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知其一也要知其二
作者：范 泓
首先，陈文认为：“钱谦益言‘毛氏之书走天下’是张冠李戴。此话不是钱谦益说的，而是清代大藏书家朱彝尊说的。”陈文依据王余光、徐雁两先生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毛晋汲古阁读书生活”一文中清人朱彝尊的一段话，即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下至传奇小说（陈文在此多录一“下”字），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应为“由是秘书锓本走天下”），据此认为“范泓在文中却改为‘毛氏之书走天下’，加在钱谦益的头上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氏之书走天下”确为钱谦益所言。１９９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牧斋有学集》中《隐湖毛君墓志铭》一文有云：“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志远相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意。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经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下册，第１１４１页，竖排第五列）此书系钱仲联先生点校。毛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后改名为晋，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年改号隐湖、笃素居士。毛晋为钱氏之门生。２００２年２月，徐雁教授在《苏州杂志》第一期《“虞山派”藏书事迹》一文中称毛晋“壮年从游于钱谦益，在藏书、刻书活动方面得绛云楼主人之益亦非浅鲜”。绛云楼主人即钱谦益，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朱彝尊生于１６２９年，晚钱氏四十七年，晚毛氏三十年，所谓“由是秘书锓本走天下”，应是钱氏之语而为后人所引申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次，陈文中第二点：“关于‘佞宋’的问题并非毛晋的故事，而是清中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之事……”此话并不为错。黄丕烈是清代乾嘉之际著名大藏书家，杰出的校勘学家、版本学家，其人“蓄书多宋本”，可谓无人不知，故有“佞宋”之雅号。我之所以认为“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佞宋’，将其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是指长期以来，毛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即毁多于誉。如长沙名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即称，毛晋“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矣”。这实在是一大误会。曹之先生在《毛晋刻书功过谈》（２００１年湖北编辑学会《出版科学》第四期）一文中作过分析：“毛晋刻书大多以宋本为底本，毛晋刻书底本使用古籍善本之例甚多。例如《诗外传》、《郑注尔雅》、《后村题跋》、《魏公题跋》、《芥隐笔记》、《孟东野集》、《歌诗编》、《玄英先生诗集》、《松陵集》、《花间集》、《片玉词》、《史记索隐》、《姚少监诗集》、《乐府诗集》、《吴郡志》、《杜工部集》等书，均以宋刻本作为底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年严州郡斋刻本《新刊剑南诗稿》，就是当年毛晋刻《剑南诗稿》使用的底本。”毛氏在当时的条件下，校刊不精，文字多有讹脱，是不争的事实。《放翁逸稿》中就混有李纲、邓肃等人的作品，《宋名家词》中也有一些张冠李戴的现象。黄丕烈在《宋刻李群玉集跋》中曰：“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顾千里《陆游南唐书跋》亦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后人指出毛本中之错讹，不以贤者避，实为一种可取的态度，但某些“佞宋”者以“贵远贱近”的态度否定包括毛本在内的明代刻本（曹之语），则让人不可理解。所谓“佞宋”是指对宋本书的一种盲目崇拜。不过，台湾学者王曾绍先生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九期上撰文，认为“‘佞宋’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藏书家、校勘家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什么坏事”，似又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拙文其本意非在讨论宋本与明本之孰优孰劣，在言及毛晋刻本时不过一笔带过，并未展开，而陈文批评说“‘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的没有别人，也只是范泓‘自己一人’而已”，其实也是一种误读。但如果此事涉及当今“读书界、学术界的一大弊端”，则不得不作出以上解释。同时，我十分认同陈福季先生“关于毛晋、钱谦益、黄丕烈和朱彝尊等大藏书家的事迹资料不说车载斗量，可也说数量不少，不难寻觅。如不确凿，不妨多处查查，弄准确了再写不迟”这样的话，因为对于任何一位为文者而言，“率尔为文，这就难免错位嫁接，张冠李戴，远离事实”，无论如何，都是必须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