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第三只眼看日本
作者：李兆忠
毫无疑问，作者是在正常的人性的范围内观察和描写日本人的，这种冷静而客观的眼光，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显得非常特殊。两篇小说分别发表于1934年和1935年，也就是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上海淞沪抗战两年之后，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升级之际，在热血沸腾的爱国者眼里，这样的作品肯定软弱无力，甚至有“亲日”的嫌疑。比较一下汗牛充栋的抗战文学，就可推想这一点，将小鬼子妖魔化，是这种文学的基本特征。然而，时过境迁，那种特殊的文学已无可挽回地为人们遗忘，道理很简单：将敌人妖魔化，固然可以解一时之气，却无助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纯正的理性，却更能揭示事情的本来面目，经受时间的考验。
鲁迅曾这样评价：“凌叔华的小说……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适可而止”四个字，精到地概括了凌叔华小说的艺术风格，用来衡量她的留日写作，也同样确切。在一个动荡浮躁的时代，艺术创作上能够做到“适可而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凌叔华何以能够例外？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原籍广东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北京一个仕宦文人之家。父亲凌福彭官至直隶布政使，授一品顶戴，有多房妻妾。凌叔华为三夫人所出，自幼受文学艺术熏陶，师从名家学习中国画，还跟辜鸿铭学过英文，童年时代曾在风景如画的东瀛京都住过两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时的印象完全充满童话式的天真美梦”。1921年考入燕京大学，先念动物学，三年级时转英文系。1925年1月，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小说《酒后》一举成名，之后在该刊上发表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同年夏大学毕业，受聘为故宫博物馆审查书画专门委员。1926年秋与留英归来的北大英文系教授陈西滢结为伉俪。第二年陈西滢以北大研究院驻外撰述员身份访问日本，凌叔华随同前往，在那儿住了将近两年。关于这段经历，凌后来这样回忆：“那是日本全盛时代，处处有条不紊，确是一个山川秀丽国泰民丰的强国。自从‘皇军’进侵中国本土，日本国势日拙，渐有捉襟见肘之势，而蓬莱三岛的风光也就在世界人士的心里销褪去了颜色。”1929年随丈夫到武汉大学执教。抗战时期用英文写自传体散文，1953年在英国结集出版，名为《古韵》。1947年随丈夫赴法国，后一直定居英国。
尽管身处乱世，凌叔华仍拥有一个足以培养正常的心性所需的生活环境与知识背景。她的中庸与理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涵养而成的。凌叔华曾这样谈自己的创作：“我看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由多方面看去，像绘画的人，绘一个花瓶，因各方面光彩的变化不同，绘出来便不得一样，虽然花瓶就只那一个。绘画人的技术还是第二个问题。脑子灵活的人就会骗自己说，只要画的好，还管什么别的呢？遇到死心眼的真理探求者，可要自讨苦吃了。”（《一个故事》）正是这种探求真理的“死心眼”态度，使凌叔华在喧哗与骚乱中保持着定力，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不感到庆幸。单就留日文学讲，如果没有凌叔华的存在，它将呈现严重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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