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钱玄同和他的家族
作者：邱 巍
身心疲惫的钱玄同困居旧京，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正是钱玄同五十岁的阴历生日，不过上帝赐予他的生命之钟却已进入倒计时。太史公曾说，人穷则返本。此时的钱玄同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抱久病之躯的他南望故乡，环顾左右，不由得想起了先世和家族。在与故乡、祖先和家族的沟通中，钱玄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寻找着心理的安宁与情感的慰藉。
大半个世纪以来，钱玄同一直被当作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志性符号，是向传统作断裂式告别的代表人物。类似的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方法，虽有一针见血的痛快，却也难免以偏概全的毛病。实际上，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中，而这正是历史的当事人踌躇，后来的观察者隔膜的地方。新文化诸子当中，钱玄同的家世最显。不过由于他当年的决绝姿态，使得家族这样的传统背景在他身上的印记，反倒最易让人忽视。
钱家的兴起始于钱玄同的伯父钱振伦，他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大学士翁心存的女婿、翁同龢的姐夫。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则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同一科中名人众多，瞿鸿、劳乃宣、张佩纶的名字在晚清都是掷地有声，后来因“科场案”落狱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出自同榜。不过，与其兄长类似，钱振常中进士后，十年京曹一直未得升迁。光绪八年（1882年）他辞官南归，先后辗转浙江、江苏的几个书院，以教书为业。学生之中，最有名的要算在绍兴龙门书院时的蔡元培。钱振常早年丧妻，南归后娶了一个侧室，谁想却老来得子。1887年钱玄同出生，这一年钱振常已六十二岁了。老来得子对于父亲来说或可以娱乐晚景，而对钱玄同来说他必须从父亲那里接受家族的两样礼物：一是并不怎么强健的身体；二是严格的家庭传统教育。
人的身体既是健康和快乐的源泉，同时也是疾病与紧张的温床。受之父母的身体实际上对人的性情与发展影响颇大。钱玄同从小体弱，且不爱运动，经常生病。在日本留学时，长兄钱恂带领一家人郊游，裹着小脚的四十多岁的长嫂单士厘愉快地体验着登山的乐趣，二十岁的钱玄同却躺在旅馆的榻榻米上发寒热。他的长子钱秉雄后来回忆父亲说：
他年轻时，晨起常用冷水低头冲颈部后端，常服西药“拍拉托”来治疗神经衰弱……他四十几岁走路就要用手杖了，他怕路上果皮等滑脚，所以走路得很小心。他没有跑跳的习惯……游山玩水的事就更谈不到了。
今天我们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他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钱玄同的肉体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特别是1935年以后，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种套话来形容钱玄同，倒是非常恰当的。易烦躁、易激动、情绪化，钱玄同的性格当中的不少因素都和受之于父母的身体有直接关系。
关于自己的身体和早年教育，钱玄同曾和自己的儿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小的时候，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三岁时就站在书架旁读父亲写的一条条《尔雅》，到晚上，常常是读到两腿僵直不能走路，只好由仆人抱回到睡房里去。并且说自己身体不好，就是当初这样念书站坏的。相同的故事，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当年也从老师那里多次听过。不过，若以为这就是钱玄同幼年生活以及父子关系的全部，则忽略了一个人思想的变化对早年记忆修正的可能。严格的家教是事实，但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则可能因时而异。类似的场景在钱玄同1910年写的自编年谱中也曾数次提及，但感情色彩却正好相反，那时候钱玄同说的是自己至今尚能在读书和学问上有一点积累，实“庭训之力也”。他感慨的是“由今思之，不肖放荡数年，至今日犹能稍归正路，何莫非幼时先子义方之教耶”。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父亲一样，钱振常对老来之子实际上是爱之深才责之切的。钱玄同原名师黄，字德潜。对这一名和字，连周作人到晚年时也不得索解。钱氏自撰年谱的发现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其中，钱玄同说：“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不过，钱玄同的解释也不全对，在这一问题上更有发言权的应是父亲，实际上钱振常当年已给出了另一层答案。他在给缪荃荪的信中说：“稚子师黄，小名德潜，取山谷嘲小德诗意，不知将来能著《潜夫论》否。”山谷即黄庭坚，小德为黄庭坚庶出的儿子。黄庭坚《嘲小德》原诗为：“中年举儿子，漫种老生涯。学语啭春鸟，涂窗行暮鸦。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兄夸。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在诗中山谷借用同样是庶出的《潜夫论》著者东汉的王符，来表达自己对庶出幼子的格外期待。钱振常以此给儿子命名，可谓心有戚戚，老父对幼子的喜爱和期许可见一斑。
对于早年家庭教育的影响，采访过钱玄同的王森然是这样描述的：
其父振常，幼颖慧，喜骈俪，中年擢进士，晚年湛深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能究文字之变迁。疑古先生之学，能从弘大处立脚，精微处着力，固因其别具天才，其能合零为整，披沙拣金，归纳而系统之者，实由振常先生之已奠其基础也。
王森然采访钱玄同在1935年，此段归纳虽未必全是钱氏口授，但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钱氏本人的意思。就学术旨趣而言，钱玄同在幼承庭训中耳濡目染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1910年时，钱玄同回顾父亲的教育，印象最深的是“余自毁齿以来，先子常以许书、太史公书等命检架上塾中”。由幼年的《说文解字》和《史记》开始，文字学和史学后来成为钱玄同治学最基本的领域。父亲钱振常和伯父钱振伦当年均以骈文著称。而骈文的重要特点就是注重文字功夫和典故的积累。钱玄同一生以文字音韵学见长，所作文章书信中常喜欢化用典故，这都可以看出家族学术的影响。
钱玄同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四年后，母亲也去世。此后对他的生活最有影响的家族成员就是长兄钱恂了。钱恂长钱玄同三十三岁，早年奔走于薛福成、张之洞幕下，后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担任出使荷兰和意大利大臣，是晚清著名外交人才，和维新派、革命派都多有联络。其夫人单士厘裹着小脚随钱恂走遍世界，所留下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使其扬名至今。在父母先后亡故的情况下，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理所当然的。钱玄同此后的留学日本，回国在家乡任教、任职，入北京教书，多得钱恂的提携和帮助。而早年单士厘对钱玄同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在日本留学时，钱玄同生病，嫂嫂单士厘就曾亲自给他调药送食，陪这个日语不精的小叔去医院看病。钱玄同留日时的费用也是径向长嫂索取。对于钱玄同和兄嫂的关系，钱玄同的老朋友黎锦熙这样说：
提倡“新文化”打破“旧礼教”以后，他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了《新青年》，他哥哥后来还是看见了，对他也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对不再行拜跪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旧于阴历年底带着妻子到他哥哥家里去跟着拜祖先；他常陪着他哥哥和嫂嫂同到德国饭店去吃饭，因为他哥哥是爱吃西餐的。他到了晚年，他嫂嫂八十岁了，著有关于清代闺媛诗文的目录书若干卷，他给付印，亲自校对，并给她编了一个依着《广韵》排列姓名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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