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在事功与著述之间
作者：张晶萍
王先谦的中年致仕曾引起很多人猜疑。按理，王先谦少年早达，仕途平坦，原不该产生退隐之意。他生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年方二十四岁。之后又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编修。清代有“相必出于翰林”之惯例，点翰林向来被看作清要之选。因此，王先谦在科举、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事实上，他先后七次充任科举考试的考官，叠充文衡，门生弟子无数。而在朝廷中，又历任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1885年补授国子监祭酒，同年八月奉旨充江苏学政。任满时，齿未盈五十，才足以有为，所谓年富力强，前途无量。只要王氏继续在京供职，“回翔台阁，固当班跻公辅，官轶瞿张”。瞿张即瞿鸿与张百熙，瞿曾充军机大臣，张曾任管学大臣，均为晚清湖南所出的显宦。王先谦如果循照惯例，继续任职，位至公卿、备极殊荣自是应然之事。然而，就在人们寄予厚望之时，王氏毅然选择了退隐，令旁观者莫窥其蕴，始终猜不透其中玄机。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王先谦放弃锦绣前程、毅然回归故里？且让我们看一看王先谦本人是如何解释的。1889年，即正式开缺的同一年，王氏在与门生缪荃孙的信中吐露心声：“先谦去岁仲冬杪抵里，疾病缠绵，春深始渐向愈。公私百未料理，宦游本非素愿，重以嗣续尚虚，心境恶劣，出既无补于时，不如屏迹读书，稍有自得之乐。此所以长往而不顾也。”这里，说出了三个理由：疾病、子嗣与宦情本淡。以后，王先谦也动辄以此事为例，说明自己并非恋栈之人。如戊戌时期，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曾受到一些人的攻击，王在与毕永年书中表示：“仆在苏学任内，以遭家多难，儿女夭折，万念灰绝，决计归田。”那意思是说，自己原本有万里鹏程，而毅然弃之；官且不想当，更何况一个书院山长的位置。
此种解释得到了王氏同乡好友李桢的支持。1901年，李桢在为王氏六十寿所作的贺文中，说王先谦中年饱历其家忧患之故，宦情久淡。王氏之子兴祖、祖陶、祖恩在合撰的《先府君葵园公行状》中也说：“先府君官情素淡，因家门多故，子女夭亡，在江苏两庶母各生一女，又皆逾期限而殇，中心忽忽不乐，益生厌弃世故之意，加以到任后，频患脑后虚惊晕眩，时惧颠越，久而益甚。假期已满，而病体未痊。”
衡之以王先谦的生平，这几个理由实在是很充分。今天，当我们再读《虚受堂文集》时，最感慨的莫过于其中篇幅不少的诔文。王先谦一家，门庭不旺。兄弟四人，长兄王先和（1829～1853）、仲兄王先惠（1837～1857）都先后因读书过于刻苦，或许还有压力太大等因素，在博取功名之前就英年早逝。季弟王先恭（1849～1871）也不幸在二十岁左右去世。再说到王先谦自己，一生先后娶张夫人、周夫人、李夫人以及宋妾、毛妾，张、周两夫人都是婚后两三年就去世。尤为痛心的是，王氏所生儿女，旋生旋亡，无一成长成人。不要说儿子，就是女儿也不存半个（后来的兴祖、祖陶等均是过继来的，祖恩是王氏年逾古稀时才得到的，且多少有些疑问）。对于王先谦来说，人生的悲哀莫过于此，官当得再大，又有何用？王先谦在写给晚清名士、亦算是门生的李慈铭的诗序中说：“余早丧两兄，自官京师，赖弱弟在南侍母。辛未病殁，余不得已迎母北来。连年丧亡之戚，自馀家人外，儿女及侄女辈，乃至八人。盖望子育孙之切，天下殆未有如吾母之甚。哭子恸孙之惨，天下亦未有如吾母之甚者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的问题是王母鲍太夫人的心病，又何尝不是王先谦的心病？家庭多故，导致对事功追求热情的减退，是再自然不过了。从王氏年谱来看，在致仕之前，因为家事之累，王氏就有多次请假的行为。如1865年乞假南归，1870年在结束云南乡试后乞假三月省亲，1871年又因弟弟先薛久病续假三月。此种动辄请假的情形诚属罕见。因此，王氏自己的公开解释原也是上合天理下应人情了。
然而，王先谦的心情似乎又不完全是由家庭原因引起的。他于1889年所作的《病中乞休得谕旨，敬成二律》有“霜宵照阙心依月，尘镜窥人首似逢。所恨满腔生物意，未教行雨代神功”、“分明疲马不任勒，里老欢言衣锦归。剩有豪情寄烟墨，唯应清梦入云扉”等句，以“疲马”自况，是指自己不能胜任官事？还是指朝廷视自己为无用之物？似乎两者都有。特别是在与缪荃孙的信中，除了对家庭多故的慨叹外，还时时流露出对世事的无奈，如谓“出即无补于世，不如屏迹读书”。何以无补于世？难道是王先谦的官做得并不顺？
大约在1911年即王先谦七十岁时，友朋门生纷纷以诗文祝寿。有意思的是，有好几位都提到王先谦中年致仕之事，如瞿鸿玑、李宝淦等。前者是评事功与著述之间的得失，后者则说王先谦因“抗疏论事，不报，遂移疾归里”。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王先谦归隐，不仅有家庭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
如此说来，则王先谦之急流勇退，由事功折向著述，并非于著述情有独钟，实乃缘于世事的不可为、事功的难成就，说白了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王先谦的履历。王氏虽然自通籍以后，从翰林院、国史馆到国子监到江苏学政，始终与文事相始终，却关心时事，思想开通，以重事功讲经济而著称。在光绪朝中，王先谦亦是进言献策的积极分子。大凡当时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无不涉及，瞿鸿玑说他“上书陈说天下大事，剖析利病，皆得体要”。如主张通商，再三申论招商所船舶须扩充海外；如论改革军政，宜效法欧美，并于各省练兵慎选统将。这些计策，也有为朝廷采纳而取得成效者。在《与曾袭侯》一书中，说：“愚以为练水军防海外，则外人不敢轻藐，可以立振国威；集商货出洋，则外人乐其流通，并可以暗减交涉控驭之要，或在于此。是以去冬（指1881年——引者注）有请饬南北洋咨商黎君兆棠设立公司之疏，谕旨以为颇有远见，幸即施行。刻下黎君已立肇兴公司，设伦敦总管，其始事一归妥实，务矫招商局员之习，不涉官中一字，不领官中一文，当可持久无弊。”建言被采，功效立见，王氏喜悦之情溢于言辞；王氏之才也得到他人称赞与认可。有谁知道，世人心目中的顽固守旧的土豪劣绅，曾经还是晚清时期较早具备国际眼光的人呢？
然而，总体上看，王先谦终究没有能够大显身手。尤为重要的是，奏请罢三海工程、参劾李莲英，最终阻断了王先谦的仕途，也打碎了王先谦建功立业的迷梦。
1885年，王丁母忧期满（王母鲍太夫人于1882年去世，按照礼制，王先谦即刻回籍守孝）。六月十五日，奉旨补授国子监祭酒。大约是感激朝廷对自己的信任，当然也是出于传统儒家士大夫的精神，新官到任，王先谦的第一把火即是上《奏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他说：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国库竭于上，民生蹙于下，本该上皇太后、皇上旰宵惕励之秋，竟然还有人倡议修三海工程。三海地方宏阔，工费浩繁，各地进贡的钱不够，势必要动用国库收入。当今两广、两湖、两江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灾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不如将修三海工程的款项用于广赈灾区、全活民命，岂不比台沼游观更为愉快吗？皇太后、皇上应当念念为国、事事为民，巩固国基。等到民生乐为、国势自强之后，皇太后、皇上再寄情游娱也不为晚。精通史事的王先谦还搬出先朝胜事：当年唐太宗要修乾阳殿以备巡幸，结果采纳了张元素的进谏而停止；唐敬宗想在宫中建新殿，也被李程所谏阻。这些都是历史流传下来的美谈。古人能做到的，今人何必要逊于古人？然而，王先谦的皇太后与皇上不是历史上的唐太宗，并不想立虚心纳谏的美名而流芳千古。更何况拍马屁的佞臣历朝都不乏。王先谦此折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忠言逆耳，但好歹没有追究王先谦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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