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日本人的世俗精神
作者：贾庆军
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要么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现就是自杀，如武士的剖腹。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径：一个是直接报复嘲笑他的人，为自己正名；一个是通过折磨第三者来发泄心中的怨恨。前者形成了日本竞尚复仇的风气，如四十七士的报仇行为；后者的表现如在日本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经常欺侮低年级的学生，在军队里则是二年兵想方设法侮辱一年兵。因为他们都是从低年级上来的，都受过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气发泄在下一级上，于是每个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典型，这种性格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道德社会无形的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涤。
由于对人的要求是那么高，除非他成了圣人或神才能免除外来的嘲讽。因此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可能或多或少的具有受虐－施虐倾向。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不仅对外来的批评和嘲讽极为敏感，对外来的恩惠也极为敏感。因为多一分恩惠就意味着多一份义务，也就增加了受到嘲讽的机会。所以日本人很少会接受别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情义最多的社会最后却使得人人躲避情义和恩惠，这成了日本社会中奇怪的悖论。对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对他越冷漠和粗鲁，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亲情爱情中也不可过于亲昵，对可爱的少女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称为“好”青年，反之就是“坏”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是要划清界限，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所以同日本人交朋友是很难的。以道德纯洁自居的他们同外界接触时，高傲的自信不久就会变为拘谨、怯懦和自卑。
道德的严格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耻辱文化使日本社会成了一个失乐园，琐碎和烦苛的规矩成了他们不能承受的负担，所以日本人又发展出了其他生活方式来调节自己紧张的神经。
日本人培养享乐，追求享乐，尊重享乐，而且其享乐已近乎残酷。他们最喜欢的一种享受就是洗热水澡，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每天傍晚都要泡在滚烫的热水中，将全身泡得如同红虾，这近乎残酷的享受使他们回味无穷。另外一种享受是睡眠，他们不管什么姿势或在什么状况下都能舒舒服服的入眠。他们也可以酗酒，在酒宴上他们纵情歌舞，开怀畅饮，丑态百出，不必再顾及什么礼仪。更令人诧异的是他们在性享乐方面的开放，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也划分开来，前者属于他们必须尽的义务，在这里他们要遵循各种清规戒律；另一个领域，只要他们有能力，就可以蓄养情妇。这都是公开的，不同的是不允许将情妇带回家，因为这会破坏这两个领域的界限。只有当情妇有了小孩时，男人愿意的话才可将其接回家，但其情妇只能做佣人，仍不是正式家庭成员，界限仍在。没钱蓄养情妇的男人就去找艺妓或妓女消遣，而且他们的妻子还为他们梳洗打扮，支持纵容他们，甚至妓院送来的账单妻子也是坦然支付。即使妻子有怨言也没办法，因为这种享乐乃是社会允许的。
不过，为了维持其道义社会的稳定，不致让享乐放纵动摇了社会秩序，日本人有又一条规定，就是当社会要求他履行义务时，他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当下的享乐去尽义务。享乐不能成为他们的人生目的，它仅仅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消遣。正是如此贬低享乐才使日本人既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它，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它。
日本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达到圣神的境界。正是如此才形成这个道义的社会，也正是因此才形成了日本人的耻辱，以及其一系列的性格特征。外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仅仅是达到圣神的限制条件，如果真要成为圣神，就必须进行艰苦的修炼。修炼分两种：一种是能力修炼，一种是“圆熟”修炼。能力修炼就是加强其驾驭生活的能力，其途径是通过意志来驾驭肉体，训练肉体，使之听从意志的命令而不是肉体自身的要求，为此甚至不顾肉体的自然规律。如日本人喜欢耐寒苦行，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常见的还有睡眠、绝食训练，在小学里冬季没有取暖设备，孩子们要忍受严寒。这些残酷的训练可以增强其意志，提高忍受人生苦难的能力。
在现世成神成圣或达到圆满是日本人一切行为的源动力。当他未达到“圆熟”时，他就陷在耻感当中，他肩负着不可逃避的情义责任。一个日本人有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类截然相反的性格。一个人对他的上级既可以服从，也可以反叛。他的修养低时，出于情义他要报答上级的恩惠，他就表现为顺从；当他自认为反抗上级就会达到完满或成全他的完满时，他就会违逆上级的命令，甚至反击上级，四十七士的报恩与反抗就是典型的写照。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既可以无私地承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可以谨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够勇敢得有些鲁莽；既殷勤有礼，又傲慢不逊；既对上级驯服盲从，又会顽固地反抗违逆；既极端地保守，又非常地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然而无论其性格内容如何对立，我们却可以看出其本质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结底，这是将现世神圣化、绝对化和惟一化的必然产物。刀是僵硬、鲁莽、野蛮的刀，菊是颓废、瘫痪的菊，它们缺少的恰是理性的节制与温和。
这种民族性格对日本的现代化既有利也有弊。他们的服从、牺牲精神有利于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法制社会的建立，而且其金字塔式的上下级服从关系还有利于克服现代社会过度平等自由带来的混乱。然而这种服从和牺牲精神也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制造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灾难。他们的放纵、反抗精神有利于打破固有规范，促进发展和创新，也有利于消除腐败堕落的上级的蛊惑和蒙蔽，使集体和社会保持活力。但这种自由易于变成无政府主义的狂欢，从而成为集体的放纵和发泄，法西斯主义也是这种造反情绪的产物。何时日本人会摆脱服从和放纵的极端化行为，消除自卑与自负的恶性循环，他才会真正的踏入文明的门槛，那时刀就将是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刀，菊就会是灿烂而温和的菊。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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