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卫礼贤和他的“中国心灵”
作者：郑连根
卫礼贤在中国亲眼目睹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中国社会经历历史性巨变的时刻，作为外人的卫礼贤热情地参与其中。在战乱中，他带领教众救助受伤的民众，同时利用自己会说中国话和传教士的有利身份积极地调解各方矛盾。辛亥革命之后，他还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推前清遗老劳乃宣主事，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会所。1925年，卫礼贤回到德国，在法兰克福创立中国研究所，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他本人由此成为著名的汉学家，“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文明简史》、《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的经济心理》、《中国心灵》等书，其中，《中国心灵》一书影响最大，与莫理循的《中国风情》、古德诺的《解析中国》齐名。
卫礼贤喜欢旅游，他到过山东的潍县、青州、济南、泰安、曲阜等地，并用清新的文笔描写了这些地方的风光。比如，他在书中称赞当时的济南，说它是“中国最清洁的城市之一”：
那时的济南府仍是一个老式的中国城市，城外也没有尘土飞扬、环境嘈杂、自成一体的异族人居住区。城南的千佛山上满是寺院和庙宇，济南府就在山脚下。这座城市有众多的泉眼，清澈的泉水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流淌出来。寺庙和茶馆随处可见，寂静的河岸由于摆满小摊的市场和喧嚣的人声而生机勃勃。众多的泉水汇成消息，几乎从每一条街道旁流过，因此济南府是中国最清洁的城市之一……城中的小溪在城北汇集到一处，这就是荷叶田田的大明湖。这里是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聚会的地方。湖边备有大船，船的上部都用玻璃镶成。船舱里嵌花的桌子上放着茶水和瓜子。船行驶在荷叶之间，经过那些淡粉色的芬芳的花朵，消失在一片葱翠之中。欢快的笑声时有所闻，歌伎们明艳的衣衫不时在绿意中闪现，时而还能听到有人弹着琵琶，为某段戏曲伴奏……
欣赏中国风光之外，卫礼贤还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1899年刚到中国青岛的时候，卫礼贤还不懂汉语，不识中文，但是他很快就学会了中文，并被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引了。
1900年，卫礼贤在寓所里教授中国学生德语。次年，他向当局自荐办学，以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为办学方针。1902年，他在胶州街（今胶州路）柏林会教堂旁建讲堂、宿舍，定名为礼贤书院（1923年改名为礼贤中学）。1903年，他又在小鲍岛东山（今上海路）建成新校舍，招收学生六十余人，此后礼贤书院不断扩建。1905年，卫礼贤又着手创设女学，并以他夫人的名字命名为美懿书院，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学校的课程除德语外，其余均按清廷颁行的学堂章程设置。由于卫礼贤兴办教育有贡献，1906年，山东巡抚杨士襄以其“办学有功”，奏请清廷赏赐他四品顶戴。
在办学的同时，卫礼贤还和当时在青岛的文化名流劳乃宣、康有为、辜鸿铭等人聚会。在《中国心灵》一书中，他记述了自己与中国文化名流的交往。作为传教士，他没有传布基督教义，没有发展过一个教徒，他自己反倒成为孔子的信徒。1914年，卫礼贤创建尊孔文社藏书楼，这是青岛第一个现代图书馆，亦为中国早期图书馆之一。
1921年底，卫礼贤被任命为德国驻华使馆文学顾问，这时，他又与新文化运动中的精英分子蔡元培、胡适等建立了联系，任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教授德国文学。在中国期间，卫礼贤除了致力于教育外，主要精力用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上。他从1903年开始就在德国报刊上发表介绍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文章，还亲自翻译出版了《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中国传统名著。
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卫礼贤表达了他对儒家文化的深刻理解：“孔子曾依据当时的自然条件，构造了一个极端和谐的世界。他认为人对家族都有一种本能的执著。他的世界秩序就奠定在这种执著之上，比如人对家的自然而然的依恋；以及不受任何强制的、纯粹出乎自然的父母对孩子的爱。这些人类的情感都被孔子用来做教化的原料。如果没有正确、自然的表达方式，这些感情就会堕落、枯萎，因此孔子一直在努力寻找人类感情的正确形式。他试图通过确定外部行为的习惯和用音乐来影响人的内心世界这两种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家庭为中心，他向外扩展自己的行动领域。国家，就是一个扩大化了的家庭，因此人民应具备的修养也就正是家庭中那些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甚至还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众多的伟大人物中间，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孔子一样，如此成功地让自己的思想精髓得到大众的认可”。尽管如此推崇孔子和儒家文化，但卫礼贤还是看到了儒家体系日益没落的现实。他接着写道：“儒家体系的教诲已经到了尽头。就像母乳一样向成长中的孩子灌输知识、道德观的儒家圣典已经不再是小学生的学习内容了，它成为大学里学术研究的对象。这一切并非偶然。也许在新的世界里，孔子思想中的某些东西注定要消亡。可是其中永恒的东西——自然与文化的和谐这样伟大的真理依然会存在。它将是新哲学和人类新发展的巨大的推动力。”近两年，有人重提“国学”和“读经运动”，意在使儒家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对照卫礼贤的认识，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人的做法实在是不得要领的。“在新的世界里，孔子思想中的某些东西注定要消亡。”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我们也不必悲伤，因为“自然与文化的和谐这样伟大的真理依然会存在，它将是新哲学和人类新发展的巨大的推动力”。中国文化需要创新，而且只有创新，才会使真正优秀的传统文化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局外人的独特视角，加上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卫礼贤对中国社会变革和“中国心灵”的认识均有独到之处。在二十世纪初他就观察到，“在美国，我们看到了最为发达的机械化经济，这种机械化是如此深远，以至于人类自己作为一环也卷了进去，以一种可以预测的精确度发挥着作用。而在中国，我们刚好可以看到另一极，人力工具依然占据重要位置，机械手段极为原始……中国的整个趋势是工具尽可能简单，工匠尽可能灵巧。生活的重点放在人格的完善，而不是生产工具的完善上”。
人格的完善使得道德在中国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儒家“克己复礼”的教化和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都要求中国人有巨大的忍耐力。忍耐到最后就是迁就，无是非，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就是重视“说合”，不善甚至不敢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此，卫礼贤在书中亦有描述：“这种忍耐，连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在村民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相互迁就。偶尔也有争吵，但极少形成法律诉讼。法官住在很远的城里，并且因为来自其他省份（直到帝制结束，这是通例），对当地的情况并不了解。但他的手下决不放过这个案子，无论如何都要从双方当事人那里榨出尽可能多的油水。这时为什么不理智一点呢？自然有共同的熟人出来同双方说合。一般是经过乡绅的调解，双方让步，事情了结，最后共同举办一次宴会庆祝和解。基本的态度与其说是法律上胜利，不如说是达到一种法律上的安宁。”
既然中国人有极强的忍耐力，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还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对此，卫礼贤也有精彩的解释。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在个人层面上，中国人忍耐的限度就是不能“丢面子”。“对于‘丢面子’的恐惧，可能是中国最强烈的道德推动力，比基督徒对下地狱的害怕还要强烈。”“如果你伤害了一个人的荣誉感，让他‘没面子’，他就跟你没完。”而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道德态度的紧密内聚，就像胶水一样把个人紧紧地粘在一起，支持着他们也滋养着他们。其后果之一就是，当这个联系被刺穿以后，道德解体得也更快。因为没有道德的支持，个人就会无助地听从他内心的冲动；秩序的缺乏，会使他很快成为一团乱麻”。“非正义下长期的、痛苦的感情压抑，往往导致人民突然的暴动，并不时地采取战争的形式……所谓中国人的残忍，必须在这种背景上来理解。这反映的并不是一种残忍的心态，而是支持着道德感的某种因素的衰败——在混乱的原始本能无拘无束地爆发和表现的时候”。
道德是一把双刃剑，强烈的道德感能迅速地使整个民族形成合力，但是，这种道德体系一旦坍塌，“礼崩乐坏”的后果就是整个社会都会成为巨大的名利场，成为“一团乱麻”。同样道理，在强有力的道德体系约束之下（如果再与政权体系配合），中国人确实可以展现出人性中最为美好的一面，比如助人为乐、公而忘私等等，可是，一旦这种道德体系崩溃，“失去秩序”的中国人就会“无助地听从他内心的冲动”，肆无忌惮地展现出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比如极端自私、见利忘义等等。过分强调道德的国度常常要在隐忍苦修与物欲横流之间来回摇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我们不得不承认，卫礼贤对“中国心灵”的考察确有独到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人们了解日本人国民性的极佳读物，而德国传教士理查德·卫礼贤的《中国心灵》对我们深入地领会中国人的国民性也大有裨益。
（[德]理查德·卫礼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7月第1版，定价：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