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不可救药的误读

作者:李兆忠




  《留东外史》产生于中日关系最恶劣、中国人的精神最昏黑、最绝望的时期——这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务必记住的一点。作者在东京旅馆的“阴霾一室”起草这部小说时,是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1914年的岁末,而小说第一部以“不肖生”的笔名由民权出版公司初版发行时,是1916年5月。这正是日本紧锣密鼓地向中国提出具有颠覆性的“二十一条”、企图吞并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同样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最黑暗、社会最混乱、道德最堕落、“厚黑学”最猖獗的时期。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自从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一直到1917年‘五四’运动以前,短短七年时间里,一切内忧外患都集中表现出来,比起过去七十年忧患的总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1〕孙中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这样写到:“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2〕《留东外史》以非常的方式回应了这个时代,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立此存照”。
  就像作者以“不肖生”自命的那样,小说一上来就坦称“古人重隐恶而扬善,此书却绌善而崇恶”,将道德姿态尽量放底,既给自己的堕落铺好了台阶,又顺理成章地迎合了时风。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作者的“留学”经验。包天笑在为向恺然(即不肖生)作的传中这样写道:“据说向君为留学而到日本,但并未进学校,却日事浪游,因此于日本伎寮下宿颇为娴熟,而日语亦工。留学之所得,仅写成这洋洋数十万言的《留东外史》而已。”〔3〕这段话可以与小说开宗明义的自我陈述互相印证:“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来此地……用着祖先遗物。说不读书,也曾进学堂,也曾毕过业;说是实心求学,一月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来,祖遗将罄,游兴亦阑,已渐渐有倦鸟思归故林之意,只是非鸦非凤地在日本住了几年,归得家去,一点儿成绩都没有,怎生对得住故乡父老呢?想了几日,就想出著这部书作敷衍塞责的法子来。”写什么呢?作者将留日的中国人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公费或自费实心留学的,第二种经商的,第三种是既不留学也不经商,专门吃喝嫖赌的,第四种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大大小小亡命客。作者称前两种人与自己“无笔墨缘”,因为他们“每日有一定的功课职业,不能自由行动”,而后两种人却有“种种风流趣话”和层出不穷的“丑事”供自己揭发:“凡来这里的,多半有卷来的款项,人数较前清时又多了几倍。人数既多,就贤愚杂出,每日里丰衣足食。而初次来日本的,不解日语,又强欲出头领略各种新鲜滋味,或分赃起诉,或吃醋挥着拳,丑事层见报端,恶声时来耳里。”——如此的写作动机与兴趣,决定了《留东外史》的格调。包天笑说这部小说,“所写都是吾国留日学生的异闻艳迹。其中所述,有影射某人某事的,凡是日本老留学生,都能指陈其事。”〔4〕民国文化史杂家郑逸梅也认为小说中的描写“十有九实”,可以证明这部小说有很强的纪实性成分。可惜的是,由于玩世的心态和低级陈腐的趣味,这种“影射”并不能给人多少艺术上的真实感。
   《留东外史》问世后,引起新文学界的猛烈抨击,鲁迅将这部小说斥为“嫖界指南”;周作人认为它“不诚实”,不是“艺术”作品。〔5〕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留东外史》在世俗社会中引起巨大的轰动。小说一百六十章,分六集,附批语,历时十年出版。这个事实本身也在说明问题:一部现炒现卖的东瀛异域小说能够如此长久地畅销,显示着大众期待的满足程度,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小市民琐屑的欲望与市场机制,左右着不肖生的如椽之笔;中国民众对“小日本”的奇异想象和激愤之情,通过《留东外史》得到了表达和宣泄,或者说,《留东外史》写出了中国民众希望看到的日本。
  《留东外史》问世后,不仅在世俗社会,同样在文学界产生影响,甚至连刚出炉的新文学家、“创造社”的张资平,对不肖生的“写实”手腕佩服得五体投地,将此书当作箧中宝,时时观摹。〔6〕此后的滕固、崔万秋、刘呐欧、叶灵凤等人的作品,都有与《留东外史》一脉相承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留法学子陈登恪竟然模仿《留东外史》,写了一部《留西外史》,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而老舍写《二马》时,则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弄成《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7〕,这从反面证明了《留东外史》的影响力。半个世纪后,随着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留日狂潮再度兴起,格调类似的《上海人在东京》(樊祥达)、《东京有个绿太阳》(蒋濮)相继出现,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历史似乎又开始了新一圈的轮回。看来,只要中日两国的关系不能真正的正常化,这种非良性的文化互动大概永远不会结束。
  
  (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注释:
  〔1〕《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2〕《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4~105页。
  〔3〕〔4〕引自范伯群文《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平江不肖生》,《武侠鼻祖向恺然代表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5〕仲密:《〈沉沦〉》,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郁达夫研究资料》(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6〕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这样记述:1918年夏天张资平到福冈海滨度假,郭沫若当时正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读书。在松林里散步时,郭与张意外相遇,两人聊了一通后,郭就随张到他的寓所。郭发现,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几本书。他顺手拿了一本看,是当时以淫书驰名的《留东外史》,就问张:“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张回答:“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的手腕不坏啦。”郭不再说什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章回体,就把书放回原处。
  〔7〕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一文里写到:“最危险的地方是那些恋爱的穿插,它们极容易成为《留东外史》一类的东西。可是我在一动笔时就留着神,设法使这些地方都成为揭露人物性格与民族成见的机会,不准恋爱情节自由地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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