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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谈晚年周扬
作者：傅白芦
原来此时周扬正因为发表了自己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看法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判。这件事，温济泽的《1983年对周扬的批判》（《炎黄春秋》1998年第11期）讲得很清楚。文中说，1983年11月，周扬向温解释他何以不得不违心地作自我批评时，叹口气说：“我是个老党员，总要顾全大局啊！”周扬审改上述序言稿也正在这个期间。我认为，“顾全大局”同样是周扬改变此稿末段立意的动因。试想，正当自己受到领导（代表组织）的批判而又思想不通的时候，不去强调党员要正确对待自己与党的分歧，而是公开倡言党要正确对待党员作家的不同意见，岂不是意味着同党对抗吗﹖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周扬自然是决不会这样做的，那么，在那篇序言的末尾，除了向党员作家个人提出要求外，还能说什么呢！那些话，与其说是议论邓拓，不如说是周扬的自白。〔8〕
在当时的形势下，作出这样的自白，也许是无奈的选择，当然不可能像法捷耶夫晚年那般的“刚烈和决绝”。而宗勉的《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原发表于《百年潮》的1999年第12期，他所了解的只能是济泽文章透露出的简明情况。其后四年即2003年6月出版的《晚年周扬》一书的“风云突变”、“山雨欲来”、“二十八天”等章节中，展现的景象就更为纷繁复杂，有的且令人惊讶！1983年3月21日发生的事情，就使秦川感到“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原来，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顾骧在书中说：“这一下，触怒了权威，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副总编辑王若水做了检查之后，胡乔木还是作了指示，要中宣部邓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对王若水进行组织处理与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9〕“但是这个‘报告’未得到中央通过下发，原因是胡耀邦阻拦了。他提出‘报告’要与被处理的本人见面，要核对事实。这样就有了３月２１日，胡乔木主持，召集周扬、秦川、王若水核对邓力群提出的‘报告’中事实的会议争吵的一幕。”〔10〕顾骧于“风云突变”这一章引用了秦川的《1983年“清污”运动追忆》一文中的记述，文字虽然长一些，对了解周扬晚年却大有裨益，索性再做一回剪贴工，大概也无妨吧。
这一天，我们来到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一开始沉默，阅读邓力群给中央的报告。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我坐乔木对面，从来没有见过乔木同志这样疾声厉色，令人坐立不安，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微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有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说过不让发表。
这时一位同志插话说：“我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原是周扬在鲁艺的学生的贺敬之也表态说：“中宣部作了记录，我相信记录是真实的，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
会场归于沉寂。邓力群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中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一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他还讲了一些情况，有时乔木还笑着点点头。
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
读过以上文字，认真思考，有了新的发现。与其说这是“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的“争吵”，不如说这是周扬为维护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而进行的抗争。有一个重要文献一直未引起探究周扬晚年现象的人们的注意，这就是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它“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11〕。《准则》的“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中明确规定：“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12〕《准则》的“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中又明确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13〕周扬是不是参加或列席了这次全会，我们不了解。《准则》公布后，在国内引发积极反响，认为这是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的重大步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周扬对此不可能也决不会无动于衷。回头看看前面引文中记述的周扬所持态度、所用语言，就很容易看出：他是以《准则》为依据的，他为切实贯彻执行《准则》做了必要的努力，虽然无效，但很可贵，奈何继之而来的竟是“山雨欲来”和“二十八天”了。令人惋叹的是，正如他曾经陷入将个人自视为党的误区一样，在有了新的觉醒本可继续坚持抗争之际，却又把横蛮斥责他的某个人视同为党了，于是写下了“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而且“不得不违心地作自我批评”，还以为这是“顾全大局”，殊不知致力维护“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的《准则》的尊严才是真正的顾全大局。这也许是周扬这一辈左翼的、党内的知识分子难以挣脱悲剧性结局的症结所在。
注释：
〔1〕〔2〕〔4〕〔5〕〔6〕〔8〕徐宗勉：《失败者的探索》，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302、303～304、304、305、305、305页。
〔3〕《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2日。
〔7〕丁伟志：《桑榆槐柳》，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9〕〔10〕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4页。
〔11〕〔12〕〔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425、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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