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喧嚣文化
作者：刘心武
当今的中国游客，有些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游客，到了旅游地舍得花钱，一掷千金的气概不仅让东道国人士瞠目，就是来自其他富裕国家的游客，也都印象深刻。中国人的钱不能不赚，但同时也就必须忍受中国人的种种毛病。据说欧洲有家博物馆现在一听中国旅游团要来，馆长就万分紧张，因为根据前面的接待经验，某些中国游客会完全无视有关的参观规定，他们会频频伸手摩挲不许触摸的展品，会毫无顾忌地违反规定用闪光灯拍照，甚至满不在乎地越过隔离栏，去贴着雕像拍“到此一游”照。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游客都有这类毛病，在每个旅游团里，这样的游客在比例上可能也只有四分之一以下，但中国旅游团的到来，就意味着这类出格的表现一定会出现，区别只在多与少、轻与重！以致出现了这样的事态，某欧洲著名博物馆听说有个中国旅游团将在下午来参观时，在忧患的焦虑中，作出了提前闭馆的决定。
也不仅是中国一般游客有说话声大的特点，笔者在国外访问旅游时，多次遇到过从国内过去的考察团，有时还会遇到出公差的三五个人的小团队，无论是在机场候机厅和机舱内，还是在百货公司和餐厅之类的地方，本来很安静，忽然声浪起，我就会喜惭交集，喜的是异国闻乡音，惭的是为什么人家都能做到“跟谁说话让谁听到就行”，我的同胞却非要把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的招呼、对话，用那么大的分贝值表达出来，而且一点也不在乎对同一空间里的其他人造成干扰？
根据笔者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国人（不是所有，但为数不少）嗓门大，在公众空间里也毫不收敛自己的嗓门，形成大声喧哗的效果，是在起码从上个世纪初以来，就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而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前二十几年，这种文化更加普及，表现出来也就更加强烈，目前通过中国旅游团在外部文化对比下凸显出来的这一喧嚣文化，只不过是其余绪罢了。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这种喧嚣文化是伴随着进步的社会革命而生成的，有其宝贵的历史价值。像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激动过亿万中国人的名篇，光那题目就显示出与细语低吟相反的高呼畅啸。在掀翻三座大山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进程里，中国民众的喧嚣呐喊体现出了醒狮的气派，而这醒狮不是单个的人，是一个集体，是革命的阶级。在那样的一种历史进程里，个人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个人总是必须汇聚到集体中，发出共同的呐喊，才算获得了一种正面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土地革命，简称“土改”，曾使投身其中的丁玲等一批作家爆发出创作热情，周立波就把他的长篇小说命名为《暴风骤雨》，丁玲的长篇小说题目稍微温和一些，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但里面对众声喧哗的革命话语有着极其细致而真切的描写，比如农会主席程仁发动群众斗争地主钱文贵的场面：
程仁问大家说：“……他吃咱们的血汗压迫了咱们几十年，咱们今天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对不对？”
“对！有钱还债，有命还人！”……
台上台下吼成了一片。
……人们都涌了上来，一阵乱吼：“打死他！”“打死偿命！”
一伙人都冲着他打来，也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有一个人打了，其余的便都往上抢，后面的人群够不着，便大声嚷：“拖下来！拖下来！大家打！”
……虽然两旁有人阻拦，还是禁不住冲上台来的人，他们一边骂一边打，而且真把钱文贵拉下了台，于是人更蜂拥了上来，有些人从人们的肩头上往前爬。
不仅声浪喧嚣到极致，而且伴随着狂暴的肢体语言。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虽然是有领导者在场，但事态往往会发展到如此无审判规则无语言和行为限制的局面，这一方面是因为被革命者积恶甚多积怨深重，一方面是因为革命领导者认定“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一种喧嚣文化也就在对这类场面的推广、肯定甚至赞美中，在人们的心理上浸润开来，在行为上惯常起来。
1949年以后，按说应该尽快从政治斗争转轨到经济建设上，但一方面确实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恐怕也是“树欲动而自生风”，群众运动，众声喧嚣，一群人斗争一个人，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在涂光群所写的《丁、陈一案小窥》中（收入《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书，1995年6月第一版），他这样写到丁玲、陈企霞被指认为组成了“反革命小集团”后，于1957年7月25日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多次召开的批斗丁玲的数百人大会：
……会上形成一边倒式的揭发、批判气氛，使被揭发的人难以为自己申辩。……记得第一次开会，丁玲出场，她在台前站立，人们纷纷要她交代为何“向党进攻”，她有口难辩，半天只做不得声，突然她伏在桌上痛哭失声。
这离丁玲写下我上面所引的关于斗争地主钱文贵的文字还不到十年，被她以文字所肯定的众声喧嚣的斗争，竟落到了她自己身上，斗争她的作家们总算还没有叫喊“打死她”，肢体语言大概也还只是举臂呼口号，没把她拽下台来，但那种个人在群啸中被剥夺了自辩权的深重痛苦，是非常具有历史的悲剧意味的。
笔者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喧嚣文化中度过的，也被训练出了一定的话语技能。笔者十九岁起就到一所中学任教，在教研室里，如果两位教师凑在一处低声说话，那就会被旁观者认为起码是思想情绪不健康，我后来就总保持住一种对一个人说话也总让同室者听到的分贝值，以免旁耳误会。在后来所参加的批判会批斗会上，我不仅一定跟着高呼暴烈的口号，而且还总怕自己的声音相比之下太低或者肢体语言（比如举臂）太软而遭致“温情主义”甚至“假批判真包庇”的指摘。
在上世纪中后期，不仅阶级斗争是众声喧嚣，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大体是处于那样的一种“声境”。比如1958年“大跃进”时的民谣，后来被郭沫若和周扬编选为一本《红旗歌谣》，其中绝大多数都必须吼出而不是吟出，最著名的当然是那首《我来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还有一首《中国人多英雄多》：
中国人多英雄多，
一人一铲就成河。
中国人多好汉多，
一人一镐把山挪。
中国人多画家多，
一人一笔新山河。
中国人多诗人多，
一人一首比星多。
当时读这首歌谣很兴奋，现在读来就感到虽然其中有“一人”的字样，其实还是以集体、族群替代个体生命，这宏大的声音里，并不包含尊重个位数的独立生命的因素。
到“文革”时候，中国人的喧嚣文化达到了本民族历史以来的最巅峰。那时候屋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每天会连续很久地广播出声色俱厉的话语。当然，有时候也会播放“特大喜讯”，比如1968年后各省市相继成立实现了“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于是形成一个竞相以当时认为是最美丽豪壮的语言发布“给毛主席的致敬信”的“声浪”，下面是从中摘录出的一些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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