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飞鸿末途
作者：褚孝泉
拉康做过一个关于信的著名讲座，专门分析爱伦·坡的小说《被窃的信》中的信的意义。在这篇小说中一封事关王后名誉的密信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最后还是回到了它的收信人手里。这个惊险故事在拉康读来正好表达了信的特征，他说：“因为信可走个迂回，那么信就一定有一条它自身的路径，在这个特征中显示了能指的影响。我们已经懂得了要把能指设想为只能维持在移动之中。”文字一发明，几乎就立刻被人用来写信。在美索不达米亚出土过距今三千九百余年的信，一块刻满了楔形字的泥板被包在一个封套里，那是现存的世上最早的信纸和信封。信一旦产生，它就成了人类文明发展须臾不可离的拐杖。君王统帅要靠驿邮特使来传递敕命密令，商人要靠信件来安排买卖，思想要靠信札来散布。圣保罗写信给远方的信徒指点迷津，这些信里阐述的教义奠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保罗的信因此而成了《圣经》的一个重要部分。
信的出现给古代世界的文本写作和诠释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当文人学士以信的形式写作时，他们是在特意地表达一个个人化的姿态。古罗马时代的大诗人贺拉斯和奥维德都有不少书信体的诗传世，这些诗诉说的是诗人内心的情感，但是很难想象维吉尔颂扬罗马赫赫伟业的史诗《埃涅阿斯纪》也会用书信体写成。书信体常常还能直接改变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和李陵的《答苏武书》之所以如此动人，是与这两位写信人的身份密切相关，他们的悲剧身世是读者感悟的前提。我们知道《答苏武书》实际上是后人托名李陵创作的，匿名的作者显然是个文章高手，但是他的宏文必须依靠李陵和苏武这一对写信人和收信人的身份才能为读者所欣赏。
书信不仅能改变文章的写法和理解，它还能改变我们对人物的了解。西塞罗的拉丁散文脍炙人口，是传诵百世的经典。如果我们只读他的那些为后世文人着力模仿的煌煌论文滔滔雄辩，我们心目中的西塞罗将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卫道士的形象，可幸他还留下了多达九百余封的私人信札流传至今。这些信的文笔随意自然，娓娓道来种种生活琐事和内心感想。西塞罗原是以这些信做朋友间的私下交流的，不曾想他的朋友激赏他的生动文笔，不忍让这些信就此湮灭，在他死后把他的书信收集传抄开来，结果让后人知道了在公共人物西塞罗以外还有一个更亲切更实在的西塞罗。
西塞罗的书信集恐怕是历史上第一部闯入公共领域的私人文字，由此也开始了书信在私人和公共两个领域间的微妙交通。当然，信并不是专用于私人领域内的交际，公共信息也要用信来传递。在西方的中世纪，信札基本上是一种公共文本，贵族们很少自己动笔写信，他们往往是口授大意而让秘书来撰成信件，以至于在中世纪的拉丁语中“口授（dictare）”一词也同时意味着“写信”。信札即成公器，势必招来种种规矩。果然，很快就开始形成专门的尺牍规范，一封信的称呼语如何写，开始语如何写，中间的内容如何组织，结束语如何写等等，都有固定的格式，比之中国的尺牍大全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还出现了不少研究书信写作艺术的专著，专家们的主张且有分歧，形成了书信体例的意大利学派和法国学派，至今法国人的正式信件里还有一大堆需仔细分辨用法的套话，那是当年的遗风。
可是，这种程式化的书信虽然能在公众信件里盛行一时，却管不住所有的书信写作。信是个人对个人的直接对话，自然是隐秘的私人领域里心灵交往的最佳渠道，而鲜活的个性在私底下必然会耐不住规矩的枷锁。中世纪的私人书信一般不遵守正式尺牍的范例，而且，私人信件的不守规矩并不止于形式，在内容上也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策源地。中世纪是个神性压倒人性，宗教戒律肆虐的时代，在公共领域根本容不得半点异端的声音。正是在私信中，情欲的冲动才能得到自由的表露，而这种天籁之声有时也悄悄地走漏到公共领域里去。整个中世纪都有表达个人情感的私信集在流传。最著名的当数哀洛依和阿贝拉的情书集，这些交织着火一样的理智和情感的信札今天读起来还令人颤栗，无怪乎它对中世纪人的心灵会有如此大的冲击。
今天的专家们有点怀疑哀洛依和阿贝拉的书信集并不是原模原样的私信，换句话说这两位中世纪最有名的情人在公布自己的私信时很知道怎样借信的形式来对公众说话，这个计谋后来为许多作家所玩弄。十七世纪时出现了《一个葡萄牙修女的信》，情切意深，哀怨悲恻，一下子打动了整个欧洲，很快就被翻译到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里去。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法肯定这些赚了不知多少人眼泪的信的真正作者是谁，只知道那决不会是在信后署名的玛里亚娜－阿尔科丰拉多。无疑，书信体小说正在盛装登上欧洲文学的舞台，马上给我们带来了文学长剧里多姿多态的一幕。英国作家里查森被称为书信体小说的第一位大家，他的《帕美拉》和《克莱丽莎》让作家同行们喟叹：小说居然还可以这样写。这两部书信体小说的诞生过程很能表明书信是如何从私人领域跨入到公共领域的。里查森本来并没有要进行一场文体创新的意图，他的朋友们要他写一些信件范本可以让他们在写信时参考模仿，里查森笔走龙游，文才勃发，收笔不住，竟然把一册尺牍写成了一部小说。《帕美拉》的成功使里查森大受鼓舞，接下去写的《克莱丽莎》长达厚厚七大卷，全由一封封信组成。自中世纪来一直在侵蚀着公共话语的私信的涓涓溪流终于汇成了滔滔洪波，书信体小说由此风行天下，十八世纪的欧洲作家包括卢梭、孟德斯鸠这样的文坛领袖都热衷于此道。
书信体小说与过去流传的那些书信集不同，读者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知道书中的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是虚构的。但是他们还是着了迷地读这些假信，因为书信体小说为文学带来了崭新的气息。书信源自于个人间的交流，其私人话语的身份可以使人暂时摒弃社会的禁忌和伪饰，因此用书信体的形式小说家们能够酣畅淋漓地直抒人物的情感波澜，可以细致生动地勾画人物的隐秘内心。读者们则仿佛溜进了别人的闺房，大饱了窥视他人心灵的欲望。当然，浪漫主义时代人性的解放，也使暧昧细微的个人情感得到正统话语的认可而能登上大雅之堂。书信体小说在十八世纪欧洲的兴盛可谓是势所必然。
文学家们有不少理由来喜好书信体小说，除了可以营造出凸现人物心理的一个仿真氛围，小说的情节还能因此而多视角地展开。作家们很容易就发现，书信体小说里的写信人不必是同一个角色，如果把不同人物的信精巧地排列在一起，我们可以读到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观点不同感觉的描写和听到讲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声音。不少成功的书信体小说确实就靠运用这种巧妙组合不同信件的技巧。这种技巧岂不就是巴赫金称之为复调的写作艺术？不错，复调小说艺术确实能在书信体里得到充分发挥，无怪乎作家们如此热衷于替自己的角色写信，而文艺批评家们也常能在书信体小说中找到复调艺术的典型例子。
不管天才们怎么想，文学总是以生活现实为根基的。欧洲十八世纪书信体文学的兴盛是以生活中信件的大流行为背景的。自十七世纪中期起，整个欧洲就逐渐地建立起了一个可靠而有效的邮政网。各个国家内部早就有了官方管理的邮政服务，各国之间也达成了相互送信的协议。当时从伦敦发往巴黎的邮班每周有两次，四天后到达，从伦敦发往马赛的邮班每周有一次，路上花十二天。往返于新旧大陆间的邮轮每月有好几班。邮政的发达使写信成了有闲者的新嗜好，贵夫人们的沙龙闲谈靠着邮车的便利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家人间的絮语也不会因为距离而打断。载着飞短流长和儿女私情的信札在整个欧洲流转，鱼雁来往传递的多是亲人间的音讯。可是这些家常闲话也会因为书于翰笺而变得不朽。十七世纪的巴黎有位爱女至深的妈妈，当女儿远嫁他乡后就只有靠常年给女儿写信来慰藉自己的思女之情。不料写着写着一不小心成了大作家。她就是塞维涅夫人，她给女儿的信情深意切，文笔潇洒生动，不拘一格，被收集出版了以后成了法国文学的瑰宝，塞维涅夫人也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书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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