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十年一觉才识梦
作者：李 峻
立法方面：1933年1月后，邀请著名法学家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令、条例的制定工作。1933年1月，在孙科主持下，立法院成立了由四十多位立委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简称″五五宪草″）明令公布。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是较有成效的，其《宪法草案》、《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育方面：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1928年11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中研院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机关，由蔡元培任院长。在朱家骅1931年任教育部长时，主持订定中小学课程标准及小学法、中学法等，创办中央图书馆、博物院、编译馆。1935年5月28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向行政院会议提交《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的提案》，同日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二十四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十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
知识分子富于浪漫主义气质与乌托邦理想，其从政颇具理想色彩，而其中首要的问题是缺乏政治精英所必需的政治经验和行政能力。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二十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疑，这是翁文灏与丁文江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了。他们自己也承认：“对处理问题时所应遵循的一套改良行政程序和行政院应负的职责等，我都一窍不通。”〔2〕
实际也是如此。进入政界后，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援引李石曾的话说，蒋“与苏联当局打交道时，缺乏实际外交经验”〔3〕。制定农村政策的高层人员往往脱离实际，不善于在政治游戏规则中将理论主张落实为具体的行动方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央最高层制定土地政策的共有萧铮等十人，其中五人在大学任教，六人有留洋经历。这些人尽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实际了解太少，最起码对农村的感性知识不够。由南京政府经济顾问杨格设想出来的长江下游各省建立模范区的计划，表现出来的是知识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实际操作者的现实主义态度。因此，国民党农村政策的失败，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是一个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并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的政权。军阀和军阀集团以武力为后盾操纵和控制国家政权，其最突出的表征，就在于军权高于一切，暴力和战争不时笼罩着全社会，并成为解决国内一切政治问题的经常性和最为有效的手段。蒋氏政权延续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允许知识分子学术上、教育上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与独立发展，但若要在政治上唱反调、搞反对派，则坚决镇压。其镇压手段有时是非常残酷的，许多从事政治、鼓吹民主、反对专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吸收技术专家参加政府并不表示国民党对民主政治的诚意，因为它没有改变国民党独占政治体系的局面。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正副院长和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人选，无一不是国民党籍。蒋介石引入少数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过程，参与管理经济、教育等，只是对党治国家粗糙的外部形式所作的少许修饰。他们帮助制定了无数有关社会、经济重建的计划；尽心竭力地草拟了法律和宪法草案，但与政治现实无甚相干，无钱资助项目，无权实施决议。他们是南京政府实行控制的工具，而不能独立表达意见与首创精神。与蒋介石最接近的陈布雷最觉个中隐痛，曾感慨叹曰：“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岂能甘于此乎？”〔4〕
这些就是1928至1937年十年间知识分子参政无所作为的时代与自身局限。
（《独立评论》，1932年创刊，1937年停刊，共出243期。）
注释：
〔1〕转引自袁伟时：《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傅斯年故事之三》，《新闻周刊》2004年3月，总第172期。
〔2〕《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3〕《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页。
〔4〕王泰栋：《陈布雷外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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