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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的困惑

作者:毛 翰




   然而,拒单名,倡双名,双名的重名率比单名的低三千倍,我们却并不能因此进一步倡导三字名(加上单姓,即四个字的姓名),尽管三字名的重名率比双名的又要低三千倍。为什么不能倡导三字名?因为决不会有超过“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的人群响应。为什么人们不响应?一言以蔽之:文化使然。
   中国人认同单名和双名,抵制更长的名字,这决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什么固执保守。单名两个字,双名三个字,音节简短,明快,响亮,圆润,利落,叫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积淀在其中的民族审美心理或语言美感,不易作科学分析,却不难以直觉悟之。
   君不见,中国的地名,除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译名之外,也多两字名、三字名,如“黄河”、“长江”、“松花江”、“泰山”、“黄山”、“昆仑山”、“巢湖”、“太湖”、“洞庭湖”、“枣庄”、“周庄”、“石家庄”、“珠海”、“南海”、“什刹海”、“金门”、“厦门”、“朝天门”、“兰屿”、“绿岛”、“钓鱼岛”……
   中国神仙的取名,也与凡间人物一般无异,如“伏羲”、“后羿”、“赵公明”、“彭祖”、“钟馗”、“吕洞宾”、“吴刚”、“王乔”、“丁令威”。至于“太上老君”、“托塔天王”、“赤脚大仙”、“齐天大圣”,那都不是姓名,而是别称、雅号,相当于人间的“五柳先生”、“青莲居士”、“少陵野老”。
   还有,中国人还总爱把一些冗长的名词加以简缩,如“人大”、“政协”、“海基会”、“青啤”、“二汽”、“亚运村”、“修宪”、“反腐”、“体改委”等等,甚至宁可简化到可能造成歧义或莫明其妙的程度。如“血防站”,乍一见其招牌,谁能猜出那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站呢?笔者初到“文联”大院,见“作协”、“音协”、“美协”、“舞协”……之外,还有“杂协”,以为那是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舞蹈家等以外的杂七杂八无类可归者的聚会之所,后经人一番嗤笑才明白,那居然是杂技家协会。
   中国的格律诗,从《诗经》的四言体,发展到五言体、七言体,诗句就不再延长了,定型了,凝固了。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人籁乎,天籁乎,学语孩童诵之,即母乳般亲切可口。偶有延长诗句的实验,如元代天目山僧人明本的九言体《梅花诗》:“昨夜东风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虽文字浅显,仍不免聱牙,绝少有作者仿制、读者传诵。这大概就像中国人的姓名,从最初的一个字,发展到两个字三个字,是不肯进一步发展到四个字的。想来,四言诗即相当于上古的无姓单名,如“尧”、“舜”、“禹”,五言诗即相当于西周以后的单姓单名,如“姬发”、“嬴政”,七言诗则相当于两晋以后逐渐兴起的单姓双名,如“刘义隆”、“萧道成”、“陈霸先”。
   汉人复姓改单姓的也屡见不鲜,如“高车”、“高堂”、“高阳”、“高陵”等均改为“高”,“卢蒲”改为“卢”,“司马”则改为“司”或“马”或“冯”。
   可见,对一个崇尚简洁、惯于简化的民族,试图倒行逆施,倡导“去简就繁”的多字名,是多么的不现实!而像“田中慧子”、“王容海川”、“江三木罗”、“奥古辜耶”〔8〕之类,只能是出于个别人的一时偏好或怪癖,视为“搞笑”、“搞怪”,成为人们逗趣、解闷的谈资,绝不可能有多少人响应。还因为它带着化外番邦的印记,自然也受到中华文明的蔑视、反感和抵制。
   那么,中国人同姓同名太多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办法当然还是有的!而且有一个现成的办法,那就是回归传统,恢复祖制,姓名之外,另取字、号,将“姓”、“名”、“字”三者并用,或者将“姓”、“名”、“字”、“号”四者并用。
   “姓”、“名”之外,另取“字”,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传统。“字”,也叫“表字”。在周代,男子满二十岁要举行加冠仪式,加冠后须根据本名涵义,另立别名,即所谓“字”。女子则在十五岁订婚许嫁之时,将头发盘起,加上簪子,并且取字。这是《礼记·曲礼》规定的:“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嫁则十五而笄。”“字”因此也引申为女子订婚许嫁。未许嫁,即所谓待字闺中。汉代以后,男子称字已非常普遍,如曹操字孟德,刘备字玄德,诸葛亮字孔明;女子称字也很常见,如蔡琰字文姬,苏蕙字若兰,薛涛字洪度。
   直到民国,成名人物还大多有表字,如蔡元培字鹤卿,冯玉祥字焕章,李大钊字守常,汪精卫字兆铭。近年有几部关于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风云的电影大片,凡重要人物出场,便打出字幕,如“朱德,字玉阶,时任……”“张治中,字文白,时任……”“李宗仁,字德邻,时任……”剧中人物对白亦多以表字相称,便平添一种历史正剧的庄重感。但不知何故,这一沿袭了两千多年,异族统治不曾禁绝、帝制终结不曾终结、试图“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不曾破坏的文化传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竟会在中国大陆戛然而止,仿佛一夜间就被国人抛弃了、遗忘了。余生也不算太晚,在填写过的无数表格里,“姓名”栏后,有过“曾用名”、“别名”、“笔名”甚至“网名”,却从未见过“表字”一栏。今天,如果你问及一个大学生的台甫(表字),他没准会瞪大眼睛看你,像看一件出土文物。
   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重名重姓的问题,一个行之有效的,相信是惟一能被广泛接受的方案,正是恢复表字,使之与姓、名并用。
   姓、名、字三者并用,其降低同名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中国人名大辞典》里有三位李纲,一查其字,则唐代李纲字文纪,宋代李纲字伯纪,明代李纲字廷张,区分得清清楚楚;《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有三位“王翰”,盛唐王翰字子羽,明初王翰字时举,明初另一王翰字用文,一名各表,完全不必有混淆之虞。有趣的是,不仅人间社会,花鸟世界里竟也有同姓同名不同字的呢!鸟中杜鹃,字子规、布谷,而花中杜鹃,别署映山红。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一个如“白居易·乐天”、“王安石·介甫”这样的名字,重名现象便会急剧减少。按照数学上的排列原理,以人名用字为三千字计算,如果采用双名加双字的“四字名”,中国人的人名总数可以达到3000×3000×3000×3000,即八十一万亿个,这已经足够现在的十几亿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选用的了。也就是说,由于每个人名多用了两个字的“表字”,同名率可减少到现在的九百万分之一!即使是像“李”、“王”、“张”这样的拥有上亿人口的超级大姓,人们取“名、字”时,也都会有多达八十万种的四字搭配供其选择!
   感谢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现成的、而且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方案!
   采用这一方案,我们将拥有极为丰富的“名”、“字”资源。其丰富的程度,远远高于一个城市与其实际需要之比的电话号码资源。例如北京市的电话号码为八位数,其常住人口已达一千余万,其电话装机门数应在几百万,即七位数,二者只相差一个数量级。而双名加双字的“名”、“字”资源在十四位数,最大姓氏的人口也在一亿上下,八九位数,二者相差五六个数量级。(电话号码与姓名还有许多可比之处:例如,区号相当于姓氏。北京区号“010”,相当于“王”姓,最是显贵;上海区号“021”,相当于“李”姓,最具人气。)
   如果中国实行“无同名”政策,像日本等国家已经实行的那样〔9〕,那么,每一个中国人及海外华人都可以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在全中国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名字”,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电话号码、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号码、独一无二的银行账号、独一无二的E-mail地址一样。在今天这个检索极为方便省力的电脑互联时代,这已经完全具备了可操作性。
   如果这一古为今用的方案能被国人接受,我想还需要强调一下的是,古人取字的初衷,是出于礼仪的需要,因为“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礼记 · 檀弓》);今人在姓名之余另取表字,则主要是为了避免同姓同名的麻烦〔10〕。因此今人取字的规则也应该不同于古人:古人有单名单字,如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今人则应该一律取双名、双字。古人取字,须等到男二十、女十五的成人礼;今人则应该在出生之初,取名的同时即取字。古人多是上流社会才取字〔11〕,男子取字也多于女子;今人则不论社会地位和性别,一律取字。古人之字,须依据名的涵义而取,讲究名、字配合,字之义为名之义的诠释、强调、延展或补充;今人则不妨淡化二者的意趣关联,以降低名同字也同的概率。在实际运用中,只在户籍卡、学籍卡、身份证、署名、机票、信封等正式书面场合,才使用姓、名、字三者并用的“全称”。而在亲友、同事、同学的日常交往中,则可以一如既往,只用姓(甚至免姓)、名的“简称”,这样就不会让人感到别扭、做作和“过度阐释”。遇到同名者,即可以各称其字(如三位王翰相遇,可以王子羽、王时举、王用文相称)。
   最后,“姓”、“名”、“字”三者之外,还有“号”。号也是一种别称、别名,也叫别字、别号。有自取的所谓自号,也有他人相赠的所谓尊号、雅号等。号的起源也很早,《周礼·春官·大祝》曰:“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但一直到六朝还不大流行,有号者寥寥,如东晋道士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陶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号到唐宋盛行起来,如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明清以后更盛,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以号行。近人李叔同,名文涛,字息霜,号叔同,亦以号行世。汉人如此,满人也如此。老舍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就有这样的记载:“大舅的号叫云亭。在那年月,旗人越希望永远做旗人,子孙万代,可也越爱摹仿汉人。最初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而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有名有号,十分风雅。”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将“姓”、“名”、“字”、“号”四项并用,给自己取一个如“白居易·乐天·香山”或“蔡元培·鹤卿·孑民”这样的双名加双字加双号的“六字名”的话,仍以人名常用字为三千字计算,不计姓氏这个系数,中国人的人名总数可以达到3000×3000×3000×3000×3000×3000,即七万亿亿以上。这样,每一个人取名时,更会有七万亿种的选择,即每一个人的名字可以不仅在当代具有独一性、专有性,而且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秋万代,直到世界末日,都保证不遇见一个重名者!
   不过,如果纯粹为了解决当代(以及后世许多代)中国人的重名问题,实行无同名政策,“姓”、“名”、“字”三项已经足够之多。为简洁高效起见,“号”可以不予考虑。就像电话号码,既然八位已经足够,就不必升至十二位了,尽管十二位的“吉利号”肯定要多得多。或者说,在户籍卡、身份证等正式场合,“姓”、“名”、“字”三项已经构成“全名”,“号”则仅仅涉及“风雅”,可填可不填。
  
  注释:
  
   〔1〕袁义达、杜若甫编:《中华姓氏大辞典》,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2〕钱亮星:《姓名的民族融合与冲突》。http//heritage.tom.com/Archive/2001/9/6-80838.html。
   〔3〕《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
   〔4〕《满族汉字姓寻根大全》。http//www.manchuculture.com/htdocs/XXLR1.ASP﹖ID=5522。
   〔5〕参见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6〕取名与作诗有很多相似之处:给孩子取名时,所有的父母长辈都像是诗人,那是一首极为简短的诗,祝福、期盼、勉励、感怀……都寄寓在那两三个音节和字符中。由于篇幅太小,格律太严,难以发挥,往往只能是让无尽的意趣见于言外。其风格倒是可以庄重,也可以诙谐;可以含蓄,也可以直白;可以质朴,也可以纤秾;可以具象,也可以抽象;可以俗得雅气,却不可雅得俗气。而既然是诗,就得讲究独创性,就不能抄袭,与人雷同总是一件尴尬的事。
   〔7〕例如1744年乾隆为孔孟后裔定下的字辈谱:“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垂维佑,钦绍念显扬。”
   〔8〕《北京晚报》2002年12月6日报道: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退休教师王先生要把名字改成“奥古辜耶”,被派出所拒绝,他以行政违法为由将石景山公安分局告上了法庭。12月3日,在改名要求获得公安机关批准后,王先生到法院撤诉。
   〔9〕参见周有光《二十一世纪的华语和华文》,《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通讯》2001年9月第27期。
   〔10〕今人取字当然也有礼仪的需要,笔者就有此体会。有时给师长写信,由于只知姓名,不知表字,便不知如何称呼是好:称其姓,写“某先生”,不免有疏远之感,称其名,写“某某先生”,又不免有轻慢之嫌。
   〔11〕元代甚至不许平民取名,平民只得以排行、父母年龄合计、出生日期、体重等数目字为名。所以朱元璋会叫重八,被他追封帝号的几代先祖,会依次叫百六、四九、初一、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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