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周作人与古希腊、罗马文学
作者：耿传明
一
1957年3月，周作人作诗二首，赠周甲甫。诗云：
打架妖精未是憨，任他游戏与心安。
摩登伽女如相遇，玉体横陈取次看。
万紫千红都是许，繁枝密叶已交加。
老僧已是沾泥絮，炳烛还看未摘花。
“打架妖精”，指的是性爱，“摩登伽女”出于佛典：《楞严经》里讲如来的弟子阿难遭遇大魔法，一名叫摩登伽的女子使用咒语，将阿难捉住按到了淫床之上，并施予淫行，即将毁坏阿难的持戒之体。如来知道阿难遭了摩登伽的魔法后宣说神咒，并命文殊菩萨持此咒去护卫阿难。随之，摩登伽女的魔咒被灭。周作人自己讲他不信也不懂佛法，此处也只是借用佛典，说明其一贯的新伦理主张而已。周作人一生好谈性爱，诗中描述了身为“沾泥之絮”且已年逾古稀的他，还在秉烛夜读日本色情禁书《未摘花》的喜剧性情景。这并非是知堂老人的“老不正经”，而是大有深意的，与他一生最大的梦想之一“伦理的自然化”有关。对于性爱，周作人反复强调的就是要效仿、学习自然，所以他一再地申说：“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作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规则。”（《祖宗崇拜》）这种据于自然人性论的信仰，对于促成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是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正如被严复所修正、改造过的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所言，“天行”（自然状态）和“人治”（人类社会伦理）是有区别的，赫胥黎把与“天行”相对的“人治”称为是“园艺过程”，主宰两者进化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的。这种区别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花”的培养，它不是任天演之自然、物竞天择的产物，而是按照园艺师的意愿，给予它最适宜的生存环境，才培养成功的。最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最脆弱的东西，是需要人们的精心呵护才能繁盛起来，所以“最适者”并不能与“最好者”划等号，人类的道德准则也不能直接从自然界推演。面对进化伦理的挑战，赫胥黎所最为关心的是：“如果，人对这种宇宙本性的模仿与伦理的首要原则相冲突，这个奇怪的理论会变成什么？”〔1〕一味地强调顺应自然的伦理，显然会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即认为任何伦理道德的约束都是反自然的，因而也就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
“自然的”就是“好”的、“善”的这个价值判断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抽象地来评论其是非正误并不重要，周作人主张的合理性是依赖于其话语语境中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即传统中国有“思想的专制和性道德的残酷”这一现实。他的所有议论基本上都是对这一现实的反应。因此对周作人的主张及其对希腊、罗马文学的评介和翻译活动也应纳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
古希腊文学对周作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对他的思想形成、价值取向、审美偏好等等都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古希腊文学成为他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评价标准的主要来源。这从他1917年做北大教授时的讲义《欧洲文学史》中可以看出。这本书并非一般地研究欧洲文学史学者的高头讲章，而是一本主观性极强的文化批判者的夫子自道，其中“思想”远远压倒了所谓“学问”，主观好恶压倒了客观的描述。
《欧洲文学史》约十万字，分三卷，第一卷“希腊”；第二卷“罗马”；第三卷是“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他以希腊文学为标准来衡量后世文学，认为希腊精神大抵不出三端：（一）现世主义；（二）尚美精神；（三）中和原则。罗马崇实，与希腊尚美异趣；希伯来精神倡出世思想，以天国为寄托，与希腊精神之重视现世尤相违逆，故罗马为希腊之反动，希伯来为希腊之罪人。文艺复兴乃起于人性自然，故重现世，又合尚美，是希腊精神之回归。十七八世纪思想巨子寄情人道，故此期文化笼罩理性之光辉，得中和之致而不偏枯。周的文学史，对希腊讲得比较翔实，对罗马之后则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取舍。对于中世纪，详细讲的是“骑士文学”与“浪游之歌”。他认为“骑士文学”起于信仰，终于尚美，实为希腊精神之回归埋下伏笔；“浪游之歌”乐生享美，关爱现世，则是突破希伯来信仰之里程碑。文艺复兴以来，讲得最多的是卢梭、歌德二家，因为这二人都是倡人性自然之义的代表人物，卢梭“契约论”重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政治的调和，歌德的“浮士德”意在生生不息、追求不止，此两者皆为希腊精神之发扬。《欧洲文学史》可以说是一本典型的以文学史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
周作人的思想核心，就是主张人性自然，对于人的本能欲望，应当揄扬而不当抑制，但个人又恒生人类群体之中，个人人性之揄扬，须以不损害他者为前提，故人之天然能欲需有节制。所以他又倡导“中和之德”，认为“希腊民族，以中和之德著称。对于自然恒久之性能，有仞知而无讳饰，能节制而无遏逆，使之发泄得间，乃不至横决”。这显然也是一种对希腊文化的主观化的理解，而没有注意到希腊文化中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冲突。他所推崇的中和之德更近于强调理智与情感和谐的新人文主义。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把欧洲文学的千年进程概括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循环发展过程，显然有将文学史简单化的、独系文学进化论倾向。但周作人并无意做那种学究式的学问，而是要“六经注我”，输入希腊的人间主义文化，来进行中国的“人的启蒙”，所以其价值、意义也只能在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的框架中予以评定。
周作人翻译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著作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史诗编写），1906年译，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希腊拟曲》，1932年译，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三）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1937年～1938年译。（四）《希腊的神与英雄》，1947年在狱中第一次翻译，因稿子焚毁，1949年重译，195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巴金亲自校勘的。（五）《希腊女诗人萨波》，1951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六）《伊索寓言》，195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周译占大半），1957年出版。（八）《卢奇安对话集》，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些“散译”，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希罗多德《历史》的部分、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以及近人哈理孙的研究著作《希腊神话》的部分、佛来若（佛雷则）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