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顾准著作的刊布考
作者：罗银胜
一
“反右”斗争中，顾准立马中箭。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在孙冶方的关心下，顾准于1962年5月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孙冶方是一位懂行的、知人善任的专家型领导，他为顾准提供看来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工作环境，并不出于私人的感情，而是他懂得顾准的价值、顾准思想的重要性。因此，有人在“文革”中也说顾准在经济所“心情舒畅”，确亦如此。顾准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埋头工作，决心在会计研究上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想利用这个环境来继续自己的探索，但是这是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探索不成功，不想去影响别人”，并要“在经济研究上做‘刍荛之献’”〔1〕。因此，顾准重返经济所的两年多时间，并未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会计研究，还做了大量经济研究和翻译工作。他在此期间留下了会计研究方面的不少著述，囿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公开出版。
当时，顾准到上海、东北调查研究写出《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两部著作。于此可见他对会计事业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性的重视。
对于胞兄的这两部会计学遗著，陈敏之当然要尽力争取早日出版。然而在那个暗无天日的荒诞岁月，陈敏之的努力终归无效，这也毫不奇怪。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有转机。《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5月出版，发行了二万七千册。
然而《会计原理》的出版却充满艰难，用陈敏之的话说，真是往事不堪回首。事情还得从1976年说起，那年人怨天怒，中国北方大闹地震，孙冶方夫妇到沪暂住在老朋友陈修良寓中，陈敏之闻之晤面。不久，“四人帮”垮台。孙冶方听说顾准有一部《会计原理》还未出版，就热情地相托于姚鼐（孙冶方建国后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首任院长时，后者为其副手），姚鼐受托后找到洪泽（当时在上海市宣传口工作），洪泽则把顾准的《会计原理》手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欧阳仲华承办。说起来欧阳仲华与顾准多少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同为立信校友，只不过顾准早就离开立信，叱咤风云于疆场时，欧阳大概还少不更事。即便他孤陋寡闻，对顾准的名字终有耳食吧？话说欧阳拿到手稿后，精心拜读，一读再读，时间就在他的仔细阅读下无声无息地流淌着，他的“水磨”功夫着实堪称一绝。别人不着急不要紧，作为顾准兄弟的陈敏之摒挡一切，欲向欧阳求教。欧阳其时不知出任何官职，他对求教者打起了“官腔”，意谓顾准的书内容陈旧，词汇与现时不相称云云……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陈敏之当即取回书稿，拂袖而走。
尽管碰壁多多，陈敏之还是于心不甘，在他工作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里，有一位同事名叫吴逸，与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许毅（他也是立信老校友，与顾准在华东局财委曾共过事。我在从事《顾准传》的写作时，曾采访过他）比较熟悉。一次乘许毅来沪出差的机会，陈敏之就由吴逸引见许毅。拜访是在位于外滩的新城饭店进行的，会见虽然是礼节性的，气氛显然是热烈的，两人相见恨晚。说起顾准的《会计原理》一书，许毅拍着胸脯打包票地答应，由他带回去联系出版社在京出版。陈敏之当然感激不尽，心想终于遇到了知音。大概过了年把光景，顾准的《会计原理》确实于1983年由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唯一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央级出版社）。
此书邮寄到陈敏之手中时，他感到一头雾水，很是纳闷，以为拿到了一本“非法出版物”，因为这本小三十二开的书籍表面看来颇为“舒朗简洁”：既无出版社署名，也无版权页，当然也不会有书号、定价之类的东西。其原因是什么，陈敏之至今也没闹明白，他也不敢妄自揣测，不过他“仍然很感谢一切曾经为出版此书做过努力的朋友”。此书当时只印了一千册，其中二百册由陈敏之分赠亲朋好友，余下的八百册，蒙出版社的美意，通知让他自行出售，书款抵充稿费。陈敏之因当时工作较忙，无暇顾及此事，只好委托他的老朋友、时任上海会计学会秘书长陆修渊代为办理，售书所得八百元请他悉数汇交出版社。事后，陈敏之曾几次写信给许毅，打听原委。许毅也有一肚子的苦水，他回答说，经向财政部副部长陈如龙同志请示，顾准的《会计原理》的出版，只能做到这个份上。
后来经过再三努力，《会计原理》被收入《新编立信会计丛书》，于1984年由上海的知识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公开出版，第一版印数达三万一千册。出版社决定的印数如此巨大，当然不会是随意的。其时已届耄耋的潘序伦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作了很高的评价，这位中国现代会计的泰斗说：“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编写方法也与众不同，以他一贯的严谨学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层层剖析，逐步深入，独创一格而不拘泥于习俗。例如：主张利息不应列入成本，应从利润中支出；用数理矩阵方式，来说明复式簿记恒等原理；对借贷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务问题，均具有其独到的识见。”
二
如果说顾准遗著《会计原理》的出版历经戏剧性的磨难，那么他的另一部专著《希腊城邦制度》的问世就显得“平淡无奇”了。顾准在世时，曾与吴敬琏一起在河南“五七”干校劳改。其间他们相互砥砺，聊天是其中的方式之一。顾准对吴敬琏说过，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西方的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梳理，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他们两人决定利用难得的时机，从希腊史开始他们的历史漫游。吴敬琏后来回忆道：通过与顾准的切磋，“我看到了所谓‘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多么源远流长。这样，对于探索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源头的兴趣也就更大了”〔2〕。1972年顾准返京后，继续抱病进行这一探索，撰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其中就有《希腊城邦制度》。
在《希腊城邦制度》中，顾准从希腊城邦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最后形成过程中，探索西方文明的源流。该书分六章，顾准原拟写就后再修订，但不幸未及完稿，便溘然辞世。
根据顾准的遗嘱，陈敏之将这份遗稿检出送给他的知己吴敬琏保存，吴敬琏与顾准谊在亦师亦友，顾准将这份文稿托付给吴敬琏是寄寓无限的期望。
这份笔记，在顾准生前，陈敏之还没有读过，很想读一遍，乃商得吴敬琏的同意，拿到了文稿，读了一遍。读后深感自己学力不逮，有必要以后仔细研究，于是就重抄了一份，这样既可供自己今后继续学习西方史时随时翻阅，同时又为后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陈敏之认为：“希腊史研究，不过是五哥十年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个开端。他曾对我说到过，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十年之后，会能得到某种成果。可是，谁能意料得到，‘横逆’的袭击，竟来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症的肺癌，使他的这个研究计划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然而，幸运的是他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份笔记，虽然连这份笔记也还是一份未完稿。”〔3〕
对这部极富创见的著作，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吴敬琏，则交给院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社的国际问题编辑室收到书稿后，二话没说，立即投入精兵强将抓紧出版。其间编辑依据手稿对照陈敏之的整理稿作了精心校勘，将稿中的旁注、另页，也酌情编入正文或注释中；对稿中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专用名词和中文引文，竭尽所能进行了校核……这样，将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打造成为精品。1982年，该书顺利问世。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认为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拓荒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