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
作者：汤伏祥
莫理循对袁世凯本来是寄予希望的。但“兵变”事件后，他似乎对袁世凯产生了矛盾的心情，尤其是当他努力试图使那些肇事的士兵得到惩罚而袁世凯却有意袒护纵容时，他感到气愤，说：“如果仅仅采取安抚的政策使那些士兵保持沉默，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几年后，莫理循在伦敦商业会所做的演讲中还直言说，“兵变”事件是袁世凯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袁一生中最糟糕、最令袁后悔的一件事。在莫理循看来，此次“兵变”事件使袁世凯在国内外的声望受到严重的贬损，这为后来袁世凯的种种努力设置了前进的障碍。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袁世凯的就职典礼并没有开创新局面，中国的灾难还在进一步地严重起来。黎元洪、黄兴和陈其美领导的独立军队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军阀独立山头，袁世凯将面临着混乱局面的考验。此时的袁世凯深知充满智慧的、熟悉中国事务的莫理循对他及中华民国政权的意义，他通过蔡廷干向莫理循发出邀请，邀请莫理循担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但当他接到邀请后还是“大为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认为我总是给他以帮助，还认为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之一，因此他希望我能留下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做他的顾问。”对于顾问一职，莫理循似乎没有多么在意，他说自己想离开中国回澳大利亚。但袁世凯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给出了比《泰晤士报》高出四倍的薪水聘请了莫理循。莫理循在给友人白克尔的信中说，袁世凯“为我提供了一些优厚的条件。……南北双方一致希望我能成为替他们工作的第一个外国人”
1912年8月，莫理循正式接受了中国政府的任命。蔡廷干在给莫理循的信中充满感情地说：“随信附上文件。它不是协议，也不是合同，更不是契约。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主动、由衷地向您发出的一份聘书，已由您签名表示接受和认可。这是中国向外国人发出的最为荣耀的聘书，而且用最礼貌的语言来表达……”此后，莫理循努力工作，更加效忠于袁世凯政权：他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四处游说，争取列强的承认；他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与管理；他极力引荐显赫的外国人来中国投资；他给总统提供内政外交的参谋；他出没于各种活动场所，为中国效力……
就在莫理循接到任命后不久，他离开北京前往伦敦。此时的英国对共和制度是相当抵触的，一些英国人在报纸上成天散布中国内战在即、国家即将崩溃的消息。莫理循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显然对这种“谣言”非常不满。他认为英国是个受报纸舆论影响的国家，当务之急是消除报纸给读者造成的“错觉”，所以莫理循就四处游说，并将自己的观点，通过记者采访发表到了英国的一些报纸上，说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说中国局势日趋稳定，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在加强，各地的贸易也在恢复，等等。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各种场合演讲，并极力为中国的共和制度辩护，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在对中国状况十分清楚的莫理循看来，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而袁世凯是中国未来、是惟一可以胜任的领袖，共和制度是惟一可行的政治模式。所以，在袁世凯上台前，他为袁世凯献计献策，自觉充当袁的“师爷”角色。袁世凯重用莫理循，甚至授予他二等嘉禾勋章、一等嘉禾勋章，并不是要莫理循为共和制度效力，而是要为袁世凯本人效力。一边莫理循在给袁世凯“歌功颂德”；一边袁世凯又在暗中组织杀害革命党人活动，并引起民愤，特别是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总统以后，加紧了独裁统治，时局进一步恶化。
莫理循作为政府的顾问，对时局的日益恶化感到了担心，他多次和袁世凯谈论时局之事，并敦促袁与南方日益壮大的国民党进行对话。袁世凯并没有轻易采纳他的意见，说他们是“厚颜无耻”，并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着时间的增长，莫理循对袁世凯渐渐感到了失望。说袁世凯“情况糟糕”，“威望没有了”。他在给友人亨利·戈颁的信中说：“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他开始抱怨自己“把时光浪费在政治顾问这个丢脸的职位上”。
随着袁世凯接受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及当皇帝野心的逐渐暴露，莫理循对中国及袁世凯的感情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批评中国政府及袁世凯。当杨度等人极力帮助袁世凯当皇帝时，莫理循在《大陆报》发表文章表示反对，认为称帝是极为不明智的选择。
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政府感到强烈的不满，但他毕竟还是政治顾问，他还天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力为中国政府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理循分析了局势后极力劝说袁世凯参战，加入到协约国行列中。莫理循借助自己的威信，忙着为袁世凯政府与英、法、俄等国游说。在莫理循看来，对于危机四伏的袁世凯政权来说，加入协约国行列并参战，可以“起到提高国家声望的作用”。他还给袁世凯解释说：“中国的民族意识刚刚苏醒，当国民知道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强国结盟为文明而战时，他们的新生爱国热情将得到鼓舞。另外，中国将通过为协约国制造武器而得到应得的利润；她的兵工厂将得以重组，并装备上现代化武器；在战后涉及中国命运的谈判中，中国会在和会上拥有发言权。”莫理循以一般的政治判断认为，袁世凯要在危局中翻身，应该把心思放在怎样和协约国合作并争取利益上，但他显然不知道，一贯对新事务无知的袁世凯对此并无兴趣。袁世凯一边在和协约国合作上应付了事，一边在加紧镇压内乱，并筹备自己当皇帝的登基事宜。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对外宣布中国民国灭亡，洪宪帝制时代开始。莫理循对袁世凯不顾他及国民的反对，逆历史潮流，葬送共和，恢复帝制感到非常厌恶、痛苦，他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1912年我满怀希望开始为这个政府服务，现在我的失望和当时的希望一样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他称帝八十三天后在紫禁城里死去，洪宪帝制时代也因此结束。在袁世凯死后，莫理循还在为黎元洪、徐世昌等政府效力，但他显然不是出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忠诚而做出的，而是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对共和的希望而努力的。他对黎元洪、徐世昌等人并无好感，认为黎、徐都是“丝毫没有共和思想的人”，但他继续为黎元洪、徐世昌政府献计献策，希望能维护中国的统一；在巴黎和会时，他还极力为中国争取利益而去得罪日本……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努力与“服务”都不能阻止中国军阀混战局面的发生，不能挽救中国继续被列强欺凌的局面，中国在黑暗中积聚力量，在黑暗中等待爆发。
1920年，莫理循这位老牌的中国通在走完了他的五十八年人生经历后，永远离开了尘世。
（引文均出自（澳）西里尔·珀尔著《北京的莫理循》，檀东鍟、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2〕〔3〕苏全有：《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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