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政由贿成”
作者：李占伦
同治三年，张氏奉旨前往甘肃会同布政使恩麟防剿陕甘回民起义期间，亲历乱离失所、哀鸿遍野的败亡，而清兵滋扰，更是雪上加霜。甘肃提督陶茂林，居省城公馆，“以亲兵千人自卫，街市滋扰不堪。兵勇于省外掳来女人，在省出卖……民间俱要需索，否则纵兵奸抢”。其部属穆春严“夏间住陕省一月，抢劫案竟至四百余起之多，逼死妇女一百余人”。百姓怨怼：民之苦兵，甚于苦寇。
“政由贿成”，贿所从来，只有二个渠道：或吮吸百姓，或侵吞府库，这是不言自明的。朝廷所命外官，本以聚敛为能事，加之地方官吏中，那些花银子买来的所谓“捐班”又不在少数，这些人一旦得手，便以千百倍于“捐银”的贪求从百姓和府库中攫取。
老百姓交粮纳税，除了官府规定的正额之外，尚有专供各层官吏侵吞的“浮收”，这本是公然行之的惯例。但这些仍远不能填满他们的欲壑，还要创新出许多奇巧名目盘剥民众。如福建省有“械斗费”、“暗赌费”等进项；甘肃省有日捐、月捐、黑捐、飞捐、亩捐等捐法；四川有“放炮”、“倒炮”、“太平炮”等名分：“官将去任，减价勒税，名曰‘放炮’。繁剧地方，放炮一次，可得万金或五七千金不等”。又有新官甫经到任“亦减价催税，名曰‘倒炮’”，其聚敛的钱财比放炮还要多，这种放“炮”得来的款项，绝大部分进了做官的私囊。
还有一种花招，称为“发商生息”。“不肖州县捏禀该管道府，借口前任仓粮中有霉变，或一万石，或两万、三五万石不等，必须减价出粜”。其实粮并未霉变。尤为甚者，遇有水旱偏灾，青黄不接之时，国家出籽口，而“州县领银后，捏造诡名清册，送司备查”，即或“间有实发者，又多系书吏冒领，不能实惠及民”。
在江西，田产交易税契尽为书吏州县侵吞。“州县所收税契银两，并不解司，随收随用，如应得陋规一般”。
闽浙总督颜伯焘，革职后回广东原籍，途经漳州，搬运箱笼什物的扛夫有六七百名，一连十天才过完。其“差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五天就“用去一万余金”，全由汀漳龙道府库开销，而且撵不得，哄不走，大有不吸尽民脂不罢休之势。
敲骨吸髓的盘剥，竟使亿万百姓穴居毳服，藜藿不给，稍遇灾荒，便折骨为炊，易子而食。道、咸以降，义民风起云涌，举国无处少安。
张氏在陕西粮道任内的经历，足以明了为官者巧取国库之能事。陕西粮道之所以成为吏宦垂慕的肥缺，“不过斗斛盈余耳”。其东西二仓所贮之粮，弊伪无数。因为是军粮，为防军将挑剔作梗，每年三节两寿，每次以府库款馈送将军“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包。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百米四石”。“抚台分四季致送，每季一千三百两，节寿但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制台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差家人赴兰州呈送”。
不仅如此，由于“西安地当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迎客，“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必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仪程在外”。陕西粮道每年总收入约六万两，仅官吏的吃喝饮宴便用去五万两，而连年蝗旱灾害却得不到及时赈恤。督粮道方用仪调任交卸时，为最后再捞一笔油水，竟为民间购麦壳四千石搀入东、西二仓中。
道光二十八年，张集馨署任四川藩司。山西巡抚王兆琛在四川藩任时与下属合谋，私取库存闲银万余两，此乃监守自盗，罪名重大。总督琦善饬司查办，遂得官吏互相染指实情，面对人物两证，王兆琛仍百般狡展，拖延不肯退赔，终无丝毫处分。
犍为县令朱在东不问政事，穷奢极侈。“民间词讼，一概高阁”，“每日至申酉之交始行下榻，彻夜不眠”，“署前贩卖熟食，及小经纪人，日落云集，通宵灯火不绝，邑人呼为鬼市”。在其任内，竟贪污“正杂款项九万余金”。经后任查出，朱在东因手里把握贿赂历任将军、院、司、道、府的印簿证据，全不在乎，连总督琦善也“以案情牵涉大员”而畏葸莫措，最终还是草草了之。
咸丰十年，张集馨署理福建布政使，发现闽省州县无不侵挪国帑入己，若按例参革，将至三、四十员，其网线错结，牢不可破，终于未能纠办，任其滋漫。可见泄沓欺蒙，上下一辙，纲纪断烂，早已病入膏肓，国家败亡，早已铸成定数。
以贿为政，贿赂公行，为吏做官全然成为金钱物欲下的交易，从根本上摧毁了国家官僚制度的职能，滋生了一大批噬血鬼、寄生虫。晚清仕籍，不外科甲、捐班。那些京闱要员，封疆大吏，多系皇帝亲戚内幸，其中相当一部分乃不学无术之徒，除了吃唱玩乐，几无他能。说到科甲，其时科举早入末路，弄虚作伪，弊端百出，即使有些人幸登科入仕，但若要得一个有实权、有实惠的官职也要以源源的纳贿为本钱。至于捐班，更是三教九流、市井无赖、纨袴浪子无不有之。国家政务，仰赖这样一群人，其政治局面便可想而知。
贪官污吏的孳乳繁衍，终使那些忧国忧民的人孤立无援，不是被参免谪贬，就是被迫挂印告归。当年曾有人问袁宗道，为何不官而归。袁氏说道：为官者对上司要做狗，对同僚要做鬼，对百姓要装神，上下不能做人，只好辞官。袁氏虽为明人，但他的话对晚清官场也是贴切的注解。
晚清吏治之所以造就“政由贿成”的局面，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国家无力支持官僚体系，一方面每次会试得进士者近三百人，逐年积累，备员蚁集，少有开缺；可另一方面，为增加国帑，又不得不行捐班。前者不解政务，后者品如宵小，这样的官吏队伍，能治理国政吗？无论中央、地方，国家直接任命的官员很少，而且官俸极低，根本维护不了为官者的用度。官吏收入主要来自种种约定俗成的“陋规”。由于国家直接任命的官员极其有限，中央和地方各政府部门充斥着大量幕吏，加之，朝委官员多为科举出身，基本不懂政治事务，各地政务实权多由幕僚、吏目专擅。他们没有俸禄，唯一的收入就是想出奇巧花样，勒索民财，种种手段相沿习久，遂成定则。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专制统治，至清代特别是雍正朝以降走向极端所至。除了皇上一人发号施令，牧役天下，所有中央、地方政府机构，甚或内阁、军机处都没有决策权力。民众是奴隶，官吏是奴才，压根儿不知道所谓“主人”是什么劳什子，所以当官的只要把皇上蒙哄好，只管钻营取巧，捞尽好处就是了，管它国家兴亡，于我何干！
“政由贿成”，既是昏昧、专制社会的产物，也是埋葬这种社会制度的墓穴。只要看一看晚清道、咸以来的吏治局面，便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新潮社1924年版，第336页。
〔2〕冯桂芬：《厚养廉议》，见《皇朝经世文编》。
〔3〕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9～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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