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胡政之与１９１６～１９２０年的《大公报》
作者：付 阳 王 瑾
百年回首，人们几乎把目光都投向了《大公报》的这一时期，这诚然没有错。至于英敛之初创时期的《大公报》，主要是民国前的十年，也曾以“敢言”著称，后世也给予了大致中肯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英敛之在报业史上的形象将愈加清晰、高大起来。最不为人注意、同时最遭非议的是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大公报〉史》〔１〕以《王郅隆接办后种种》为题，用六百多字的篇幅来概括这段历史。《〈大公报〉史略》〔２〕篇幅更短，只用了百多个字。他们都认定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３〕的机关报”。《新记〈大公报〉史稿》〔４〕绪论中也有同样的说法。众口一辞，似乎无可辩驳。其实只要看看当年《大公报》的新闻、言论，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王郅隆与安福系有很深的关系，并不等于《大公报》就是“安福系的机关报”，“皖系的喉舌”，这要看经济来源、报纸的实际内容、言论倾向等。实际上１９１６年１０月王接办《大公报》之初，安福俱乐部还没形成。他之所以接盘《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意思”〔５〕也就无从谈起，何况他本来就是１９０２年《大公报》创始时的主要股东之一，接盘报馆主要也是商业行为。
一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从此与《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谈起民元报业时说，王郅隆虽然与北洋军阀（如梁鸿志、杨以德等）关系极深，“这也只是个人的关系，他对我极尊重，到我们接办后，他从不加以干涉。但《大公报》却不能说不多少受他一些影响”。“……尤其是王郅隆与他们的关系，当段祺瑞一上台我便不能不出洋了。”〔６〕胡政之说的是大实话，作为报纸的所有者，王不可能对报纸没有一点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胡政之主持期间，特别是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他出国之前的两年间，和他１９２０年５月从欧洲回国到８月中旬辞职前，他对《大公报》革新的努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干涉，《大公报》也没有因为王与安福系的关系而一边倒，或放弃对当道者的批评，实际上有些言论还是很尖锐的。下面我们先从胡政之的革新举措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大公报》。
胡政之初入《大公报》时，“报馆如衙门，主持人称师爷”，整个报馆都是天主教徒，只有胡一个人不是，七个访员（记者）都是“脑中专电”制造专家。胡把他们开除了六个，留下的一个，因为其父亲是总统府的承宣官（即听差头），“总统派车接谁和谁去看总统的消息，因为他是宣达者，所以不会错的”。同时，胡在北京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这是他祛除编造新闻的恶习、从新闻务求真实入手整顿《大公报》的第一步。
胡政之对版面进行了改革。《大公报》自１９０２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从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起，也即他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尽管最初排字工不习惯，深以为苦，但他每天晚上都要在排字房指导排版。
更重要的是他对报纸内容的革新。１９１７年１月１０日，《大公报》在报头显著位置刊出《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预告》：“本报同人以为今日救国大计惟在教民、富民，故教育实业乃国家存亡的关键。拟即日于本报特辟教育实业专栏，广搜名家论著介绍、调查报告，披露各种成绩，以供爱读诸君参考。……”〔７〕几天后，在刊出这一预告同时，还刊出了《阴历新年本报大改良广告》：“（一）中央政闻公正灵敏，世有定评，益将自勉。宪法会议二读会开议在即，本报指派专员旁听，当日笔记寄津，次日与北京各报同时揭载，决不落后，而详略得宜，尤具特色。（二）各省要埠或招聘访员，或委托妥友，重要新闻随时报告，藉使读报诸君周知南北大势。（三）设‘特别记载’栏，随时介绍海内外名流意见，使读者兴趣横生，多得实益。（四）特设实业教育专栏……”
１月２８日，也即旧历年后几天，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大公报》特色的“特别记载”问世。这是胡政之亲自主持采访的栏目。每期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无所不包，且采访对象不限于中国人，也有外国在华名流。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创举，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有示范意义。为表示郑重，每期都会标明：“内外各报有转载本栏记载者，请书明系由本报转录。”第一天发表的谈话笔记是采访李经羲〔８〕，题为《军民分治与军民合治》。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式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注意，舆论哗然，竟至于有人说：“《大公报》为李九先生作机关报矣。”之后的几天，报纸连续刊出梁启超、蔡元培、林纾、张弧〔９〕，以及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君、日本正金银行董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等的访谈录。其中一些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１月３０日梁启超在谈到今后的社会事业时指出国人精神上的两个弱点，一是思想卑下，一是思想浮浅，称这种精神的病根不除，则多一种主张即多一重争执，多一人活动即多一重纷扰。无论如何终归无望。他为此提出两条针对性的救济方法，一是人格修养，一是学问研究法。这些观点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仍不失其启发意义。１月３１日发表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雄的《与友邦同业诸彦书》，提出新闻要独立、公平，担当起指导国家社会的责任，记者人格修养不足、用力不勤是两大弊病。新闻从业者要有世界眼光，不偏不党，才能尽责。胡政之不仅亲自翻译并且在前面写了几句话。无疑，神田对中国新闻界的希望也正是他的希望。
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２月１日，“特别记载”发表北大教授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宜废》；２月５日又刊出北大校长蔡元培谈话，倡导职业教育，以及对大学教育的理想。在胡政之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开始逐渐形成一些自己的特色，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尤其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报人兼容并包的气质。
在推出“特别记载”的同时，１月２８日《大公报》推出“实业专纪”，发表《模范公司节省经费之实例》、《中国畜牧事业》等文。１月２９日，又推出“教育专纪”，其人有日本学者的《科学的教育》、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词等。以后，两种“专纪”一直坚持隔日刊出一次。
在那个年代，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而这两个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栏目，显示了胡政之的远见与魄力。当人们把眼睛只盯住政治舞台上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时，他已经如此注意教育、实业问题，其“特别记载”对文化、思想、教育和财政、外交、政治同等的关心，不能不让后人感到惊喜。
早在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起，《大公报》每天都在要闻版前面刊登“今日银元行情”，以后还在报纸上登“各地股市”，说明胡政之很早就注意经济信息。
此外，胡政之在《大公报》设置“讲坛”，提倡学术讲演，关注学术文化动向，这些都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二
身为主笔兼经理，胡政之本人经常亲自出马采访新闻，在报业史上也有开创性。督军团开会时，“杨梆子”（即天津军阀杨以德）常派车来接他，说是“请胡师爷去记”。但他们开会时满口脏话，根本无法记。加上王祝三和他们的关系，胡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有限的。我们以为，他之所以力图在教育、实业、文化新闻方面有所创新，在国际新闻与评论上下工夫，恐怕都与此有关。但也因此对报纸改革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评论是报纸的生命线。自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胡政之以“冷观”的笔名在《大公报》发表第一篇论评《财政与外交》以来，他几乎对当时国内、国际的许多重大事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言论，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时期《大公报》的倾向。１９１６年１１月９日，他在《诚意政治》论评中，批评中国政治缺乏诚意，总是以玩弄权术为能事，并对段祺瑞所谓尊重民意机关的承诺寄予厚望，对伍廷芳这个“敦厚诚实的老人”进入内阁表示欣慰。这时是他进入《大公报》之初，对军阀政府尚抱有一定的幻想，下笔时对“北洋之虎”段祺瑞难免有些好感。
经历张勋复辟的丑剧，经历一系列的风云变幻之后，到１９１８年，他的论评就冷峻得多了。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告终（他称之“欧战”），世界面临着新的变局，反观中国，则仍“以古色古香之政治自娱”。他在“时事杂感”《征聘旧人》中批评徐世昌上台后，执政的大半是前清旧人，完全没有了解新思想的能力，更不足以应付新潮流。在《又一暗流》中，他回顾了民国成立七年以来，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大抵任感情而不任理性，问利害而不问是非”，指出在他们投机图利的私心支配下，时局只能纷扰不已。他因此感叹：“中国人聚两人必闹意见，聚三人必分党派”，称之为“亡国之国民性”。
在《国内永久平和之前提》中，他直言“南北一丘之貉，结果不能相远”，所谓调和只“不过北方官僚与南方军阀朋分权利而已，与平和二字固全不相干也”。他谆谆地劝告政客“抱定宗旨，从社会上做功夫，就地方上寻事业”，劝告当国的官僚“放开眼光开放全国政治，容纳新进有志者之活动”，寻求真正的政治和平之途。在一个军阀混战的乱世，他的这些声音是微弱的，注定了当时没有人听，事后也没有人再去注意。
胡政之对于中外关系非常重视。１９１６年１１月，天津各界反对法国殖民者任意扩张租界、侵犯中国主权，一时震动全国，《大公报》连续追踪报道。他本人从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日连续发表评论《老西开交涉之研究》，谴责法国租界的无理要求，批评政府的措置失当，称其“对内则一味秘密，以愚国民；对外则求保体面，自欺欺人。外国列强知其奥妙，所以弃名求实，无不得逞。至于国民，在外交上表现出的劣根性也很突出，事前绝不督促当局，注意为未雨绸缪之计，交涉起后，又缺乏事实之研究，多为理想之壮言”，等到事过境迁，则早把一切忘到脑后。在不平等条约的损失之外，事实上的损失更不知有多少。他不无沉痛地指出，如果政府、国民不根除劣根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
同年１２月６日到７日，他就日本问题连续两天发表《我亦赞成中日亲善》。当时日本新上任的首相寺内竟出人意外地提出“中日亲善”，胡政之呼吁日本要先有亲善之实，以事实表示诚意，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同时，他认为仅有政府的亲善是不够的，还要国民的亲善。“日本新闻家应当刷新其对中国评事论人之态度”，日本人拒人千里之外的骄盈之气也要改变，否则不可能与中国人握手言欢。他的结论是：“政府亲善易而国民亲善难，在恶感已深之时言国民的亲善尤难。”所以他希望日本政府和国民应有相当的觉悟和忍耐性。
１９１７年２月６日，《大公报》以《美德间之战云勃起》为题，刊载了大量有关外电对此事的评论。第二天，又以《日紧一日之美德关系》为题，对方方面面的反应作了详尽报道，比如美国政府的态度、英美欢欣踊跃的民情、德国致美国的通牒全文及其附件等。２月９日的《美德国绝交后与中国》报道，就是对在华的英国、德国等相关国家人士的采访实录，“消息正确与灵敏”。其时，英美等国要求北洋政府参战，中国尚未作出决定。英国方面的议论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家好持稍安勿躁暂且旁观之政策，英国从前固亦用此主义，今已大受其害矣。望中国人其速起也。”与此相反，德国方面的意见却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卷入战争的理由，参战不过是“徒供他人利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