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从与李泽厚的聚谈说开去
作者:刘绪源
在上海期间,李先生讲得比较多的,还是他近十几年来所集中思考的“历史本体论”和“乐感文化”等。在他离去后,我重新捧读他的《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却有了一点异样的发现。此书中多次写到,海德格尔的“未知死,焉知生”与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正可形成一个对照——
依据Heidegger,只有排除“活在世上”“与他人共在”而专注于“前行到那无可避免的死亡”而敞开的多种可能性中的自觉选择和自我决断,才有真正的在……面向死亡的个体情感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这种“未知死焉知生”的死亡哲学,给予人的并不是怯懦、消极或悲观,而是勇敢、悲情、奋发、冲力……Heidegger的“未知死焉知生”的反理性哲学,正是以极度抽象的理性凝聚鄙弃日常生活和生存以制造激情的崇高,从而也使这种感情可以引向某种深沉的狂热。
……恰好相反,“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的是,以普通日常生活为本根实在,以细致、丰富、多样的人世冷暖为“本真本己”,以“活在世上”的个体与他人的你、我、他(她)的“共在”关系,来代替个体与Being(刘注:在,存在)或上帝的单向却孤独的“圣洁”关系。“未知生焉知死”将“神圣”建立在这个平凡、世俗、具体的现实生活之中。这就是“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就是“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明张岱书信),就在此平凡世俗中去窥探生存的本体、存在的奥秘……我曾一再征引纳兰性德“当时只道是寻常”:你的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种种滋味,其实并不寻常。一部《红楼梦》之所以为中国人百读不厌,也就因为它让你在那些极端琐细的衣食住行和人情世故中,在种种交往活动、人际关系、人情冷暖中,去感受那人生的哀痛、悲伤和爱恋,去领略、享受和理解人生,它可以是一点也不寻常。
我之所以抄引这么多,一是因为这些话确实说得好,将孔子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作这种旗帜鲜明的对比,至少在我真是茅塞顿开;第二则是因为由此想到了周作人。周作人曾经说过,他不喜欢一切激动的形态,并认为人在激动时,那表情也是丑陋的。“我的理想只是那么平常而真实的人生,凡是热狂的与虚华的,无论善或是恶,皆为我所不喜欢……”(《书房一角》原序)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与海德格尔的相去甚远,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还有张爱玲,与“不知生焉知死”的哲学,却又离得那样近,仿佛日常的一举一动,都早已融合在这哲学里了。而李泽厚先生所说的“乐感文化”,正是以这样一种“乐生”的哲学为内核的。于是我想到,如要进一步论述中国人的“乐感文化”,尤其是这一文化在精英层的体现,那么,为李先生所不喜的周作人和张爱玲,也许恰恰可以成为最好的例证。
在说“乐感文化”时,李先生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得道的人在上天之际,所能想到的未来的神仙生活,还是离不开自家的鸡和犬,可见俗世的日常岁月,在他心目中几乎占据了永不可动摇的位置。张爱玲和周作人也是这样的,不管他们的文章如何雅,却总也离不开一种与生俱来的俗世情怀。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把握这两位颇具天才的作家的艺术风格和趣味特征,也才能真正读懂他们的一些看似清浅平实,其实内涵丰饶的文章。
先来说张爱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爱玲曾悄悄来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接待她的年轻作家王祯和在二十五年后追忆过这段往事。他们在台北国际戏院对面的餐厅用饭时,张爱玲对隔开几桌的七八个妇女很感兴趣,轻轻地对王祯和说:她们大概是小学老师。王顿觉她的推断有理,因她们穿着朴素却又相当活泼。他带她游花莲市,她对街上陋巷酒家里的各色人物都充满兴趣。在风化区后面花莲最古老的城隍庙,她望着四根庙柱上的对联看了半天,然后很欢喜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意思了。”在花冈山看阿美族丰年祭,她看得顶认真。有舞蹈家上来递名片、谈天,说这些舞不好,如果给他编的话,可以更好。张爱玲私底下对王祯和说:“山地舞,要他来编干什么?”去花莲旅行时,王祯和奉白先勇之命带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文学》杂志送她,张爱玲说自己行李多,她沿途看完了就还他。于是,在他那开杂货店的家里,张爱玲捧着木瓜,一边用小汤匙挖着吃,一边看《现代文学》,那悠闲自在的样子,二十多年来,一直为王祯和所清晰记得……
我觉得这些回忆真切极了。只要认真读过张的作品,就不难想像,她对俗世的一切,会有怎样浓厚的兴趣。对此,王安忆的分析也许更进一步。她在《世俗的张爱玲》一文中写道:“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气腾腾的人气,她是喜欢的。”然而,她对现实生活的爱好,却正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就在这篇散文里,张爱玲在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后,忽然总括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王安忆随后的总结相当精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为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她认为,张爱玲是“如此贪婪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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