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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失败与李秀成剖因
作者：裴毅然
四、李秀成的总结
1864年7月3日，拱卫天京的最后要塞地保城失守，湘军利用这座钟山第三峰架设大炮百余尊，日夜轰城。7月19日中午，湘军用地道炸塌城墙二十余丈，由缺口蜂拥入城。黄昏时分，天京城陷。三天后，忠王李秀成在方山被两个农民所执，因争夺李秀成携带财宝发生争执，缚送清军曾国荃大营。囚笼中临终之候，由于曾国藩的史料意识，命他撰写回忆录，为这场运动留下了唯一的“亲历者资料”。李秀成于被杀前九天之内写下耸动海内的《李秀成自述》。其中有关天朝败因剖析甚值一视：
我天国坏者，一是李昭寿起，二是招得张乐行之害，三是广东招来这帮兵害起，惹我天朝之心变，刘、古、赖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陈坤书是我部将，我有十万众与他，此人胆志可有，故而交重兵于他，后谗臣见我兵势甚大，密奏天王加封其重爵，分我之权，故而自尊，不由我用，制其不能，而害百姓者，是此等之人也。南北两岸其害过之处所，我无不差官前去复安，给粮给种，招民给本两而救民命。害民烧杀，实此等人害起也。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
李秀成虽将败因之由首推李、张诸将及广东兵的扰民害民，然“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短短数言，还是道出了太平军失败的根本之源，指明根子在上面。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便一直处于清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军事形势从未根本好转。就是天京本身也是岌岌可危，十多年里遭到清军六度合围。全倚仗出现了东王、英王、忠王这样中流砥柱式的将帅，这才六围六解，数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尤其后期，军情日紧国势日危，本应放手让英王、忠王从全局出发调度兵马，将既有军政能量发挥到最大值。但洪秀全疑心重重，生怕东王故事重演，对资历很低的李秀成分兵分权，防患于未然。李秀成说是谗臣之奏，这是为洪秀全遮丑，其实是洪秀全自己小鸡肚肠。
李秀成在《李秀成自述》中多次埋怨洪秀全，认为败因在上：
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军务政务不问，我在天朝实无法处。力守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通报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当，封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悉到，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此时虽而受逼，我乃粤西之人，路隔千涯，而无门投处，我粤人未能散者实无。
入，故而逼从。……我主实因德政未修，故而败亡。
越写到后来，李秀成气头越大，语辞之间也就越无掩藏：
六解京围之后，并非主计，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这班臣子，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屈误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误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不问贤良而用，信臣不专。我屡启本力谏，与主力辨世理，万不从容，故而今日之难。我自小为民不知，涌涌而来，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了。人无天理，非是人伦，骑在虎背，不得下骑，父母失散，非我之愿。……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自此六解京围，亦未降诏励奖战臣，并未诏外战臣见驾，朝臣亦是未见。我主不问政事，俱是叫臣认实天情，自然升平之局。
固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
国业将亡，天王万不由人说。我自在天王殿下，与主面辨一切国情之后，天王深为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主任我专，政不能坏。我在京实因我母之念。见国中之势如斯，外城池概失，日变多端，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
堡垒的瓦解总是始于内部之分裂。1856年洪杨内讧标志着太平军没落的开始，直到最后洪秀全对李秀成的猜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也提出防止“弱本强末”的政纲，即广封王爵以分李秀成等重臣之权。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又怎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呢？
李秀成于《自述》最后部分总结了天朝“十误”：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纲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四、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五、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六、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误；七、误主不问政事；八、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九、误国不用贤才；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天朝十误”基本概括了太平天国重大败因：北伐失败、祸起内讧、翼王出走、主不问政、滥封王爵、不用贤才、立政无章等等。但这一切的一切，全由人事而起，即李秀成在《忠王答辞手卷》（回答曾国藩提问）中总结道：“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王元化先生通过研究也发现：“如今所流传下来的清方记载，除官书文件外，均出于读书人之手，而他们所写的野史或笔记，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太平军持反对态度。我以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能简单地用士人的反动阶级立场来说明的。”〔7〕
其实，马克思对太平军亦有置评：“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8〕
人决定事，人员素质决定了办事质量。领导集团文化层次的整体低下，决定了太平天国不可能成大事。知识是一切的火车头，这一现代理念在太平天国那里自然亦得印验。其兴也勃，其亡自然也速。潘旭澜先生评价洪秀全：“他没有统一全国，绝非中国的不幸。本质上蒙昧主义，非文化、反人类进步潮流的君权加神权统治，只能对中国走向近代文明造成极端严重的阻塞。”〔9〕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
注释：
〔1〕〔2〕〔9〕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0、267、285～286页。
〔3〕转引自《报刊文摘》2003年1月29日，第2版“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
〔4〕〔5〕〔6〕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9、103、288页。
〔7〕王元化：《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