，同样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托庇于外人”本身并不构成恶行，关键要看前提是什么。在《人言》编者按中，“受本国迫逐”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前提，“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又是与后面的“文化统制下的呼声”一语前后呼应的。《人言》的意思是说，鲁迅在国内“文化统制”的“迫逐”下没有发表文章的自由，所以把文章拿到日本去发表。故而“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一语似属客观叙述而构不成什么污蔑之词。鲁迅认为此语是对自己的污蔑，是影射自己“当汉奸”，显然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误读。
“井上”是谁？
笔者在前面说过，“《谈监狱》这篇译文的来路十分蹊跷”，此话怎讲？我的意思是，对于“章克标等人节译了鲁迅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的传统说法心存极大的怀疑，我认为这种说法实在是一个愚人节式的童话。说译文之事系章氏所为，证据何在？拿不出来。惟一的“证据”是鲁迅说过的“译文却实在不高明，学力不过如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的程度”这样一句话，然而，这样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能够作为证据么？
看来只能另辟蹊径了。先不管“井上”是谁，先来论证一下“井上”先生有无可能从《改造》上翻译文章。关注一下《改造》杂志和《人言》周刊的出版时间，或许有助于我们找到一把开启问题之门的钥匙。
1934年3月号《改造》何时出的？《鲁迅全集》的几处注释均曰“一九三四年三月”〔8〕，显然可以排除误排的情况。3月几日？没有说（也许是不便说？）。为便于论证，我们不妨假定该期《改造》出版于这年3月1日（取最大值）。《人言》第3期何时出的？“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书上说得很明确。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令人沮丧的是，即便假定《改造》出版于3月1日，我们也可毫不犹豫地说（根本用不着去找章老先生搞“外调”），《人言》同人从《改造》上译载文章之事断无可能。章克标们要从《改造》上翻译文章，恐怕最晚必须在3月1日当天就看到散发着墨香的《改造》，最晚必须于3月2日完成翻译、编辑、排版、校对等工序，这样才能赶上3月3日《人言》的出版。然而，这一切怎么可能呢？七十年前，中日之间没有航班，没有直拨电话，没有传真，而轮船约需走一个礼拜，上海的章克标们是如何看到东京当日出版的杂志的？这委实是一个不小的谜。以上是就《改造》出在3月1日而言。如果出版于3月3日以后，那就更有意思了。如果3月3日出版的《人言》能够从3月5日出版的《改造》上译载文章，则世界上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发生呢？
根据以上简单的推理可得出结论：无论1934年3月号《改造》出版于3月的那一天，均不可能发生井上从《改造》上节译文章并投之《人言》的情况。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井上译文所参照的文本只能是鲁迅的日文原稿，而不可能是《改造》上的铅印稿。其所谓“顷见日文杂志《改造》三月号，见载有……鲁迅翁之杂文……因迻译之”云云实属煞有介事，是弥天大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