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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与中华英雄梦
作者：孙宜学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知识分子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开始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和文化，使习惯于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中的个性主义因素和自由民主思想，并希望中国也出现诸如法国的罗兰夫人、拿破仑、意大利烧炭党人等这样的民族英雄，以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创造出一个充满新气象的少年中国。实际上，不但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先觉者如此，当时整个时代都在焦灼地期盼着出现救世英雄。
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就是在中国人的这种期待视野中出现并受到异乎寻常的推崇。
二
拜伦是清末最早被介绍过来的外国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但中国人介绍拜伦，最先关注的并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是他暴烈的反抗精神，是他身上那种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清末民初是为一般热情的青年所认同和接受的，特别是他为助希腊独立而命丧沙场的壮举，更令清末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的热血青年倾心不已。对此鲁迅曾有过中肯的评价：“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坟·杂忆》）拜伦不仅是诗人，而且是革命家、实际活动家。他的一生都在以挑战示威的态度，以异样的勇敢和热情，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毫不妥协的精神，报复或反抗社会专制和压迫，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争取自由与正义：当“神圣同盟”疯狂瓜分欧洲时，他是欧洲各国反对“神圣同盟”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是“烧炭党”的领袖之一；在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革命军统帅，最后，为了希腊的独立和自由，他把自己的生命也留在了那儿。拜伦身上的这种光焰逼人的自由战士精神，成为清末民初志士青年心中的一盏明灯，而希腊则是拜伦从诗人变为英雄的转折点，也正因此，拜伦的《哀希腊》一诗在晚清备受青睐，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胡适都曾将这首诗译成汉语，这在晚清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外国作家中是罕见的。
作为最早具有世界性眼光的中国先觉者之一，梁启超在观照、取舍西方文化时，欣赏、钦慕的也是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文人英雄，其中就包括拜伦。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2号上首次刊出拜伦和雨果的照片，并称他们为“大文豪”，盛赞拜伦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摆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显然，在梁启超功利主义的眼睛里，拜伦作为文学家的价值远远逊于他作为希腊的英雄的价值。在发表于《新小说》上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曲牌形式译出了拜伦长诗《该隐》（梁译为《渣阿亚》）和《唐·璜》（梁译为《端志安》）中关于希腊的两节诗，其中《唐·璜》中的一节是：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术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唐·璜》中的这节诗歌颂了希腊光荣的过去，哀悼希腊当时被奴役的处境，热情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斗争，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梁启超把这节诗视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点睛之笔，可谓深知此诗三味。梁启超孜孜以求救国救民，他从拜伦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期待的“新民”的典范，所仰慕的英雄精神，感到了一种心灵相契的激动。在注解中，梁启超说：“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竟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励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是为中国人说法哩。”〔1〕这真可谓知人之论。此时的梁启超，“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要让中国接近世界十九世纪之文明”。拜伦作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却能在希腊独立解放战争时慨然投身相助，成为一个文人英雄，无疑这会令同样具有强烈的报国热情的梁启超心向往之了。
就这样，拜伦在中国文学中的第一次亮相就被梁启超刻意渲染成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热爱自由、勇于献身的无私英雄形象。从此，拜伦在中国就和“民族国家”情怀融为一体，给苦难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激荡着当时与希腊人境遇和心态相同的中国人的救国图强之志。
但给这两节诗命名的却并非梁启超，而是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金一和马君武。金一将梁启超译为《渣阿亚》的部分改译为《吊希腊》。1903年，马君武通过比较歌德、席勒、丁尼生、卡莱尔、拜伦和雨果，得出结论说：只有雨果和拜伦才“使人恋爱、使人崇拜”。他称拜伦是“英仑之大文豪也，而实大侠士也，大军人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闻希腊独立军起，慨然仗剑从之，谋所以助希腊者无所不至，竭力为希腊募巨债以充军实，大功未就，罹病逐死”〔2〕。但他遗憾于梁译《端志安》不完整，所以决意重译此诗。1905年，马君武将《唐·璜》中的这十六节诗全部译出，并采取了较为自由的七言古歌行体，且冠以《哀希腊歌》诗名，其中诗句：“暴君昔起遮松里，当时自由犹未死。曾破波斯百万师，至今人说米须底。吁嗟乎，本族暴君罪当诛，异族暴君今何如？”（其十二）和“劝君莫信佛郎克，自由非可他人托。……可托唯有希腊军……劝君信此勿复疑，自由托人终徒劳。”（其十四）表现了反暴君、反强权、争民族自由独立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与梁启超对拜伦的关注点是一致的，当然与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也是契合的。
实际上，“马君武译《哀希腊》，目的在鼓吹民主革命，多窜改原意”〔3〕。马君武也并不掩饰自己翻译这节诗的功利目的，在该译诗题记中他就长叹一声：“呜呼？裴伦哀希腊，今吾方自哀之不暇尔。”〔4〕当时任何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都能切身感受到他将这节诗题名为“哀希腊”的深意，并自然会用“中国”去替换“希腊”。苦难中的希腊有拜伦这样的英雄慨然赴死，要拯救同样可哀的中国，自然需要千千万万的中国拜伦！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腐败现实的切齿之痛，使马君武自梁启超之后再次浓彩渲染拜伦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崇高意志，再次将拜伦在中国定格为英雄。
以拜伦的自由精神为中国人说法，是拜伦输入中国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价值之所在。不独梁启超、马君武如此，甚至一向主张温和的胡适在1914年翻译这节“哀希腊”时也难免其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和战斗豪情。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1907年在东京写就的《摩罗诗力说》。鲁迅从当时急迫的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出发，本想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廊里找到一个能担当社会革新重任的“精神界之战士”，但结果发现“诗人绝迹”，于是只好“别求新声于异邦”，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浪漫主义诗人中，发现了足以彰显时代强音的“摩罗诗派”。所谓“摩罗”，“欧谓之撒但，人本以目斐伦（G.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鲁迅要把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反抗精神当作刺向几千年吃人的封建文化的利器，以强烈的个性精神唤醒在“铁屋子”里昏睡的中国人，使他们起而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救亡战斗，进而创造并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华。
显然，时代意志左右了拜伦的中国介绍者的视线。实际上，在拜伦的精神气质中，既有热烈亢奋的一面，也有忧郁感伤的一面，但大多数介绍者们显然更重视他的前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一面。尽管当时也有人比较客观、全面地注意到拜伦气质的两个方面，如王国维在《白衣龙小传》中就说拜伦是“纯粹之抒情诗人，即所谓主观的诗人是也。其胸襟甚狭，无忍耐力，自制力”，“彼与世界之冲突，非理想与实在之冲突，乃己意与世习之冲突”〔5〕。但因清末热烈亢奋的时代气氛排斥冷静的理性思考，所以，像王国维这样比较全面的评述在当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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