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矫枉过正”所带来的遗憾
作者：雷池月
记得契诃夫在一篇小说里写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有教养，并不在于他不在餐桌上打碎盘子，而在于当别人打碎盘子的时候，他好像没有看见。国人在听见别人（主要是大师或者大官）读错别字的时候，常常表现出类似的“教养”。这样的宽容并不全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奴性意识，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本能反映——谁能保证自己从来不会读错字呢？至于电视上那些大大小小的主持人的“误读”虽已有好事者记录在案并揭橥报刊了，但多数人都是抱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还有荧屏下方的字幕尽管有时错得不成体统，也很少有人较真。这原因大半也是由于前面说到的那种“谅解”。至于有些人盯住大师的到处设帐开讲挑毛病，我看主要是出于对大师“诲人不倦”的姿态心存抵触——你越逞能，我越是要指出你的不足，至少让你在数银子的时候，心里有那么点不爽。语云：“三代之下，士之患在好为人师。”信哉斯言！为了区区虚名薄利，误人误己，殊为不值。
我现在拿“大师”来说事，也并非存心对他们不恭，事实上，我对错别字一类现象向来是主张宽容的。当“中国第一名嘴”把夏丏尊读作夏丐尊而招致一片指责时，我就说过汉字读音不必过于较真的话，因为通过汉文字进行的交流根本可以不考虑语音的因素，再说能完全不念错字的人，有吗？上面我之所以举出这些现象只是为了证明全民族语文水平的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大师尚且如此，遑论众生），这事实后面的原因则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在方向、格局、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有问题，而且问题由来已久。
语文，把语言和文字说合在一起了，实际上，这二者从来都是有距离的。按理说，语言是文字的源泉，文字是语言的载体，两者不可分割，但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文字从诞生之日起，就和语言脱节，随着历史的脚步，双方会出现相互排斥又相互迎合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却依然是两股平行轨道上的车。中国的情况尤其如此。汉语一共才四百多个音节，单音词多，往往一音一字，一字一词，因而它的同音词（字）特多。这就决定了它由于辨义的困难而不大可能向拼音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发育成一种最完美的象形文字。汉字虽然也形成了大量形声字（由此还带来一个读白字的隐患），但它终归是靠字形来区分读音和词义的，不可能如拼音文字一般闻声而知义，也不可能随着语言的发展组合成那么多读音各异的词汇，加之，由于早期书写工具带来的限制，精练和准确就是它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无法确定上古时期语言和文字脱节到什么程度，但到了中古时期，书面和口头表达的差异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有识之士如欧阳修在主编《新唐书》的时候，就提出过要用口语来丰富文言的主张，他举例说：“迅雷不及掩耳”这话说得多好，难道一定要改成“震霆无暇塞聪”吗？然而，补充也罢，丰富也罢，并未能影响大局，千年以来，书面语言（文言）基本没有变化，口语的改变肯定明显得多，但两者却也相安无事。口语一般不会直接记录为文字，需要成文时，就必然变为文言，而这个过程只有依靠读书人才得以完成。于是，文言在文人的薪火相传中维系；口语在下层民众中的生存中延续。文人的口语多向文言接近，如果和“引车卖浆者流”说话相去无几，则难免遭人讪笑；同样，下层民众口头交流有偶用文言者，亦必被人讥为“穷转”。
南宋以后，因为市民阶层的兴起，带来了适应娱乐需求的俗文化的繁荣，戏曲、说部的创作势头越来越旺，开始的杂剧和笔记体小说还是文言为主的，后来变化为文白夹杂，最后竟发展到白话为主了。随着印刷术的进步，这些作品得以扩散和流传，构成了一种文字和口语趋于一致的新的文化现象，即所谓白话文。过去几百年间，白话文固然产生过一些优秀甚至伟大的作品，但它却并未在主流文化中取得过应有的地位，因为庙堂不承认它，而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政治的附庸，于是教育也排斥它，幸好还有市场给它兜着底，使它总算能够生存。提高和发展就很难说了，尽管有一部《红楼梦》，究竟在世界范围内比较起来，也未见得怎样给文明大国长脸，但是，以文言文体写作的散文，却无论如何都堪称居于人类文化第一流的位置。文言文叙事确实有一定的局限性（至少不是它的强项），所以，林琴南翻译的小说始终成不了大气候，“一夕，纽约某小屋中，一老者倚窗而眺曰……”——实在是很难体味其中的文学美感了；但在说理和抒情方面，文言文却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政论或哲理之类且不说，诗歌和散文创作中所营造的许多独特意境，白话文也是很难超越的。独特的意境和文字的简练精确相辅相成，再加上平仄的协调，自然易于成诵，于是，古往今来便有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名句。白话文的杂剧、小说中，精彩的对白之类当然也有，但其艺术影响力，显然就相形见绌了。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逐渐取得了主流话语权，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与世界潮流的格格不入，有些人直接提出，要打倒和铲除旧文化，首先就要向它的重要载体——文言文痛下杀手。《新青年》杂志是这场文化革命运动的思想库和司令部。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钱玄同和刘半农还自导自演了一幕双簧剧，钱氏以王敬轩的假名发文向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新青年》发难，刘氏则以答王敬轩为题痛斥为文言文张目者的误国误民。一时沸沸扬扬，十分热闹。——这有点类似时下自我炒作的广告手法，因为密切关系着时代的风云际会，其社会意义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当时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于共和肇建之际，挟社会改革的风云，来势十分迅猛，其中尤以白话文在与文言文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最为耀眼，占据了几千年主流地位的文言，竟然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抗，不过几年工夫就全面溃败。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统一小学教材，其低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便已是清一色的白话文天下了（其后一年多，中、高年级教材也悉数以白话文为主体）。从此，“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子曰：‘学而时习之……’”等退出了大众启蒙教育的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游戏真有趣”。不可小看了这个“来来来”，它标志着此后九十年间我国语文教育新阶段、新体制的开始。白话文在教育阵地所取得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传统文化在不断败退中所受到的最为沉重的一击。教育这一条传送带的断裂，宣告了现实生活和传统观念的分道扬镳，两者从此渐行渐远，再也无从弥合。
在白话文的胜利中最功不可没的人当首推胡适。他从1915年起就大力鼓吹白话文，并且身体力行，创作白话诗，还推出了一本颇有影响的《尝试集》。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被公认为白话文挑战文言文主流地位的檄文和动员令。中国的白话文诗文创作（新文学）也由此才真正揭开了序幕。新旧两军对垒，战事却并无跌宕起伏，高潮很快到来，胜负大局已定。鲁迅在1925年便发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慨叹，不过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虽然产生了分化，白话文的胜利却已是无可动摇。由于胡适是领军人物，当年经受的反对、攻击和嘲弄确实不少。被旧式人物如林纾在小说里丑化、矮化并送上一顿暴打，倒还是情理中事，令人尴尬的是对抗最烈、纠缠最久者却是自己的同窗好友梅光迪和稍后留美的胡先骕和吴宓。梅光迪从1915年起就反对胡适的主张，尽管胡适的《尝试集》里有些诗是以他为缘起的（如《两只蝴蝶》等），但他不仅不领情，反而对《尝试集》大加批评和嘲讽。1921年，以上述三人为核心创办了《学衡》杂志，一直办到1933年，自始至终和白话文对着干。《学衡》只发文言文章，专挑白话诗文的毛病，《尝试集》和《文学改良刍议》自然不免成为靶子。好在主持编务的胡先骕是个自然科学家，于文艺也是不甚了了，以致他审发的文稿常有水平线以下者，招致嘲骂，加之“形势比人强”，文言文大势已去，《学衡》又如何能成得了气候，最后无疾而终，反而衬托了胡适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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