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为人
作者：王 昊
谈到高去寻的上述论说，则不能不谈谈编者对其人的介绍，在通信集的前言中，人们可以读到高去寻先生为人的一些片断。自从史语所迁台后，高去寻“几乎摒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辑补梁思永先生侯家庄王陵发掘不足二十万字的报告初稿上，到他1991年病逝，已经出版的侯家庄报告达七本之多，而且全部都是用辑补的字样印行”。“高平易近人，不惟对张一人如此，对他人也是这样。高仗义疏财，急公好义，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确实如此，1956年7月20日，高去寻函致张光直，替宋文薰向张光直解释其未能给张及时回信的原因。他解释道：“宋文薰兄是位不慕荣利朴实向学的人，对于社会上的应酬不很圆滑，在外表看似乎是疏懒的一流，实际上他是生活太忙、经济情形太苦了。至于他几次不给您写回信，据我所知绝不是您有得罪他的地方，也不是他对于您有任何误会，我想他是平日太忙也觉得没有要紧的事要写，所以便没写而已。此点希望您不要误会。”这看似无关其个人利害的小事，他亦能如此周全细致地为朋友做解释工作，实在印证了后人的对他的评价，“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而1959年3月24日一函，述及关于当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一事，其中关涉李济，“今年论资格论英文程度应该推荐黄彰健，但是他硬推荐了自己的侄女婿（去年若不是我话说得太直率、太厉害，可能来哈佛的不是杨而是张），心里有点那个”。只短短几言，却已将高去寻性格中憨直的一面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如今学术浮躁和喧嚣的年代里，在当下学术圈中作伪、贪墨层出不穷的现实中，回望高去寻先生已经远行的身影，心底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起。读一个人的信函，能读出一个人的品格，也能读出一个人的性格。还是在这些通信里，高氏性格中有些过于谨慎的特点也会有所表露。在一封提及中研院史语所现状的信之末尾，高去寻言语颇为闪烁，称“怎样改革史语所，好多话想说但不便形之笔墨，相见时再详谈”，并嘱咐张光直“希望这信阅后也付之一炬为盼”。
相较而言，这部“传薪集”所收录的李、凌、高三通信函颇为引人兴味。一如前述，读者从中能读到学者为人的多个侧面，或高尚，或世俗，或坦诚，或世故……如此看来，若具体论及学者的品行和性格，想必并非能用“学术特色就是做人的性格”而简单论之吧！
（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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