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圆明园祭
作者：孙宪武
（一）
野蛮地征服—尽情地享乐—无可奈何地下地狱，是中国王朝兴衰败亡的三部曲；享乐是颓败的开场锣鼓，历代统治者都逃脱不了这个厄运。圆明园从大兴土木到瓦砾遍地，衰草连天，宛如清王朝走向坟墓的文化模型，耐人寻味。
圆明园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当时藩王之乱虽已平息，但西北的战事仍在继续，连绵不断的狼烟烽火直至乾嘉年代仍未有完全熄灭，可清朝统治者已骄奢淫逸得不可一世了。玄烨首先兴建了畅春园，还卖了一个“避喧听政”的关子，其实不过是为了建立皇室的极乐世界罢了。弘历对方壶胜景（圆明园景观之一）的题词，是清统治者为什么耗费巨资修建皇家园林的最好注释：“海上之仙山，舟到风辄隐去，徒妄语耳。要知金银为宫阙，亦何异人寰，即景即仙，自在我室，何事远求”———成仙既不可能，权且阅尽人间金粉，享尽荣华富贵，做一个人间活神仙，也不枉为富有四海的帝王。不妨设想一下仲秋之夜的万花阵迷宫：皇帝在后妃的簇拥下，喜看数百名宫女成群结队、细腰摇曳、脂粉飘香、欢笑嬉戏、争先恐后奔逐在万花阵迷宫中。“避喧听政”云云，委实滑稽得可爱。康熙帝已为圆明园的灰飞烟灭埋下了最早的火种。
果然，到了乾隆时代，伴随着文字狱的骤然升温和圆明园的不断扩建，爱新觉罗王朝的腐败堕落也粗具规模了。煊赫一时的大贪官和珅就是弘历一手栽培起来的。这位显贵似向人们昭示：只要不把满人当夷狄，就不是敌我问题；贪污受贿、买官鬻爵，无非是内部矛盾，与忠于朝廷无碍，仍不失为皇帝的爱子。“得天子心者为诸侯”，如此红极一时的典型，天下官吏怎能不亦步亦趋。忧国忧民与文字狱只一步之遥，及时行乐才是正经。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也就不在话下了。发展到清末，贪官污吏和腐败的清廷结成了神圣联盟：没落贵族需要政府保护他既得的不义之财；一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只有污渍斑斑的官僚才会支撑它摇摇欲坠的家国，彼此心照不宣。
圆明园最刺目的遗址莫过于西洋楼残骸。你看那一堆堆残雕断柱，杂乱地横陈在破壁荒草间，迎着秋风，披着斜阳，凄凄惨惨切切，蛮有末代君王李煜“垂泪对宫娥”的哀伤。这原本是一组（共十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具有西方洛可可和爱尼奥式的建筑风格，还有希腊柱脚，古罗马装饰和中式的拱券歇山、雕梁画栋、飞檐挑角、兽脊鸱吻等，荟萃了中西建筑文化的精华。兴许会有人说，这正是清朝鼎盛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象征，可并不全对。玄烨在世时确曾学习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历法等（仅限于皇室，汉人和平民无权问津），但对于洋人的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则不甚了了。自乾隆以降，这一点祖宗“恩泽”也被束之高阁了。他们乐意接纳的是那些穷奢极欲的西洋货色。对于西方的思维方式、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促使社会进步和自然科学阔步向前的意识形态，清王朝的主子们是不屑一顾的。本来在明代就有利玛窦等大批天主教的传教士带着几何学等西方文化来到中国，雍正、乾隆父子二人竟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把康熙时代开放对外贸易的四个海关关闭了三个。如果说闭关锁国是清廷陈腐落后的基因之一，那么这个遗传密码就来自雍乾。西方文明只得与中国交臂而过，由华夏流向扶桑，催化了日本社会改革的新思潮，至明治维新，一个弹丸之国终于跻身于列强之林。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圆明园进入了它生命中的鼎盛时期。由圆明、畅春、绮春三园组成的圆明园占地五千二百余亩，各式房舍一万余间，东西长六华里，南北宽四华里。圆明园集江南园林的玲珑秀美、北方景色的旷达豪迈、西洋建筑的新颖别致于一体，山环水绕、廊腰缦徊，楼阁亭台、馆轩殿庑，无美不有，真个是天上人间。规模之大，耗资之多都是前无古人的。圆明园全盛时期的绚丽光彩、风流韵味，我们无缘领略，但建于嘉庆十一年的凤麟阁的有关资料尚能引发人们如临其境的情思：“洲屿上矗立着高深宽敞的殿宇五楹，画栋雕梁，朱帘高挂，佩玉鸣鸾，恍若仙境；万顷平湖，朝映万朵红霞，暮接千层云雨。”这仅仅是金粉世家的一个小小里弄而已。当世界飞速前进，西方列强日益挥戈东向的时候，倾全部国力来营造皇室的乐园，明智吗？
圆明园何以名“圆明”？雍正写道：“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过于溢美之名常常与其实际南辕北辙。以清帝为首的皇帝贵胄们，迷惘在圆明园销魂夺魄、心驰神飞的飘逸和梦幻中，自然“乐不思蜀”了。大清帝国早在兴建圆明园初期就萌生的不治之症，随着圆明园规模日益宏大和雍容华贵，开始溃烂和表面化了。道光十九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历经三年，英帝国率先用坚炮利舰轰开了东方老大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在圆明园朝歌夜弦的盛世乐声中、在举国上下高呼万岁的歌德颂圣声中开始了。
（二）
如果说圆明园四十景中大多是或花容月貌，或金碧珠光，或超凡脱俗，或扑朔迷离，那么“座石临流”景群中的买卖街则是别具一格的。这是历代清帝们为了博得勤政爱民、宵衣旰食的美名，精心策划的赏心乐事项目。
买卖街北起舍卫城南门，南至曲院风荷北岸，东依同乐园（戏园），长约五百米。店铺楼台、酒肆轩馆、署衙公堂应有尽有。后宫佳丽、太监、侍卫、二品以上的达官贵人或充当低级官吏，或扮成俗民百姓，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牵驴赶驼、术士艺人，各行各业，行当俱全；即便是鸡鸣狗盗、乞食赌博、巡街缉拿、过堂问案等诸多村镇里巷的民俗风情，也应有尽有。每当开张之日，皇帝也身着青衣小帽，乔装就市，“体察民情”。他们如此妄言盛世、粉饰太平，却美其名为“宵衣旰食”，真是天大的讽刺。其实这是在演戏，在追求新的感官刺激，借以慰藉长期宫居闺处、远离世俗尘嚣的空虚和落寞，与“路有饥夫人，抱子弃草间”的民间疾苦相距十万八千里。买卖街是清朝统治者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性的自然流露。
人的远祖是动物，人性之一就是对动物本能欲望的适当遏制。任何人，当他的权利和欲望不受制约时，兽性本能就会鬼使神差般的迅速张扬起来，恣意享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专制政权的执牛耳者多是兽性多于人性。我十分赞赏枚乘，早在汉代，他就痛彻地洞察到纵情声色狗马之好对生命力的蚕食。在告诫那位被脂粉浸渍得萎靡不振的楚太子时?熏他写道：“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生活在这种众芳芬郁、流声悦耳、纵情声色、挥洒自如氛围中的爱新觉罗家族，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的文化心态急剧异化，生命力和人格力量同步衰变，到头来尽是些纨绔子弟、无赖儿郎。入关后锐不可当、铁骑纵横大江南北的满洲骑士，他们的子孙也因养尊处优、锦衣玉食，渐沦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之辈。“八旗子弟”成了当时痞子文化、市井无赖的同义语。让这样一些没有意志和进取力的皇子皇孙、功臣后裔来把握国家的命运，岂不是飞蛾扑火。
荒淫无度的咸丰是从圆明园走出来的最后一个清朝皇帝。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他被迫仓皇出逃。他不是像魏晋时驱车死南阙的曹髦那样，和敌人作困兽之斗，直至马革裹尸，以告罪列祖列宗，而是一头钻进另一个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至死都没有出来。“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脂粉填充起来的弱骨柔胆，是经不起洋枪洋炮轰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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