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
作者：启 良
（一）
诚然，鲁迅于二十世纪中国之意义，首先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写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这四篇文章都写于1907年，鲁迅时年二十六岁，犹如一道流星，骤然而作，亦骤然而息。从这四篇文章看，鲁迅已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比同时期许多活跃的思想人物一点也不逊色。二十六岁正当盛年，思想也是最为活跃的时候。而且从其文字看，是时的鲁迅为民族国家的担当意识亦非常强烈，并以尼采的“超人”为志。可是，这样的启蒙文字，他并没有继续写下来，并且一中断就是十余年。哪怕在《新青年》创刊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东方杂志》就文化问题唇枪舌剑，鲁迅依然是置身事外。直到1918年，应《新青年》之约，他才又愤然而起，写了《我之节烈观》、《狂人日记》、《随感录》第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八等文章，并且如他自己所言：“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在时人和后人看来，鲁迅的这些文章极具战斗力，对旧文化的批判火力最猛，尤其是第一篇《狂人日记》，可谓重磅炸弹，对礼教的鞭挞无人能居其右。吴虞就认为：《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可是鲁迅自己认为，他写这些文章只是“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属于“遵命文学”，并不是想参加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下面这段《呐喊·自序》中的话，读来颇费思量：“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得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呐喊》中的作品，是1918年至1922年写成的，内中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实其他诸篇亦是有深意的，只是其意义不为人们认识到罢了。特别是将《呐喊》（其他诸如《彷徨》、《野草》等亦是如此）中的文字同上引的这段话联系起来，更会觉得意味深长。至少如下几点是明确的：第一，是时的鲁迅并非积极的文学或思想斗士，而是悲观消极的。第二，是时的写作并非为国家民族计，呐喊是为了排遣“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他自己还说过，那几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第三，他的《呐喊》是用了“曲笔”的，把不应该写的写上了，应该写的却没有写上，目的是不想将自认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五四以后，鲁迅的文字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自然也就被广大青年尊为思想导师。可是鲁迅自己从来不这样想，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这到那的道路。”
正惟如此，鲁迅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才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他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健将，而且后来亦多次为新文化运动辩护；但另一方面，他的参与既非主动，亦无启发民众的意愿。他的心思在别处，思考的主题是坟墓和通往坟墓的道路，是造物主同生命的关系，同时也是如何使自己的悲凉与无望不至于给青年带来灵魂的伤害。诸多启蒙性的文字，只是他精神炼狱的副产品或曰载体，有的甚至完全是人们的误读。
（二）
其实，鲁迅是一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尼采，但也来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也可以说，是孔子、庄子和尼采的三合一，造就了鲁迅这位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类”。
鲁迅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并非新的发现，不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证据确凿，而且历来的研究者也是不否认的。但问题是，鲁迅受尼采之影响绝非仅仅限于早年，更非只是体现于《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五四前后，一直到二十年代中后期，鲁迅仍是尼采式的，他的许多名篇名作，都可看作尼采哲学的汉语言文学之表达。
老庄学说特别是庄子对鲁迅的影响也是较大的。这一点亦有学者认识到。但是此种影响之体现，并不在于他晚年写过有关老庄的文章，而是在于他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在于一系列作品中对人世间之悲苦的描写。
至于受孔孟儒学之影响，似乎说不过去，因为鲁迅对孔孟一套是深恶痛绝的，逃之犹恐不速，怎么可能受其影响呢？实际上，这是两回事。批判儒家的人很可能是真正的儒者，正如那些口口声声赞美儒家的人，身上没有一点儒者的品格一样。儒家传承两千多年，载体一为朝廷，二为历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就后者而言，它早已深入士人的血脉之中，且内化为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鲁迅亦不例外。无论是早年对尼采学说的向慕，还是五四前后对旧文化的鞭挞，乃至晚年的政治倾向，都不外乎“士志于道”的儒家关怀和“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然而，这种三合一的思想资源对于鲁迅来说既是幸事，又是不幸。幸的是三者合一使其思想向着生命深处浸透，且使其对历史、文化、社会、人生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不幸的是这三者原本是很难走到一起的，合而为一，必使思想者本人的精神世界承受巨大的压力，产生某种分裂，同时矛盾和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并进而使其遭受思想的苦痛。
鲁迅的一生，就是在这幸与不幸之间彷徨、呐喊，经受着思想炼狱的煎熬，在诸多的两难关系中作着几乎是无法选择的选择。
（三）
第一个两难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致思的主题，更是鲁迅所要思考的，而且他的许多精彩的传世之作都是以此为主题的。然而，他既不同于其他的中国同仁，也不同于他的精神导师尼采。中国的西化论者如胡适等人，虽然同样反传统，甚至还可说出“百事不如人”之类的话来，但对传统的批判多是发发议论，既欠深刻，亦无关自身的精神痛痒。而且，在西化论者看来，反掉传统，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不存在文化的断层问题，更不会因无文化而给人们带来精神恐慌。而鲁迅则不同。他对传统的批判是从根本上着手的。在他这里，传统非但没用，而且是恶臭和恐怖的，让人无法忍受。如此看待传统，实则意味着认识主体在历史世界的价值体系必然坍塌，带来的是虚无感。历史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它于人生同样是精神避难所，是连接母体的脐带。而且在鲁迅这里，他又不可能像胡适那样让西方文化作替补，何况尼采早已把西方文化传统鞭挞得体无完肤。在鲁迅看来，中国也好，人类也好，都是九斤老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哪有什么新文化？美好的名称不过是胡适等人自我标榜而想出来的。科学怎样？人类的福祉如何能够仅仅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民主又怎样？西方那种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千万无赖之尤”，用之于中国，情况乃是更糟。原先是帝制，百姓皆为奴隶，现在是共和，民众依然被奴役，哪见有半点好转。鲁迅自己就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