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往事还要再提

作者：伍　国

　　书中的一个精妙处在对知识分子群像的描摹。巫宁坤写沈从文——“大师从来不谈他的困难，从来不发泄他的委屈，总是带着一副菩萨般的笑脸，好像他把个人的苦难视作理所当然，他把对生活的信心视作理所当然，所以他根本不去谈论它们”^〔9〕。但是，当沈从文听说了巴金夫人萧姗1973年的去世，仍然悲痛无法自抑。巫宁坤对他所敬重的赵萝蕤教授，着墨甚多。我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赵紫宸是我几年前在关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硕士论文中曾经重点探究的一个人物，在此不妨稍提一下。赵紫宸（1888～1979），苏州人，1910年毕业于教会办的东吴大学，1913年成为专职神职人员，同年赴美国田纳西州凡登壁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学神学，1917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新文化运动时期，赵紫宸等基督教“生命社”成员积极参与中国文化重建，并曾经与激进的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进行过一次无果而终的会谈。赵紫宸1926年至1952年间担任燕京大学神学院院长，是中国基督教实现本色化的重要领导人。赵紫宸一生试图调和中国文化和基督教，并调和自己的中国人和基督徒双重身份，主张以基督教作为中国社会重建的道德基础，并相信渐进改良的道路。在越来越激进的中国近代历史潮流中，赵紫宸的信仰和理想无疑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他只能努力追赶变化的时代。爱国，然而不合时宜，从父亲赵紫宸的经历多多少少可以推知赵萝蕤的尴尬境遇。巫宁坤记述说，赵萝蕤在丈夫、考古学家陈梦家被打成右派后，就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故未能在陈梦家第二次试图自杀（第一次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十天后自缢）的时候阻止他。陈梦家在1966年9月3日去世的时候不满六十岁。晚年的赵萝蕤膝下无子女，独自一人与古雅的明代家具和藏书为伴，藏书中包括最初版的亨利·詹姆斯小说和T． S． 艾略特签名的诗作。赵萝蕤唯一的消遣是弹钢琴，但在“文革”中原来那架“斯坦威”已被作为“四旧”没收。因为精神疾病，赵萝蕤必须服药，当巫宁坤劝她少服用时，赵立即变脸，说：“你想让我发病吗？”然而，和沈从文一样，赵萝蕤从来不叙说个人的伤痛，也不提自己的丈夫，巫宁坤特地写道。
　　读至此，我想，巫宁坤似乎也很钦佩历经劫难后倔强地保持沉默的人，但是他仍然突破对往事“从不提”的防线，把自己的伤痛说了出来，这也有宿命的味道——他直言，所以诉苦；但所受的苦本身也正是直言带来的。作为记忆的讲述者，巫宁坤和王福成不同，因为王福成的记忆始终是满足和愉快的，也和高原、张戎、闵安琪不同，后三者在“文革”爆发时只是学生，都是在出国后接受更高教育并且定居国外，而巫宁坤回国时就是教授，长期受监禁，写回忆录时已近暮年。“结论”可改，岁月已不可改。因此他的书的确是“怨”的，这或许也以价值判断影响了回忆的叙事客观性，然而他吃的苦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且始终不曾修炼到菩萨般的道行，要他“客观”、“乐观”甚或感恩戴德怕也难。这让我想起章诒和的一句话，“我想，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假定赵萝蕤教授生前也有机会提起笔来调动自己的记忆，她的怨和怒，应该不会少于巫宁坤吧。
　　此外，还有一部在美国引起关注的“文革”回忆录，是不少国内读者熟知，1988年出版的《血色黄昏》的英译本“Blood Red Sunset”。这部著作的英文版由科罗拉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Howard Goldblatt（中文名葛浩文，翻译过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等书） 翻译并于1996年出版。把《血色黄昏》译介到西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的自传，从一开始就避免了用英文为西方读者写作时出于政治和市场考虑可能带来的干扰。在亚马逊网站上，一位美国读者这样评价《血色黄昏》：“……关于打人，虐待，谄媚和贪婪的故事充斥着每一页。对这一段时期实在没有什么好话可说。它令人浑身发冷。大约十年以前，我在中国现代史的本科课程上读过这本书。至今我还保留着它。”
　　革命伟人铮铮有言：“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然而记住过去未尝不意味着双倍的痛苦，遗忘也未尝不是幸运。对于往事，是选择遗忘，还是选择记忆，选择沉默，还是选择言说，或如那丹麦王子的独白：“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这真是一个问题，而且，谁来说，说什么，也还是问题。“文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教育机会被剥夺的时代，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也是获得受教育权利的时代，对“文革”时期山东即墨县初等教育的普及成果，已经有中国大陆留美学者韩东平在2000年以英文出版了实证性的学术专著：《不为人知的文化革命：教育改革及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加以正面论述^〔10〕。韩东平在佛蒙特大学师从《把皇帝拉下马》的作者Peter Seybolt 教授，看来师生都倾向于对“文革”持一种温和的看法。如同书的前言中说，韩东平自己是在“文革”时期的农村受的初等教育，那么他站的角度和知青可以说刚好相反，也可以说，这是对个人记忆的一种学术性的论证，或者，是个人记忆催生了一部实证性的学术著作，而它展现了过去的“文革”研究和记忆中都避免提到的一个问题——政治上要彻底否定“文革”，但在具体的事情上，未必全部否定得了。这无疑提醒我们，尽管现在的这些回忆文字值得珍视，他们也并非全貌。所有的声音一齐高喊“我控诉”的时候，和所有声音高喊“就是好”的时候一样，仍然还是有人在沉默中压制自己的记忆。
　　
　　注释：
　　〔1〕Anchee Min, Red Azalea, New York: Penguin, 1994, p148.
　　〔2〕〔3〕Jung Chang,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New York: Touchtone, 2003, p.413,p.418.
　　〔4〕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2.
　　〔5〕Chang, Wild Swans.,p.423.
　　〔6〕Peter J. Seybolt, Throwing Emperor from His Horse: Portrait of a Village Leader in China, 1923～199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p.74.
　　〔7〕〔8〕〔9〕Wu Ningkun, A Single Tear: A Family＇s Persecution, Love,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3, p.341,p.75,p.359.
　　〔10〕Dongping Han,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